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是插班生，好像是初二的下学期才转到我们班上来的。她的家住在从我们那座城市擦身而过的那条江的北岸，每天要过桥来校上学，我们男同学就在背后叫她“桥北佬”。那时候我家乡的城市规模还没有开始向一江两岸辐射，市区的概念只局限在老城区的范围，所以“桥北佬”实际上就是乡下佬的别称。她到我们班后就一直和我同桌。我那时候对同桌很挑剔，就像我现在对性伴很宽泛（当然，这句话我在丽春面前省去了，免得伤她的自尊），但是不知是不是老师故意跟我为难，反正我在中学里始终没有遇到一个让我满意的同桌。最后这位同桌尽管人长得娇小文静，但她的“乡下佬”身份仍然使我对她难以满意。我对她的“满意”是在毕业离校的那一刹那。毕业典礼结束后同学们都留在操场上拍毕业照，一排队，她正好站在我的前排，我的目光无意间在她的颈脖子处停了下来，我看见她的后颈窝头发根部那儿一正一反长着两个汗毛旋，我痴痴地盯着那两个汗毛旋，不知怎么忽然就对这位总共没有说过几句话（当时的中学普遍都存在着严格的男女界线）的同桌有些依依不舍起来。毕业照一拍完，同学们就一哄而散，我不仅没有像其他的同学那样跟同桌互赠笔记本，甚至没有来得及跟同桌说一声再见，转眼就各奔东西。后来我就再也没见到过这位同桌，开始还能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些有关她的消息，例如她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里，自然是我理想中的那种国营大厂，却一直做得疙疙瘩瘩不尽如人意，后来她鼓起勇气离开了那家工厂，应聘去了一家合资企业，不料那家合资企业又徒有虚名，同桌非常失望便不辞而别离开了那家公司……再后来我就连这种真伪莫辨的消息也没有听到。也不知道是谁娶了多愁善感的她，谁爱抚爱哭的她，谁把她的头发盘起，谁给她做的嫁衣……
“你的那位同桌后来的经历我来替你补充。”丽春见我良久无语，就说，“离开那家冒牌的合资企业以后，她又去了另一家外资企业，这家企业从注册资金到产品的品牌倒都是真的，只是那个外资老板的血统是假的，这倒没有所谓，相反，她不能想象如果让她到由一个纯种的洋人开办的企业里去打工，她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她在假洋鬼子的公司里留了下来，预备尽心尽力地替假洋鬼子干，可是她后来渐渐地发现，那个假洋鬼子对她怀有明显的歹心，这也仍然没有所谓，因为她绝非是那种传统的女性，如果需要，她觉得并不是不可以跟那个假洋鬼子发生点什么。令她不能容忍的是，那个假洋鬼子虽然对她心怀歹念，却不主动出击，而是将她晾着，好像他看死了她有朝一日会自己爬上他的床头。她受不了假洋鬼子这种盛气凌人的自信，下决心要杀一杀他的锐气，她不露声色地继续替他打工，出色地完成他交给她的一件又一件工作，在他对她信任有加，为她加薪晋级的时候，她却炒了那个假洋鬼子的鱿鱼。再后来她就受一家外贸公司的委派来到了一家隶属于‘温饱公司’的制衣厂里做跟单……”
丽春续的同桌的故事浑然天成，以至于我真假难辨弄不明白眼前的这个丽春是否真的就是我的那个同桌。我一时犯了糊涂，便傻乎乎地去看丽春的后颈窝，看她的头发根部是否也长着两个汗毛旋。
丽春敏感地避开了，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有这种类似经历的女孩子多了去了，你还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同桌了？再说，我就真的出老到跟你同学的程度了吗？你也不去照照镜子，你的头发都快掉光了你知道不知道？”——丽春竟生气了。
我这才从迷惑中醒来，记起我与眼前的这个丽春存在着至少八岁以上的年龄差距，不可能在中学里同桌。同时还记起来我的那位同桌似乎是叫李丽春，而眼前的丽春却是姓喻。弄清楚了她们是两个丽春，我就想起了一种刚刚在世界上引得沸沸扬扬的新技术——克隆。于是又陷入了一种新的迷惑：我是不是遇上了一个克隆的丽春呢？或者竟是克隆的我分别遇到了两个丽春！据说随着克隆羊多利的诞生，使得克隆人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可能，人们争论不休的是应该不应该允许克隆人。如果抛开伦理的因素，我倒是很愿意被克隆的，那样我就可以分出身来将我一生当中途经的所有的那些岔路口都去亲历一番，将所有人生的假设都去探究一番，那样不仅有趣，也很有意义，它将能够证明，人的命运究竟是由人的秉性决定的，还是由经历决定的。
五、我的发迹
经过几次类似于上述那样的约会，我和丽春的关系迅速升温，许师傅当年的至理名言在丽春身上果然再次得到了验证。有意思的是她的跟单身份不仅没有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反倒成了我们彼此间相互了解和敬重的纽带。在一次温存之后丽春表示她可以结束她目前与男友的试婚关系，却不愿意为了私情而违背她一贯的做人原则。她说如果她离开了那家外贸公司，她会跟我站在一起想方设法来维护温饱公司的利益，但是她现在还是对方派驻的跟单就不能对已经发现了的问题视而不见。况且这也是符合温饱公司的长远利益的。我当即答应了丽春将生产线上的那一批产品全部返工，目的却并不是像小建在背地里所诋毁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博取丽春的欢心，“要美人不要江山”。小建哪里知道，此时的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到丽春将是我事业上不可多得的最佳搭档，从而改变了对丽春的短期打算。
跟丽春混熟了以后，特别是当她知道了我在社办单位的那段“屈辱的历史”（丽春如是说，我觉得她是言重了）以后，她总是要问一些有关我后来如何发迹这方面的问题。这常常使我十分为难，一方面我非常愿意满足丽春的这个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并不像说我在社办单位的那些事情那样轻松。时过境迁，如今再来回忆当年在社办单位的那一幕幕的场景，我已经不再有屈辱和压抑的感觉，反倒会生出一些莫名的眷恋——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我有点像是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真正的成功人士，大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成功，倒是对自己败走麦城的事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的发迹实际上是源于我人生道路上出现的一个岔路口，它开始时并不那么诱人，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我错过这个路口而误入歧途（也许是步入正道），所以我在一切需要对我的发迹作出说明的场合从来都是心口如一地说我的发迹纯属偶然——如果我现在的这副德性能够称得起是发迹的话——我倒是想将我的发迹稍微说得堂皇一点（比如说我如何有胆有识如何经营有方什么的），却不知为什么总是显得底气不足。比我脑子好使又有才能的人多如繁星，比我更需要通过意外的“发迹”来改变命运的人比比皆是，我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幸运儿而已。我知道这种幸运的概率是很小的，谁摊上了那是谁家上辈子烧了高香，我占了别人的“指标”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还要反过来以成功者自居跟他们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我不是太无耻了吗？
我离开那个门市部的直接原因是我在那一年里突然得了胃病（现在我知道那病得的一点也不突然，三年的郁闷足以使一个原本就不怎么健康的胃发生任何性质的病变），连续两次的胃出血，而且一次比一次出的量大，使我在出院以后很难再回去跟蔡志刚师兄他们一起扛门板了，虽然那时我已经下工夫啃完了两种版本的《电工学》，我还拥有了一本资料全数据准的《电机手册》，对于电机的了解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强于我那蔡志刚师兄了。凭着这点理论功底，使我在实行了计件以后的竞争中也有了自己的强项，不至于没有饭吃。当然这只是我事后的估计，但估计常常是不准确的，就像是我们对于欧洲锦标赛上的一场足球比赛，任何言之有据的预测十有八九都是要落空的。所以实际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我在那场我不曾参加的竞争中输得一败涂地。我应该感谢我的胃，适时地出了那么两次血（顺便说一下，我的胃自从出了那两次血以后就再没有过任何的不适，熟悉我的人都说我保养有方，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与保养无关），使我体面地退出了那场我后来听说激烈到了“白热化”程度的竞争。
我那次出院以后医生给我开了三个月的病假条，但是由于我已经发誓不再回那个门市部去上班了，因此这张病假条实际上已经毫无用处。在家里休息的那些日子里我闲得无聊，就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想起我自从走上社会就一直萦绕在心的那个就职梦，想起那张“清明上河图”，想起我该去而未去的那家理想中的国营单位。这时的我在那家电机修理门市部待了刚好三年，三年的时间在我二十一岁的生命里、尤其是跟我以后的生命旅程相比所占的比例还不算太长，如果我这个时候从原路返回去，回到我进社办单位前的那个最初的路口，然后再从那里重新出发的话，出现在我面前的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这个想法使大病初愈的我非常激动，精神也振奋了许多，三个月的假条还没用完我就真的到新单位去上班了。
到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原来在门市部里的那些同事小高、蔡志刚和佩珍、冬菊等人也都在这个单位里上班！后来我想人有人路蛇有蛇路，既然你能够托熟人找关系挤进这个国营单位里来，别人为什么就不能？他们来了更好，大家彼此认识，在这新的单位里也好相互有个照应。这么想明白了之后我就很高兴，便主动地去跟他们搭讪，不料他们一个个都像是不认识我似的，对我爱理不理，好像我会揭穿他们的什么秘密似的，就连我一直以为老实厚道的蔡志刚师兄也开始“干鱼子划水”，一改过去那种朴实木讷的性格特征，变得油腔滑调起来，开口闭口“社办单位”，对社办单位的阶级弟兄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把自己过去在社办单位里受压抑遭白眼的经历忘得一干二净。更有甚者，他还在外面以谈恋爱的名义滥交女朋友，光我知道的他就在短短的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先后将三个由于自身没有单位保障，急于以婚姻关系为自己找一个靠山的纯真女子送上了人工流产的手术台，然后又跟她们分道扬镳。
佩珍和冬菊等人进了国营单位以后也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演义出一些让人慨叹的故事。
这里单说佩珍。佩珍到了新的工作单位，使得那位医生失去了跟她绝情的口实，两个人勉强重归于好，匆匆忙忙地结了婚。但是结了婚并不等于佩珍与那个医生之间的芥蒂就此消失，反倒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佩珍不能忘记医生曾经企图抛弃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跟这个医生已经没有感情可言，分手只是早晚的事，之所以还要嫁给他，无非是因为自己跟医生恋爱的时间太长，动静也闹得太大，除了没有生下个一男半女，结婚与不结婚已经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很难说佩珍跟医生结婚的行为没有报复的动机。佩珍太了解这个医生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负心于人，却受不了别人对他的背叛。同时医生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佩珍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宽宏大量忍气吞声的人，医生的薄情寡义深深地刺痛了她，但是位卑人微，佩珍招架尚且乏力，还击更加无功。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出头之日，佩珍怎么能放过那个医生呢？而最具有杀伤力的报复手段就是跟他结婚然后再给他弄顶绿帽子戴上。因为这样的结婚对佩珍来说只是一个形式，而对于医生却是一个牢笼，一个令他身败名裂的陷阱。
佩珍跟医生结婚后不久就在厂里与一个团委副书记过从甚密，那个团委书记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一下子就把只在医生的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战战兢兢地被医生哄过的佩珍吸引住了。佩珍和厂团委书记之间的出格举动那个医生也早有觉察，事实上就佩珍这方面来说，她也没有打算要怎么刻意地瞒着医生什么。医生从疑心到对佩珍与团委书记之间的恋情证据在握，几乎没有费什么精力，但是医生却碍于面子羞于跟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只平静地跟佩珍提出离婚。不料佩珍却说：“我肯定是要跟你离婚的，不过不是现在。”佩珍一方面承担着作为一个妻子除同床以外的一切义务，甚至还在医生的同事和亲友们的面前做出跟医生十分恩爱的样子，另一方面却继续跟那个团委书记打得火热，甚至在医生值夜班的时候把已是有妇之夫的团委书记领到家里来过夜。医生没有料到他以前看作小家碧玉一样的佩珍还有如此手段，惊诧羞辱之余，却拿佩珍没有一点办法。只有盼着佩珍良心发现将他折磨够了，早一天答应跟他离婚。医生在羞辱和愤懑中度日如年，整天神情恍惚，精神极度萎靡，终于在一次由他主刀的外科手术中将一位来自农村的七岁男孩治成了终身残废。在他所在的医院将这起事故定性为责任事故要对他进行处理的时候，他痛哭流涕，在医院领导面前痛陈他的妻子不贞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并直接导致了这起事故，医生还说法律应该惩罚他那个“水性杨花淫荡恶毒”（医生原话）的妻子而不应该惩罚他。医生的要求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一时在同事们中间传为笑谈，但是他的事业、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佩珍葬送的倒的确是一种实情，就像那个七岁男孩的命运是毁于他手一样的无可争辩。所不同的是他与佩珍是有恩怨在前，而那位不幸的男孩却跟他无冤无仇。
我为丽春讲述的发迹史不仅离题万里，而且破绽百出，以至于丽春听着听着常常会这样发问：“这是真的吗？”
我说：“当然不是真的，但是也不完全是假的。”
丽春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笑道：“是我克隆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新闻媒体上有关克隆的报道充斥视听，以至于我都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的身边已经有了克隆人的存在，我甚至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克隆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经历那些不曾经历的事。就像做梦的材料常常是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一样，想象中的克隆我在云游人生的时候也不免要邀一些现实中的熟人与我同行，但是熟人只是那个克隆我邀去的旅伴，旅途当中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却不是我所能作得了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