还有一次我去浦东的一家商厦顶楼的美食街用餐，见一种砂钵粉丝不错，就要了一客。买筹的时候，服务员说，砂钵要另收10元钱的押金。我闻所未闻，就问为什么，难道怕我吃完了粉丝意犹未尽顺便连砂钵也一起吃了不成？服务员说，因为美食街大，又是多家入场经营，怕各家的餐具搞混了。我当时饥肠辘辘，便懒得跟她理论，心想对她这里不满意，下次绝不再上她的门就是，这一回大不了义务替她看住这个砂钵。等我风卷残云将那份粉丝消灭干净，拿了押金牌子去退那10元钱的押金时，服务员又说，要将砂钵送回到柜台上，押金才能退还。我这才知道，为吃这一份粉丝，我不仅要替她看管好砂钵，还要帮她收拾碗筷。真不知这粉丝是花钱买来的，还是打工赚来的。
都知道上海人有体面，讲情调，但有些地方又似乎跟这种传统很不谐调，比如夏日里，在街道上、超市里，甚至公交车上，总能看到穿着睡衣的男人和女人。我现在住的房子装修完工的时候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朋友建议我去请一个钟点工，还说要请就请上海人，虽然比请外地人多花几块钱，但上海人细致认真。他说他家里请的那位就不错，做事“老清爽”。我说那就不要再去别处找了，就请你家的那位来做几个钟吧。隔天朋友介绍的那位钟点工真的来了，不过她为了能快些完工，还带来了她的一个姐妹。我看那位钟点工年龄也就四十岁左右，而她带来的同伴似乎比她还要小个几岁，但那天她们俩人来做事的时候，都是穿着一身的睡衣睡裤，令我诧异万分，我真想问问她们，你俩是来做事的还是来睡觉的？
向东听到这里哈哈大笑。
我没有笑，而是认真地说，我说这些丝毫没有嘲笑上海的意思。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她的生机与活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在心理上还是很难融入到上海人当中去。按说城市和人是密不可分的，爱屋就会及乌，但我却总是要陷入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与对她的某些市民习气心存隔阂这样一对矛盾当中……
向东听我说到这里，也渐渐地忍住了笑，说：“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跟上海人如此格格不入，你母亲又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待在上海？”
我说，为什么？还能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向东说，为了孩子，一个多么堂皇的说法！问题是我们有时并不真正地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为孩子。
六
大头是在他的父亲小马被警察抓走后的第十天离家出走的，这个日子开始不很确切，邻居们没怎么在意，因为这种事发生在马家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后来由于一个姓林的邻居坚持，这个日子才勉强得以确认。林姓邻居说那一天她家里丢了一条狗，这条狗平时老爱跟大头在一起玩，所以林女士找不到狗就来找大头，结果发现大头家里房门洞开，而大头却并不在家。尽管林女士知道大头的家里早在小马被警察抓走以前就已经是家徒四壁，但那天她看到的情景还是让她大吃了一惊：空旷的房间当中只有一张床和发黑的被褥，地上到处都是空酒瓶和扑克牌，靠墙角上有一只装米的坛子，从里面发出一阵阵的恶臭。第二天林女士为了找狗又再次来到大头家，见到的仍然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的景象，联想到前些天小马被警察带走的情况，就猜想大头有可能是出走了。
从后来向东了解到的情况看，大头的这位邻居猜的一点都不错，大头的确是那天离开家的。
那天下午大头先是去了大伯家，在那里跟小可哥哥玩了一会，突然婶婶回来了，一把将小可拉到里屋去了，大头一下子站在那里非常尴尬非常无助，就听婶婶在里屋骂道：“叫你放学回来就自己做作业，你又跟他玩，你也想跟他一样不上学吗？他将来做叫花子，你也做叫花子吗？”后来婶婶气冲冲地从里屋出来，对大头说道：“你好大的胆子，偷钱都偷到我这里来了！”大头说：“我没偷你的钱……”一句话没说完，婶婶就一巴掌打过来了，打得大头眼睛直冒金星。正好大马从外面进来，看见大头在挨打，就赶快过来，一把拦住老婆：“他有什么错你吓唬吓唬他就行了，怎么好动手打他呢？”老婆说：“他是从小吓大的，还怕我吓唬吗？我打他怎么啦，我打他是为他好，他这么小就敢偷我们家里的零钱，将来长大了还不得像他爸爸那样到牢里去吃磕斗子饭吗！”大马不敢再多说老婆的不是，因为他不能确定大头究竟偷没偷家里的钱，就像他不能确定大头到底偷没偷邻居的自行车。前两天一个邻居家里丢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大头跟人家说他知道自行车的下落。邻居说你知道那你快告诉我呀。大头说：“你给我买吃的，我就告诉你。”邻居只好答应给他买面包，可大头说：“这两天天天吃面包，我想吃包子。”邻居摇摇头，就给他买来几个包子。大头把包子吃完，在身上擦擦手，又说：“你给我买了吃的，但是我不知道自行车在哪，所以我还是不能告诉你，等我知道了，我再告诉你。”邻居受了捉弄，气得来找大马告状，并咬定自行车就是大头偷的。大马只好跟人家赔礼道歉，说大头骗你给他买吃的是不对，但你也不能据此就断定他偷了你的自行车。
大头挨了婶婶的打，并不哭，只是一个劲地争辩：“我没偷没偷就是没偷。”并转身就往外跑，大马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大马的老婆说：“让他去，有本事就自己一个人独立，不要我们管才好呢！”大马说：“他还那么小，你叫他怎么独立？”
小马被抓走以后，大马为大头的事非常为难。按说，大头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他理应担负起监护的责任。但是老婆不是盏省油的灯，明显地容不下这个侄儿。况且这个侄儿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浪荡惯了，也的确难以管教，弄得不好，还真的像老婆说的那样反让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坏了。把他送到少管所去吧，又担心人家不收，就是那边答应收，大马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怕大头将来大了要怪他一辈子。老婆把大头打跑了，大马心里总是有些歉疚，晚上就买了一份快餐来看大头，跟大头说过两天还是要去学校上学，你不愿意去大伯家，大伯就来看你，饭我会给你送过来，你也要慢慢地学着自己做。待会你把那个坛子洗出来，我明天就给你买点米来。大马说完就让大头快点吃饭，又给了他二十块钱就走了。
小马被抓走的时候，家里那个坛子里的米本来就所剩无几，所以没过两天就空空如也了，大头就用它来放吃的。小马刚被抓走那会儿，邻居们看大头可怜，就纷纷来给大头做饭，或者给大头送吃的，大头不管得了什么吃的，一时吃不完，就都放在那只坛子里面。日子久了，坛子里的渣滓越积越多，在里面腐烂发酵，发出一股异味。不能再放吃的了，大头就对着里面撒尿。那坛子的高度正好够到大头的胯部，大头的尿柱从坛子口射进去正好有一点难度，大头尿了一次觉得很有趣，以后就一直对着里面尿尿。那天大头吃完了盒饭，没有按大伯的要求去收拾那只坛子，那坛子现在太沉了，即使大头愿意去收拾，他都未必搬得动。大头将快餐盒扔进坛子里，又对着里面撒了一泡尿，大头看见那尿已经快要溢出来了，就找来一块瓷砖盖在上面。这天晚上，大头一脚踏在这个坛子上，再跨上窗台，然后越窗而去……
七
南湖小学与我家只隔着一条街的距离，以前女儿从家里走着去上学，也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不过现在这条街因为拥挤而仿佛变长了。两年前这里当街架起了一座长棚，变成了再就业一条街。我带着女儿从这条街上走过，女儿手里拿着一个刚刚买的南瓜饼，一边走，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间一间的摊档从我们的身旁闪过，这些摊档做着各种生意，有卖水果的，有卖熟食早点的，有维修小家电的，还有做服装加工和出租VCD的。这些摊档自然不乏假冒伪劣的东西，但方便是真方便，几乎囊括了一个家庭所有的需求，所有的疑难。有一个专卖家常菜的摊档，既卖成品半成品，也做来料加工，甚至还上门帮人去做。我每次从这条街上走过，都仿佛嗅到一股浓烈的生活气息，那气息悠长而凝重，一如生活本身，艰辛而又充满希望。
女儿吃完了南瓜饼，又看中了一种辣味的熏鱼。人的味觉习惯真的很奇怪，想不到女儿小小的年纪，对家乡的风味小吃也会如此迷恋。
给女儿买过了熏鱼，我问女儿：“你还记得柳老师吗？你转学的时候她还送你一个笔记本来着？”
“当然记得。”
“那么以前的那些同学呢？”
女儿说，“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了。”
“你记得的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个大脑袋的男生，姓马的。”
“我们班上好像没有姓马的。”
“那别的班上有没有呢？”
“别的班我不知道。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说，这个姓马的大脑袋男生在你转学去上海的时候辍学了，如果他还在的话，说不定他今天也要来和夏欢一起座谈呢？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
我说，那太不一样了！
说着话就到了南湖小学。学校很简陋，两栋教学楼，中间夹着一块水泥操场，跟女儿在浦东的学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干净整洁，不失文明小学的风范。
我带女儿先去了年级办公室，找到女儿以前的班主任柳老师，柳老师还认得我们，见了我们非常热情，直说女儿长高了，像个上海小姑娘。又问了女儿的学习情况，上什么课本，成绩怎么样。然后说：“进度明显慢了，但好像要全面一点。不过我们也在减负，也在抓素质教育。”由此很自然地就说到夏欢来校和同学们座谈的事。我提出是否可以去座谈会上看看。柳老师说，这个座谈会本来就是开放式的，欢迎家长带孩子来参加，你有兴趣，我带你们去看看就是。
我和女儿随柳老师来到东面教学楼三楼的一个教室，只见教室门口的走廊里围着许多家长和孩子，有一些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里面张望。柳老师说，今天来的家长很多，看来你们进不去了。我连忙说，柳老师你有事就忙你的去，我们就在教室外面听听。柳老师笑笑说，也只能这样了，说着又摸了摸女儿的头，说，秦盈盈，再见。女儿也赶紧答道：“柳老师再见。”
柳老师走后，我向前挤了挤，也和别的家长那样踮着脚朝里面望，但隔着几层的人，而且前面的人头还不断地晃动，所以看到的只是一些散乱的画面：教室里的桌椅都挪到了四周，中间留出来一块空地，一个学生在表演什么节目——却没有见到夏欢。我问旁边的一位家长：
“这是夏欢的座谈会吗？好像在表演节目嘛。”那位家长说：“座谈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联欢。北京来的同学已经唱了两首歌下去换服装了，据说一会儿她还要跳新疆舞。”最感兴趣的座谈会没赶上，我不禁有些失望，就对女儿抱怨说：“说了要早一点来，怎么样，错过了吧。”女儿一脸的无所谓：“错过了也就错过了，这又不是看什么精彩演出。”我从人堆里退了出来，站到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正好听得两个家长的对话：“哎，刚才的座谈会你听到了吗？谈些什么？”“吵吵嚷嚷的，我也没听清楚。反正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那个北京女孩一个人在说——她是真能说呀，根本不像一个孩子。”
这时候教室里面传来一阵新疆舞的音乐，还有拍击手鼓的声音。只听得那手鼓的节奏越来越快，随后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围在窗户上看的人纷纷缩回脖子——座谈和联欢结束了，但是却迟迟不见夏欢出来。
我对女儿说，现在窗口的人不多了，你过去看看里面在干什么，怎么还不出来呢？女儿过去看了一下，回来说：“都围着一个穿新疆服装的女孩签名呢。”我说，“要不你也过去让她给你签个名。”女儿不屑地说：“我才不要她签名呢，她又不是什么明星，就算是明星，也要看是不是我喜欢的明星。”
我觉得女儿的这种态度值得称赞，就不失时机地夸了女儿，同时也没忘了把自己捎上：“有志气，像爸爸的女儿。不过，签字没必要，过去跟她聊几句还是可以的，平时爸爸批评你不爱说话，不愿意和人交往，你还不服气，怎么样，敢不敢过去跟她对话？”
女儿正在犹豫间，教室的门却开了，一群家长和孩子簇拥着夏欢出来了，等在外面的孩子见了就又呼啦一下围了上去，也想让她签名，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不太对头：夏欢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对围上来的崇拜者根本不搭理。人们正在诧异怎么这么个孩子也学会了耍明星脾气，说翻脸就翻脸？后来才知道是错怪了她，她气鼓鼓的不是在耍什么大牌脾气而是因为遇到了一件对她来来说非常实际的麻烦事：她刚才跳舞的时候，将换下的外衣放在地上，由于人太多，不知道谁把一只墨汁瓶子给踢翻了，墨汁流淌开来，把她的外衣弄脏了。而这套外衣是她这次出门带来的最后一套外衣，她没得换了。敏感的记者抓住了这个花絮，追着她问：“你平时在家里会洗衣服吗？”
夏欢尽管因为生气不愿意给小朋友签名，但对记者还是有问必答的：“当然会啦。”“那你这次外出换下的外衣为什么不洗？”“没有洗衣机，你叫我怎么洗？”“那你经常出来远行，洗衣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多带点衣服出来，然后将换下的再带回家里去洗呀。”夏欢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脸的不以为然，仿佛没想到记者竟然会提这种问题。可一旁的家长们听到这里却乐了，觉得她毕竟是个孩子，跟自家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大家笑着散开了。但记者们的热情似乎并不这么容易减退，因为他们在第二天见报的专访里对夏欢仍然是宠爱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