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社的记忆全都来自那个夏天。那个夏天其实是由若干个夏天拼装而成，但在我的记忆当中它却是一个整体，其间没有春天的过渡以及冬天的期待。
初夏的日子里，父亲结束了下放劳动的梦幻生涯，回到了城里，被安排在公社工作，同时也把家临时安在了公社楼顶上的一间小屋里。
公社其实就是今天的街道办事处，这样的一个称呼，今天听来已经感觉得有些怪模怪样了，但当年却是那样地时髦和亲切，在我的记忆里，公社就是快乐的代名词，尽管这快乐之中，也有些许的迷惘。前些日子我在一个街心公园里散步，十分意外地遇见了现在已经八十多岁的赵婆婆，赵婆婆那时候在居民上负责看管一处水亭，那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老人家大半辈子的荣耀都与那个水亭息息相关，她与公社的联系也缘于这个水亭。我问老人家是否还认识我，老人说，怎么不认识，你老子是公社里的，我还去过你们家呢。公社的同志实在好，可你家住的房子真不怎么样，像鸽子笼，还不如我的那个水亭子宽敞呢。那天赵婆婆拉着我说了半天的话，说的全是公社里的事，当然还有她的那个跟公社密不可分的水亭，可见对公社记忆犹新的还大有人在。
公社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面的院子较为宽敞，麻脸的公社主任要跟社员们训个话，或者要集合队伍去广场上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一般都安排在那里进行。从挂着“胜利街人民公社”的牌子的大门口进去，穿过门厅，推开一扇油漆斑驳的双开门，就进入了后院。后院相对来说要逼窄许多，也不为外人所知，那里是家属们的乐园。后院的右边是厕所和茶水房。左边靠墙是一排水池，装有四个水龙头，却只有三个能出水。左边走到底便是那个常常惹是生非的洗澡间。似乎是为了和外面的水龙头配套，洗澡间里也装了三个淋浴莲蓬头，它们和右边厕所里的蹲坑一样，都是男女共用。所谓男女共用当然是指男女轮换着用，而不是男女同时用。不过男女同用的情况也不是绝对没有，只是非常之少。据我所知，除了麻脸主任，另外一个能享有男女同浴这一殊荣的人就是我。
那个夏天里最隆重而又最平凡的事便是洗澡。说隆重是因为那时候用水不易，而说平凡则是因为它每天必需。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发生在那个夏天里的所有跟洗澡有关的事件及其细枝末节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父亲到公社上班后处理的第一件事也是由洗澡引发的争端。我不知道今天赵婆婆所说的“公社的同志实在好”这句话里面的“同志”是否也包括我的父亲，如果竟然也包括的话，那她老人家真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其实她老人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父亲真的做得是一点也不好。
那天赵婆婆来的时候父亲刚刚下班回家，脱去了一身的棉绸衣衫，父亲就像往常一样穿着背心裤衩坐在天台上的躺椅上等着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却不会想到要给正在厨房里忙活的母亲搭把手，用母亲的话来说，父亲这叫“伸手吃饭缩手放碗”。这时候赵婆婆领着一个光着膀子、头上扎着绷带的青年人一起来找父亲。
赵婆婆见了父亲迎面就说，你就是新来的秦同志吧，不得了啦，有人要掀掉我们的水亭了，你快去看看吧！
母亲给赵婆婆和同来的小伙子各倒了一杯水，要他们不要着急慢慢说。
小伙子于是说道，有人要在水亭边洗澡，大家都等着挑水，就说了他几句，要他挑回家里去洗。可他说，我排了队，洗澡我用了多少水，就给多少水牌，你们管得着吗？大家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洗。可他也不能把肥皂水溅到我的水桶里来呀，我好不容易才装了这一担水，被他弄脏了当然不肯，我要他赔，他非但不赔还打人，一扁担把我的头都给打破了。赵婆婆过来劝架，他就说赵婆婆拖歪跤，还说要把赵婆婆的水亭都掀翻了去。
赵婆婆和小伙子说完了情况，然后都定定地望着我的父亲，期待着父亲能做出义愤的表示并替他们主持公道。没想到父亲冷冷地说，你们看我都下班了，再说打架的事，你们应该去派出所呀。
父亲的态度令赵婆婆非常生气，她不客气地说，你这位同志怎么这样落后呢，以前管我们的黄同志每次都是随叫随到，从来不分上班还是下班。也从不推我们去派出所，派出所和公社不是一家吗？
父亲被赵婆婆说得无言以对，只得老大不情愿地穿上衣服跟着她去了。
那天晚上父亲直到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又莫名其妙地跟母亲吵了一架。那时候我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家里无论来一个什么人都会莫名地兴奋，见来的是一个快人快语的老太太还外带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小伙子就更是觉得来劲。但是父亲那种冷冰冰的态度却叫我非常失望，所以在他和母亲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假思索地在心里将立场站在了母亲一边。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对人家赵婆婆那么冷淡，我尤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母亲吵架，而且态度还那么凶。
“老子要写会写要哇会哇，哪是跟婆婆妈妈打交道的材料！”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一觉醒来，听到父亲还在那里骂骂咧咧，那意思好像是对麻脸主任大为不满。
就听得母亲说，你刚上来，要注意影响。有些事能忍就忍了，就算是跟婆婆妈妈打交道，也总比在农村跟泥巴打交道要强吧。
父亲说，什么影响，我才不在乎，不要老子，又让我下放去好了！
母亲说，你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说话一点谱都没有？你以为你还是单身一人呢？
说上来就上来说下去又下去，你这样折腾，我们娘仨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母亲就伤心地哭了起来。也只是到了这时，父亲才偃旗息鼓不再嘴硬。但父亲仍然不睡下来，而是坐在床上抽烟，红红的烟头一明一灭，像萤火虫。
父亲不跟母亲吵了，可心里的气并没有顺，还是三番五次地去找麻脸主任，闹着要换工作。那些天，父亲在家里翻来覆去老是这句话：老子哪是跟婆婆妈妈打交道的材料！
母亲有时候就回敬他：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材料？
不管什么材料，反正我不去管居委会。
不管居委会，你想管什么？难道让你去管工业？你也不想想，工业口是公社里的一块肥肉呢，历来都是主任亲自兼管，多少人费尽心机都不能如愿，怎么会轮到你？
父亲大概自己也觉得管工业不现实，就说，不管工业，抓宣传也行呀。我听说现在抓宣传的小周，连正式的干部编制都没有，凭什么让她抓宣传？
母亲说，就是没有干部编制，也是人家先来，你后到。没有编制，说不定人家有背景呢？再说人家一个年青姑娘，能歌善舞的，抓宣传有什么不合适。前不久区里搞样板戏汇演，人家不就把奖状拿回来了吗？让你这么一个半大老头去，能拿到奖吗？
父亲说，拿那个三等奖是卫生院的李铁梅演得好，又不是她小周的功劳。何况抓宣传也不光就是搞文艺汇演，还有其他的工作嘛。你让她来跟我刷两条标语试试？父亲似乎是想到光会刷标语也不够资格抓宣传，就又说，就是不让我抓宣传，至少也要分几个先进一点的居委会让我管吧。
母亲说，先进的居委会也是从后进的转变过来的，人家做的工作就该记在人家的功劳簿上，你凭什么去摘桃子？有能耐你把自己管的这几个居委会也给搞先进了那才叫能耐。
父亲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就消极怠工泡病号，三天两头不上班。麻脸主任找父亲个别也谈过，大会小会上也点过，父亲就是不理这个茬，麻脸主任没有办法，只好由着父亲去。父亲碍着住着公社的房子，又有母亲整天在家里连劝带吓唬，所以也不再跟麻脸主任闹，却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一直在伺机而动，这机会后来在我的协助下还真让他等到了。
父亲消极怠工，还经常找麻脸主任的别扭，这可急坏了母亲，就总是在家里劝父亲，并且没少为这事跟父亲吵架。母亲显然对父亲能够回城，并且把家安在公社里非常知足，所以尽管她那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毫无怨言。她总是说，住在公社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挑水，否则她更不知道会忙成什么样子。母亲说的的确是事实。那时候我们那一片的居民都是挑水吃，一毛钱12担，在居民代表那里买了水牌，凭水牌到水亭去挑水。挑水不仅要花力气，更主要的是要花时间排队。用水高峰的时候，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像小孩子撒尿，装一桶水能把人急死。这样的情形下，不用挑水，不用花钱买水牌，岂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既然是便宜，自然就不该由我们一家人独占。那些不在公社里住的干部家属，理所当然地也都大老远地跑到公社里来洗澡洗衣服甚至洗菜。于是公社的那个洗澡间在整个夏天里，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就不得空闲，哗哗的水声一直要响到半夜才能停下来。由于洗澡的人太多，难免会吵吵嚷嚷，也难免会引发一些争执，但这里毕竟是机关，不是公共澡堂，后来为了加强管理，麻脸主任就宣布了几点规定，第一条是机关干部不得在上班时间洗澡；第二条，家属洗澡不能早于下午四点，并且一律从后门进出，不得大声喧哗，不得赤膊短裤跑到门厅里来，更不得进办公室；第三条，不得在洗澡间里洗衣服，衣服一律拿到外面的水池里来洗。由于后来发生了外人跑进来偷看女人洗澡的事件，所以在三条之外又增加了一条：无论什么人，一律不许带邻居亲友来公社洗澡。
这些规定颁布以后，外人来公社洗澡的现象基本上杜绝了，但是在浴室里洗衣服的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带头违反这一禁令的就是麻脸主任的老婆。因为享有与女人同浴的特权，曾无数次地瞻仰过麻脸主任的老婆洗澡（顺便说一下，主任老婆的身材非常矮小，简直比她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高不了多少，但是脱光了衣服，她身上的东西竟然也是应有尽有，跟其他的女人无异，该高高隆起的地方高高隆起，该乌黑一团的地方乌黑一团），我对主任老婆总是要赤裸着身子先洗完了全家人的衣服才洗澡的不良习惯了如指掌，是她违反禁令的最有力的人证。主任老婆不仅带头违反社规，还常常独占浴室，一有机会就把主任叫进去洗鸳鸯浴。他们洗鸳鸯浴的时候遇到外面有人要进来，如果叫门的是女人，主任老婆就让主任答应，如果是男人叫门，她就自己答应。总之是变着法子不让别人进来。当然她这么做倒不是说她如何懂得风月，而纯粹是为了方便她洗衣服。
父亲返城以后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仲夏时节，那就是我们一群孩子快乐的顶峰。
每年的建军节前夕，公社都要举行拥军优属茶话会，于是公社早早地就鲜鲜亮亮地被装扮起来，里里外外都张贴了父亲写的标语（父亲虽然还是管着赵婆婆所在的那个居委会，但他的那一手漂亮的排笔字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赏识），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我们那些孩子大都不认识那些标语，认得几个字的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什么是“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只认得各色的吃食。那几天的公社，门厅里会议室里，甚至各间办公室里到处都堆着硕大的西瓜，更有花生瓜子糖果糕点和那种炸得金黄的、沾满了芝麻和糖汁的兰花片。除了我这样在公社里常住的，别家的孩子也会在那几天有事没事地往公社里跑，只要来了，一般都能得到几颗糖果、一撮瓜子、一把花生、或者是一片西瓜。然后他们就被赶到后院去，在那里将手里的吃食囫囵吞下。我因为就住在公社里，得到这些吃食的机会就比别家的孩子多得多，吃起来也从容得多。另一个和我一样能吃得多而从容的孩子是麻脸主任的女儿兰兰。因为仗着是主任的女儿，所以就是不过节，兰兰也常常会来公社玩，有时就吃住在她那麻脸爸爸的办公室里。那间办公室有宽大的办公桌和永远在悠悠地转着的老式吊扇，使那间办公室显得格外地阴凉。
建军节前后的那几天我不知道要吃下去多少西瓜，以至于每天拉出来的屎除了红红的瓜瓤，别无他物。因为那时候吃西瓜吃得太多了，到现在我都不怎么爱吃西瓜。我不爱吃西瓜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也很难见到像以前那么好的西瓜，有时候在超市里遇上了，看着鲜鲜亮亮周周正正的，忍不住买几个回去，结果打开来一看，不是不熟就是倒瓤，再要不就是籽多得令舌头理不过来，吃这样的西瓜当然是麻烦多于享受。类似的话，好像有个叫陈村的作家也在他的某篇短文里说过，但他是以瓜喻人，而我纯粹是说瓜。尽管在那个公社的夏天里我不仅吃了无数的瓜，也阅了无数的人，但我还是没有在瓜和人之间找到什么内在的联系。
说到阅人无数这就说到了我的烦恼。
那个夏天是快乐的，但快乐之中也有烦恼，那时我最大的烦恼就是不管我有没有兴趣或者愿意不愿意，我每天都必须和女人们一起洗澡，瞻仰女人们的高高隆起和乌黑一团。
那时候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远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聪明而早熟，那时的孩子读书也晚，一般要等到八岁才报名上学，所以五六岁的孩子在大人的眼里还没有性别。母亲下班后，要择菜做饭，拖地抹席，还要洗一大堆的衣服，所以我洗澡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只要洗澡间里轮着了女的洗澡，母亲就会把我拉到里面去，从头到脚给我洗干净了，胡乱穿上一条裤衩，有时连裤衩也不给我穿，赤条条湿漉漉地就把我从门缝里塞出来，然后母亲自己接着在里面洗衣服洗澡。
应该说烦恼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初次与女人同室而浴，没有性别（但是有记忆）的我也一样地心动过速目不暇接，女人们的婀娜多姿和白净丰腴，也一样地令我心旷神怡美不胜收——女人的审美属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正如西瓜吃多了不甜，兰花片嚼多了不香，高高隆起和乌黑一团也一样，看多了难免也会索然无味，甚至心生厌烦。我不喜欢跟女人们一起洗澡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些婶婶大妈们老爱跟我开玩笑，她们每回见了我总是要说，咦，怎么这里还有一个带把的？有的说着还会伸手过来捏捏我的小鸡鸡。不过玩笑归玩笑，大妈大婶们却并不回避我什么，该脱到什么程度就脱到什么程度，该洗什么部位照样洗什么部位。倒是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兰兰假正经，有一天她突然伸出小手在脸上刮着，说我羞羞脸，并且紧紧地拽住自己的小裤衩死活不让她妈妈往下脱，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好像是我在逼着她脱裤子似的。我母亲也被弄得十分尴尬，忙打圆场说，哟，我们兰兰长大了，懂得害羞了嘛，好了好了，我们这就洗完了。说着连肥皂也没给我擦，草草地给我冲了一桶水，就把我光着屁股给塞出来了。
其实以前我曾无数次地跟兰兰同室而浴，一直都相安无事，这一回不知道她是抽的什么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