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是古代帝王一项重要礼仪，即皇帝离京到各地省方观民。从商周起，历史上各代皇帝都举行过出巡活动。如《旧唐书·玄宗纪上》就记载：“命巡幸所至，有贤才未闻达者，举之。”而康熙帝的六次南巡微服私访，实际上又是他体恤民情、为百姓造福、安邦治国的一项重大的举措，体现了他杰出的统治才能，南巡中，他曾多次亲自参与治理黄河、运河，蠲免钱粮，惩治铺张浪费，提倡节俭，重视士子，使这个在当时世界个版图面积最大的国家里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天下太平。康熙在位期间，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一之多的位置，是整个世界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康熙统治期间，最好的时期里，每年勾决的犯人仅仅十余人。
察民困、解民忧、治水患、通水运，才有了康熙时期的强盛。因此，可以说，康熙南巡有着最为特殊的、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康熙治理黄河不遗余力
黄河水患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成为了当时极为棘手的一道大难题摆在康熙面前。
康熙六次南巡的主要任务就是治河、导淮、济运。虽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笼络争取南方士子的目的，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康熙前后六次南巡指导治河。亲临第一线视察治水情况，亲自视察河道，以详细视察河工为首要任务。
我国的黄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连连给沿河地区的百姓带来严重灾害，治水历来视为治国之要务，因此治理黄河成为每一届政府的一项重大工程措施。汉朝时，汉武帝刘彻就曾亲临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县）督率群臣“负薪塞堵”。
清朝初年，河患屡屡发生。据清史资料记载，自顺治十六年白洋河的归仁堤溃决之后，睢河、洪泽湖诸水由此决口侵入淮河，不再入黄治沙，致使黄河水反从小河口、白洋河逆灌，到康熙年间，已经是黄淮并涨，各处大水不断了。自明末清初，到康熙亲政的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与动荡，在连年的征战中，此前历朝历代，治理黄河的成果，都被毁坏殆尽。仅康熙元年至十五年黄河共决口46次，仅康熙元年就决口六次。水患频仍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黄河水患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成为了当时极为棘手的一道大难题摆在康熙面前。康熙深感治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他十六岁亲政后就将治理黄河与除三藩和漕运共同列为其执政期间朝廷的三大急务，“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体现其远见卓识，以实政为务的伟大帝王风格。
康熙治河，前后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历代皇帝中亲自参加治理黄河工程，能持续达三十年之久的，唯有这一位——清康熙帝玄烨。康熙治理黄河有两种要求：一、维持漕运；二、消除河患。黄河自西向东，运河从南往北，它们势必交会于途。因此，如果黄河不能治好，运河必然也跟着出现隐患。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黄河在桃源南岸烟墩决口，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自这时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他说过：“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终身不缀。
康熙九年（一六七零年）三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为策论试题，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同年十二月， 康熙帝“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二月，在平定“三藩之乱”激战正酣之时，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为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 “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圮，势将何所底止。”疏上，群臣多异议，但因其与康熙帝全面修治的方针相吻合，康熙帝特加赞许。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正月，康熙帝批准拨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两，限靳辅三年告竣。从此，在靳辅主持下，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开。靳辅首先疏浚黄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关河道，使洪水得以畅流入海，接着相继堵塞高家堰及黄河各处决口。在遏制了洪水的泛滥之势后，靳辅又先后完成了改移运口于七里墩、开清口四道引河、疏浚皂河、加挑中运河等工程，治河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二节 第一次南巡，治黄治淮，疏通运河
康熙第一次南巡的主要任务就是治黄、导淮、济运。康熙亲临第一线视察治水情况，亲自视察河道，以详细视察河工为首要任务。
康熙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社会日趋稳定，于是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九月开始了第一次主要目的为治河的南巡。
康熙这次南巡视察了黄河北岸的工程，他面谕他任命的河道总督勒辅：“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历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亲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形势，如肖家渡、九里岗、崔家镇……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
康熙帝还召靳辅入行宫亲加慰谕，他对靳辅及扈从诸臣说：“朕南巡，亲睹河工夫役劳苦，闾阎贫困。念此方百姓，何日俾尽安畎亩？河工何时方得告成？偶成一诗，聊写朕怀，不在辞藻之工也。”当即书赐靳辅《阅河堤作》诗一首：
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
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穹。
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
已著勋劳意，安澜早奏功！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理解康熙帝希望根治水患的急切心情，他对河臣靳辅寄予厚望。
靳辅原是安徽巡抚，康熙十六年康熙因其勤奋好学知人善任，任命其为河道总督。靳辅的知人善任有个故事当时天下尽知，那就是他在任安徽巡抚时路经邯郸县郊的吕翁祠，看到祠堂墙壁上有一首诗：
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魄邯郸道，欲与先生借枕头。
四处打听到这位写诗人——钱塘奇士陈潢后，勒辅即将这位有胆有识，酷爱水文地理，对整治河道颇具见识的陈潢纳入自己身边，遍阅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陈潢更是驾一叶偏舟，常出没于黄河风波里，获得了第一手的详细治河资料。他们提出“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彻尾而合治之”的主张， 借鉴明代水利学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与引河放水交相使用”，全面规划了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略。深得康熙的赏识与高度评价。第一次南巡时，第一期“治黄导运”的工程就已经基本完成，河患初步得到扼制，取得卓越成效。“宿迁地方，将水分排筑堤，共计五堤，其二堤已完，三堤正在修筑。水盛时，开闸才杀其势，令其循堤四散分流，无冲决之患。”
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靳辅上疏建双金门闸，双金门闸原为泄黄而建，后改运口于扬庄，则专泄中河之水。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靳辅上疏开中运河自仲庄至宿迁，中河修成，全长一百八十里，漕运船艘可以由清口直接渡到北岸过仲家庄闸至张庄运口，得以避开黄河漕运之风涛险阻，同时也节约了纤揽费用。自此，大运河上漕远无阻，北上可直达北京，南北交通一以贯通之。
康熙在第一次南巡时，曾下了两道谕旨，一则是对随行的河道总督靳辅所下的指示：“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随时修筑。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溢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朕心深不忍。当筹画措置。”另一则是在这次南巡途中给总督王新命下的谕旨：“高邮等地方百姓、甚为可悯。今虽水涸、民择高处栖息。但庐舍田畴、仍被水淹、未复生业。朕心殊为不忍。尔系地方大臣、作何筹划、疏水通流、拯此一方民命、以副朕轸恤黎元至意。”从这两则谕示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康熙对于黄河工程的关注程度。对于萧家坝出现高度、厚度不达标，康熙事必躬亲亲自和河道总督靳辅指示加固。另外对于减水坝的质疑更是体现出康熙体察民情的浓浓的爱民意识。
此次，此后康熙还巡视了苏州、宝应、高邮、扬州、镇江、惠山、无锡、江宁等地。回銮途中，途中命萨穆哈等人考察黄河入海口，后视察高家堰水利工程。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船到清河县，还亲自登岸阅视了王工堤、老坝口、武家墩、天妃闸和高家堰堤工，每到一处必垂询再三。在视察运口时他面谕靳辅：“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
第一次南巡，康熙经宿迁过白洋河，最后进入山东、在曲阜祭祀孔子并书写下“万世师表”匾额以示纪念后，于十一月底返回北京，第一次不远万里的南巡黄河之路，才宣告结束。
§§§第三节 第二次南巡，告诫大臣不能纸上谈兵
第二次南巡康熙告诫了大臣们治理黄河关系到国计民生，非同儿戏。必须根据客观情况作出治理决定，不能纸上谈兵。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正月初八，康熙帝再次南巡。二十五日，到达清河县，贵为九五至尊的康熙视察了他亲自指导修建的中河，为了细致直观地了解黄河工程情况，自己拿着河图和普通治河工作者一样坐在堤坝上和江南江西总督傅塔拉、河道总督王新命一起查看工程进度、处理相关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康熙指出：“河道关系漕运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随时权变，惟执纸上陈言，或偱一时成说，则河工必致亏坏。”康熙帝还谕示河道总督王新命（说明：勒辅在康熙二十七年，因屯田夺民产业之罪，被革河道总督职）：“中河与黄河逼近，如黄河溃决，将混而为一，宜有预防之法。”
康熙帝诏谕两江总督傅腊塔：“朕南巡以来，轸念民艰，勤求治理，顷至江南境上，所经宿迁诸处，民生风景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江南省）积欠约有二百二十万两，……再加江南全省积年民欠地丁钱粮、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概与蠲除……”。并“著速行晓示，日传三百里，遐村僻壤，咸知朕意。”
康熙的实干精神和求真务实感召了当地官员与民众。因为当时对于如何治理黄河众说纷纭，一些从未到过黄河工程的大臣也上书大谈治理黄河之策。治理黄河工程一度演变成朋党之争的借口。康熙出发前诏谕中就曾有指出：“比年工役、虽渐有绪、而应修应塞、议论纷纭”。第二次南巡告诫了大臣们治理黄河关系到国计民生，非同儿戏。必须根据客观情况作出治理决定，不能纸上谈兵。
三月初七日，康熙帝回銮途中率随从诸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他对诸臣说：“堤岸颇为坚固，旧堤之外更修重堤实属无益。”又谕：“先年因高家堰冲决，淮水东流，无敌黄之力，黄水倒灌，湖底淤垫，海口闭塞。……高家堰既有减水坝，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涝之年，淮水盛涨，出清口不及，则堤必受伤。”三月十九日返回京师，康熙迅随即进行御门听政，再度征求百官的治河意见。
巡视黄河之后，康熙继续南巡扬州、苏州、杭州、渡钱塘江登会稽山、祭祀大禹陵寝书写“地平天成”，这也寄托着他大治黄河的夙愿。二月中旬回返，经杭州、苏州、江宁北渡长江再次视察高家堰治黄工程指示治河方略后，继续北返于三月回到北京。第二次南巡宣告结束。
§§§第四节 第三次南巡，策定新的治河方略
第三次南康熙帝颁《修浚清口诏》、《巡视河湖酌定应办工程诏》，制定了新的治河方略。
自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零年）至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康熙帝主要集中精力都用在了平定噶尔丹叛乱上。在这几年中，河工人事更替频繁，总河一职十次易人，除靳辅外，其余九人皆不得力，造成河工日趋败坏。第二次南巡康熙的告诫没有起到有力的效果，自从靳辅革职后，河道总督至康熙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时换了五任三人。他们是王新命、于成龙和董安国。他们治河方略除照搬靳辅留下的旧例外，毫无建树。而作为治河大案靳辅对手的于成龙在靳辅去世后继任河道总督时与康熙因为关闭减水坝的对话就可以看出这个情况。康熙对于减水坝的危害一直十分担忧，过去由于靳辅的反对，加上减水坝着实发挥了一定功效所以就没有坚持闭塞，但河工日下，使康熙又有了关闭减水坝想法。而时任河道总督的于成龙坚持：“不宜塞，仍照辅所修而行。”
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康熙帝决定第三次南巡。这次南巡同时也是康熙大治黄河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基本上是康熙在重大问题上拍板，河道总督执行，在具体问题上加以指导。之后就变成了康熙事无巨细都加以指导。原因是靳辅之后终康熙一朝在治水方面再无出其右者的河道总督，另外“今边烽永靖，四方无事。独黄河为患，未决时闻”就隐含着对河道总督的不满。在平定葛尔丹叛乱后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治理黄河成了当务之急。
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视察黄河南岸归仁堤、高家堰等处堤工，他对诸臣说：“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汎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于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
这次南巡康熙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船队行驶在黄河水面上。康熙发现水面高于地面情况愈发严重。居然亲自登上堤岸用测量工具测量，查阅以往数据来证实。为了尽快得到黄河工程的第一手资料，康熙轻车简从“只乘所御一舟，减少扈从、昼夜兼程、往阅黄河以南、高家坝、归仁堤等处堤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