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子
回国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母，也就是裕庚王爷和王妃，携带着家人、使馆的参赞、随员、护卫、仆人等等总计55个人，结束了在法国为期4年的大使工作，乘坐“安南号”汽船从巴黎回到上海。抵达上海港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真是糟糕透了。想想看，我们这么一大群人下船后能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已是难如登天，更别说还要照管好数不清的行李了。我们早就发现，旅途之中一旦发生点什么事情，这些随员和仆人们一般是指望不上的，因此，料理这一切的责任只能落在母亲的肩上，而事实证明，她在统筹处理这些麻烦事方面，也的确是个天才。
船抵达法租界的码头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本市最高级的官员）和众多的地方官员，他们一律都身着朝服来迎接我们。道台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将“天后宫”洒扫一新，可以作为我们在上海居留期间的住所。但是父亲谢绝了这个提议，他说在路过香港时就已经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发过电报，相信他们会为我们准备一切。1895年，父亲出使日本之前，我们曾经在那个天后宫中住过，鉴于从前不愉快的经验，我们不想再住在那里。平心而论，那个天后宫刚建成时也算得上是富丽堂皇的一座建筑，但毕竟年久失修，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了。按照一般规矩，地方官员有义务向途经本地的上级官员提供食宿，这是一种好心，如果拒绝的话并不妥当，但是我父亲却总有办法礼貌得体地谢绝地方官员的好意。
我们最终平安抵达了侨民饭店。父亲发现，已经有两封来自宫里的电报在那等着他。电报命令父亲即刻进京。但眼下这个季节，通往天津的河道还处在冰冻期，况且父亲已经年迈，身体虚弱，几乎时刻都需要医生的监护，不可能经受长时间的舟车劳顿，通过陆路赶赴京城并不可取，而通过海运绕道秦皇岛也不可行。因此，父亲回了一封电报，说等运河一解冻，我们就会第一时间乘船离沪赴津。
2月22日，我们离开上海，26日抵达天津。就如同我们抵达上海时一样，天津的道台以及众多地方官员也都前来迎接我们。
在当时我们的国家，每一个出使回来的大臣都必须执行这样一个奇怪的仪式：船只抵达中国海岸，必须上岸去“请圣安”。这个仪式非常隆重，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担任主持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正好也在天津，他派了一个非常干练的部属持了衙门的公文来见父亲，请父亲上岸去请圣安。
一切准备妥当后，父亲和袁世凯都穿着整齐的朝服——一件绣龙的袍子，外披一件绛色的马褂，还有朝珠、顶戴花翎等等——开始向万寿宫进发，那是专为这个仪式而修建的。很多职位较低的官员早已等候在此。在庙宇后殿的中央，摆着一张狭长的供桌，上面供奉着皇上和太后的圣位，牌子上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袁世凯和其他官员已先行进入宫殿。袁世凯站在桌子的左侧，其他官员分立两厢。不一会儿，我父亲走过来，正对着桌子中央跪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裕庚恭请圣安。”然后站起来问陛下圣体是否安康，袁世凯回答说：“他们都很好。”仪式就算是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