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谈论的诗歌，都关涉到思想心态的转变，关涉到所有我们老想称之为时代精神的东西，尽管谁也说不清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但现在我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是当今诗歌中如此广泛扩散的哀叹之声最终被证明是对人类置身的无望处境的先知式反应，那将会怎样呢？果真如此，则诗歌将再次证明它比一般市民更有意识，或诗歌无非是强化了原本就存在于人们心中但被遮蔽了的东西。
在十九世纪，有关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和随时会崩溃的看法，首先在俄罗斯思想中表达出来，而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同样的看法很快也出现在西欧。巴黎《颓废》杂志在一八八六年说：“掩饰我们已置身的颓废状态，将是荒唐的。宗教、习俗、正义，一切都倾向于衰落。”被称为颓废的东西很快就在波希米亚中间变成一场运动和一种时髦，如同数十年后的存在主义。还有，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儒勒·凡尔纳宁静的科幻小说被各种不祥的预言取代，包括总体的大灾难和机器逃避人类的控制并反过来统治人类。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捷克作家，以科幻小说闻名。发明的斯拉夫语robota成为各种语言中的共通语，被称为“机器人”（robot）。
技术作为科幻小说的题材，亦难以觉察地获得了政治色彩，创造某个未来社会的形象，那个未来社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也许，对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告别，在H.G.威尔斯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以科幻小说闻名。的《时间机器》（1895）中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世纪则产生了关于未来极权主义制度的小说，例如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叶夫根尼·扎米亚京(1884-1937)，俄罗斯作家。的《我们》（1926）、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作家。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的《一九八四》（1948）。为平等起见，我要提一提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斯·伊·维特凯维奇（1855-1939），波兰画家、作家。两部在西方少为人知的小说：《告别秋天》（1927）和《不知足》（1930；英译本出版于1977）。这种预言文学呼应了人们对未来的普遍和近乎着魔的关注，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伟大的转变总是在一个人一生历程中某种切身的环境下发生的。我们再次感到“历史的加速度”。
省思某些作家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成真，是很有趣的。在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面上只是在写他的同代人。他曾经说，“一切都取决于二十世纪”，他试图猜测二十世纪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如同他那位被列宁荐举为大师的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罗斯革命家、作家、评论家。。现在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配得上先知这个称号，哪怕仅仅作为《群魔》的作者。然而，读他时，我们似乎发现任何预言总会有的局限性。这类预言很可能永远像一排被扭歪的铅字，使得某些行的次序改变了，句序打碎了；或换一个说法，它们就像一系列镜子，使你很难分清现实与幻觉。即是说，所有数据都在那儿，被正确地预知，只是它们的关系和比例被扰乱了。因此可以说，未来永远是透过一面镜子被昏暗地看到的。
我们是否也应把先知的称号给予譬如说十九世纪末期某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钦佩叔本华并寻求通过做涅盘之梦来治疗沉闷和无聊的“颓废”派？如果他选择自杀这种并非不常见的办法，那么即将要发生的那些大事将会为他这种行为提供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仍未完全理解一九一四年这个年份对欧洲意味着什么，以及欧洲命运的天平在当时强烈地倾斜的程度。颓废派写的悲观诗歌也许就是被编成密码并被昏暗地看到的未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总是有一点儿不同于我们意识或下意识的期待，但那“一点儿”却意味着激烈的分歧。自那时以来发生的太多事情，不能不使我们对来自一九〇〇年的心态感到完全陌生，尽管我们看到那些折磨颓废派的问题都是有根有据的。
后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只是欧洲历史上一段残暴的插曲时，便有一种企图，企图培养某个神话，但这神话被证明是短命的，今天已被遗忘。这就是“无名士兵”又称为“无名战士”，指其遗体被选来代表所有阵亡士兵接受国葬的士兵。的神话。他的墓上摆满花圈，有很多诗写这个题材。这个神话曾有一阵子被证明对各国颇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有帮助；这些运动与左翼政治结盟，无意中为独裁者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同一位诗人往往既写过关于无名士兵的诗，又写过关于芥子气的诗。因为有一点不应忘记，下一场世界大战是被设想成毒气战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临结束时在伊普雷首次使用的芥子气则成为一个象征，如同后来的原子弹。这里，预言再次被证明不是很准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恐怖程度是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的，而且敌对双方在战场上都没有利用毒气。
今天科幻小说和诗歌中出现的不祥预言足以编成一本目录册。就某种气氛会促成借用主题而言，以及就预言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言，我们应以一定剂量的怀疑来看待这类焦虑。这并不意味着在二十世纪末对人类处境作一番严肃评估，会特别令人放心。由于如我所言，诗人应忠于现实，以一种等级制的意识来评价现实，因此如果我暂时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日思夜想的那些问题，应不算离题。
我们正在通往全球一体化的途中。暂时来说，一体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它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单一文明胜利的结果，该文明崛起于小小的西欧半岛。多亏其神学家们的争论，该文明发展了抽象思维的机制，该机制后来被应用于科学发现。它已战胜并几乎摧毁了那些本身已逐渐被包围的较静止的文明。各种各样的技术发明，包括武器和汽车，电晶体和电视，都是它的征服工具，也是它的哲学代表。与此同时，这个欧洲半岛向全球输出其内部危机，主要是其政治体制的危机。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由国王统治的君主国框架内，这些国王的权威是神授的，而这意味着一种垂直结构：上面是神，下面是人。当权威的来源转移到人民，转移到以选票表达的“共同意志”时，便发生了剧变。卢梭从由瑞士一个小州全部人口选举出来的地方议会获取的模式，一旦应用到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再加上影响公共舆论的方法一旦开始复杂起来，就变得愈来愈抽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似乎到处都在迈向民主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则给民主带来一系列失败。民主已证明它没有什么能力把自己扩大至它的起源地区西欧半岛和北美以外的地方。更有甚者，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的居民，大多数受到两重影响，也即既对民主的活力缺乏信心，又必须提防一个步步进逼的极权制度的侵略。
那个极权制度，其用来为自己唱赞歌的语言也同样是源自共同意志这个概念，并相应地修改了该概念。统治者们以体现某个共同意志的面目出现，但如果让这个共同意志自己去运作，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欲望是什么。极权主义特点之一是把人们当成儿童来对待，不许他们玩火柴，也就是不许他们用自由选举来表达意见。然而，假选举还是保留着，而这使我们想起民主的对头在西欧的起源。当然，基本冲突已通过把重新分配财富作为首要社会目标而伪装起来。然而，真正的争吵涉及权威的来源。
我们的星球是小的，它统一成一个全球性国家并非不可能。例如，可以通过征服来达到。原子战争是一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的可能性大，而今天的和平主义运动也并非没有歇斯底里成分。步兵一直是本世纪所有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这可能会使我们倾向于假定它在未来也仍将是决定性的。
今天，整个地球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半岛，至少从民主国家给它们的敌国造成的印象这个角度看是如此，这些敌国的青年从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然而，这现代雅典和现代斯巴达都惨遭严重疾病的打击，它们的政策在颇大的程度上受它们百病缠身的影响。西方正出现市民美德的衰落，青年一代不再把国家视为他们自己的（值得他们甚至牲牺生命来服务它和扞卫它）。在这方面，法国在一九四〇年建立了一个模式：不借任何代价换取和平，甚至可以向敌人投降。不过，这个病和其他类似的病，似乎对西方非凡的创造能力有一种促进作用，仿佛解体是其进步的必要条件。一个来自一九〇〇年的颓废派，会被今天科学、技术、医药和艺术前所未有的发展所震撼，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按他的预测恰恰是除了废墟什么也看不到的。而极权制度虽然外观上健康，且形成官方对国家和军事美德的崇拜，但是它掩饰了除了武器生产之外的所有人类努力领域的停滞病。现在，随着二十世纪走近其终点，任何在拥有权垄断和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所具有的寄生虫性质，已昭然若揭。它赖以养活自己的，是有机的过去的残余--还未完全被消除--或从外面进口来的技术、科学和艺术。想象一个全球性的极权主义国家，就如同想象一个贫瘠和惰性的黑暗时代。
如果欧洲和北美诗人无法绕过这场对地球控制权的争夺，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都不免要怀疑他们的拉美同行是否也会如此关注这件事。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即那个地区的民众运动的时期，因此他们并不关心一名波兰居民或捷克斯伐洛克居民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地球上共存，这种非平行性为人类的普遍焦虑引入了额外因素。
文明的命运--那唯一的文明，因为其他文明都已在游戏中输了--并不令人安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诗人现在成为诺斯特拉达穆斯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医学家、占星学家和预言家。的末日预言的狂热读者。当我们寻找希望，我们必须转向那股把我们带到这个精确点的内在动力。一旦我们省思诸如“健康”和“颓败”这两个似乎极其误导的概念，事情便显得怪异起来。时间不仅对哈姆雷特来说是混乱的，而且对莎士比亚来说也是混乱的，而我们很难说莎士比亚夸大了这件事。事实上，到十六世纪，现代纪元和它将要带来的所有善与恶，都已经开始了。自那以后，诗人们往往设想一种秩序，它存在于别处，在某个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这样的渴望，就其性质而言是末世论的，它直接针对“此时此刻”，并成为导致不断改变的力量之一。这是不是颓败的？毫无疑问是的，如果颓败意味着无能力与各种现存的形式建立关系。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假设西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内部由细菌引发的程序，这些细菌对该有机体的正常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很有可能，西方这个文明分支解体是因为它创造，创造是因为它解体。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的哲学的命运也许可作为一个例子。它是在基督教内部的解体中产生的，无论如何是在新教内部解体中产生的；反过来，原子的量子理论的创造者尼尔斯·玻尔尼尔斯·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则似乎受了阅读克尔恺郭尔着作的影响。马克斯·雅默，《量子力学的概念发展》（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6）。
很可能，我们正在见证文明的细菌的一场护生与毁灭活动之间的竞争，一个未知的结果正在未来等待我们。没有任何电脑可以计算如此多的利弊--因此一位有直觉的诗人，依然是知识的一个强大尽管不确定的来源。谈完经济和政治之后，现在我将回到我自己如果不是乐观、至少也是反对绝望的理由。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时代相比较，才有可能公平对待我们的时代。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它的重要性依然躲避我们，不被我们了解，并且它似乎非常普通，尽管它的效果将会持续并增加。二十世纪的特殊性质，并不是由喷气机作为运输工具或婴儿死亡率下降或避孕丸决定的。它是由人类作为一种崭新的基本力量的崛起决定的；在此之前，人类一直被分成不同社会等级，用服饰、心态和习俗来彼此区分。这场转变，只有在某些国家才可以清晰地看到，但正逐渐发生在各地，并导致某些在过去一百年间广泛流传的神话式概念的消失，这些概念曾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视为具有独特且被假设是永恒的特性。人类作为一种基本力量，是技术和大众教育的结果，它意味着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科学和艺术开放。
我已故的朋友、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1969)，波兰小说家和戏剧家。对此十分清楚。他有一种才能，用简单得令人觉得无礼的方式阐述问题：“我一般被归类为悲观主义者，甚至是‘灾变论者’。”他于一九六八年也即他逝世前一年在威尼斯说。《某种证词》，多米尼克·德鲁编（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73）。“批评家已习惯于认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当代文学必定是黑色的。我的作品不是黑色的。相反，它更多是在回应现时流行的那种冷嘲热讽的末日式音调。我就像《合唱交响曲》中的男中音：‘朋友们，这支歌唱够了。奏些更欢乐的旋律来听吧。’”他接着说：
异化？不，让我们尝试承认，这异化并不那么坏，承认它就在我们手指上，如同钢琴家们所说的--在我们受训练、有技巧的手指上，除了异化外，这些手指还每年给了工人很多自由而奇妙的假日，多得如同工作日。空虚？存在的荒诞？虚无？让我们别夸张。要发现最高价值，不一定要求助于神或理想。我们只要三天不吃任何东西，一片面包屑就会变成我们最高的神：是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的价值的基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感觉和秩序的基础。原子弹？几百年前，我们三十岁前就死去--瘟疫、贫困、巫术、地狱、炼狱、酷刑……难道一次次的战胜冲昏了你的头脑？你忘记我们昨天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