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思想，要比第一眼看上去的多几分讲究。他挖苦地谈到有贵族精神的人和“精英的灵魂”，但不是因为他所抨击的人拒绝写某种现在可被希腊脚夫、意大利工人或伦敦街头阿拉伯人欣赏的诗歌。很可能没人写得出这种诗歌，因为二十世纪的诗人是天生被孤立的，失去公众，“未被承认”，而人民的伟大灵魂则沉睡着，没意识到它自己，只有在过去的诗歌中才知道它自己。（任何人听过意大利的普通人背诵但丁的诗歌，都知道那古老诗歌的伟大生命力。）至于今天的诗人，他们是“平庸”的，全部都是，包括作者本人，他也对自己宣布严厉的裁决。但至少他没有像那些精英的灵魂那样沦为幻觉的受害者。
这就提出了诗人的焦虑这个问题，这焦虑在他们每次遇到普通人时都会发作：在这类时刻，他们感到自己的高雅，感到他们那种使自己变得难懂的“文化”；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可能成为普通人嘲笑的对象，后者觉得他们的职业是无男子气概的。当他们试图通过“把他们自己降低至他的水平”来迎合他时，结果是不好的，诗歌并不配合这些强迫性的操作。刚才援引的米沃什段落，并不是提出应怎么做的标准；它只是对这现象作出一个诊断。这现象现时依然存在于美国，因为在美国，诗歌作者和读者都来自大学校园。诗人和学生对诗歌的兴趣的扩大，不应掩饰一个事实，即在这一切背后，精英与普通市民之间互相怀着敌意，这种敌意也许自从法国“怀才不遇的诗人”的时代以来就未减弱过。此外，譬如说在美国，诗歌的销量是很低的，这本身即是一个有效的指示器。
《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写于近半个世纪前。此后的历史事件已证明奥斯卡·米沃什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例如纳粹占领波兰，“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我可以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不可以拿诸如战争和抵抗运动这样的特殊情况来做标准。然而在纳粹占领下，波兰地下力量的阶级壁垒开始被打破；这乃是一个进程的开始，该进程后来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下加紧了，直到最后另一个社会逐渐形成，也就是全世界所看到的一九八〇年八月波兰工人罢工那种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一本印数十五万册的诗集在几小时内卖光是很常见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也在减弱。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预示了诗人与听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它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诗人的孤立。
回到奥斯卡·米沃什：
可以这样断言，既不带偏见也无意沉溺于悖论，即近百年来世界上未产生过一个诗人，我是说，真正可以与那些大河之一相比的诗人，那些大河对平底船和镀金的大帆船同样接纳，以它们奔腾而深沉的流水雄浑地承载较好和较差的，肥沃的淤泥和沙子，但永远以一种无比奇妙的奏节和流动奔涌着，整体上提供一个神圣事物稳定不变和世世代代消失更迭的形象。
这些文字直接针对诗歌中的纯粹性并赞美“不纯粹”的诗歌，读者读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沃尔特·惠特曼，他似乎符合上述各项条件。
读者也必定觉得奥斯卡·米沃什更接近我们的感受力而不是三十年代的感受力。
下面一段话需要我先作一番介绍。奥斯卡·米沃什在巴黎认识奥斯卡·王尔德时，还十分年轻，而后者已是一个老人。他根据王尔德的血统，把他称为“一位爱尔兰诗人”。还有一点应该提到：虽然拜伦在当时拥有的赞赏者并不比今天多，但奥斯卡·米沃什能背诵拜伦的很多诗节。
在本质上，对纯诗的追求直接源自那些叫作“唯美”的流派的矫揉造作。它在一八九五年左右已在巴黎第一家美国酒吧“卡利萨亚”以各种名目成为我们讨论的主题。该酒吧的常客包括我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和莫雷亚斯莫雷亚斯(1856-1910)，法国诗人和批评家。。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讨论唯美主义的伟大祖宗雪莱的过程中，当我表示我更喜欢拜伦时，这位爱尔兰诗人向我投来的不赞成的目光。诗人拜伦，这位古典诗人蒲柏的信徒；拜伦，他在他那部最人性又最不浪漫的崇高的诗《曼弗雷德》中毫不犹豫地采用了那永恒的普罗米修斯主题，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处理它。
据《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说，他那个时代的诗歌是“处于衰落中的世界中产阶级的后裔”，基于这个理由，诗歌如果要在将来存在，就必须与其直接前辈彻底决裂。但这个发展将不会仅仅依靠诗歌。米沃什预言人类所有活动领域都将发生一次大转变，一次新的文艺复兴；一如我说过的，他是一位太平盛世论者。新文艺复兴将主要是后爱因斯坦物理学的结果。
明天的诗歌将诞生于这场此刻开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科学和社会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后一次或倒数第二次跃进，它仍在等待着它的代表诗人。因此，就让诗歌心平气和地用耐性武装自己吧。是事件的精神后果而不是事件本身召唤那位受神灵启示的人。俄国革命希望人工地创造其代表诗人。然而，机械地实行唯物主义教条是不能产生新社会秩序的，更别说产生诗人了。
让我们回想一下曾被威廉·布莱克大量借用的伊曼努尔·斯维登堡伊曼努尔·斯维登堡(1688-1772)，瑞士科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他把最后审判的日期定为一七五七年，尽管没有任何外部证据表明发生过这样的审判。同样地，生于斯维登堡最后审判年的布莱克也在他的预言书中宣称一个将在现象表面之下秘密升起的太平盛世，并认定他自己在为这个太平盛世做准备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奥斯卡·米沃什不知道布莱克，两人之间的契合，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受益于斯维登堡。斯维登堡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已出现了一场科学和社会转变，并为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做好了准备。然而，从我们的角度看，我想补充一句，第一次世界大战找不到它的代表诗人是因为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仅相隔二十年，实在太短了。另外，诗歌以前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去领会那些在本世纪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没人清楚“事件的精神后果”。另一方面，奥斯卡·米沃什关于俄国革命的说法已被证实。俄国革命的代表诗人马雅科夫斯基自杀的意义远远超乎个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作品和他的死亡，都突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矛盾，这些矛盾在革命的残忍之光下暴露无遗。
《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预言“小行星地球”将迅速一体化，预言将出现一种新科学和新形而上学。他甚至试图想象未来的诗歌将是什么样的：“新诗歌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性，是《圣经》的形式：一种被强力灌输进韵文的广阔散文。”
因此某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的状态，也许可以印证文明那维持生命的泉源到底是充满活力还是已经枯竭。通过观察当代诗歌，奥斯卡·米沃什得出悲观结论，而如果拿他的评估与T.S.艾略特或埃兹拉·庞德或T.E.休姆的评估作比较，会十分有趣，因为这些大致同时代的诗人都对现代技术文明作出了不利的裁决。主要分歧似乎包含于有保守倾向的诗人身上所体现的回归神话。我的堂兄列举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名字，似乎还表明了弥漫于我们文明不同阶段的怀旧：古老的东西被理想化，古人更好，后人已衰落。
然而在艾略特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庞德那里，某个准则被放置在过去，其时间模式是后退的，未来则不允应任何好东西。这与奥斯卡·米沃什的情况截然不同。对他来说，通过某种选择而回到古老的感觉方式是不可能的，诗歌的“偏移”仍将是不可扭转的，直到一场伟大的科学和社会转变催生新诗歌；否则这样的转变就不会发生，而灾难将降临全人类。因此，他的时间模式是前进的，他的目光怀着希望或恐惧投向未来，而这证实了他与他所选择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契合。
对未来米沃什并非不怀恐惧。虽然《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宣布将有伟大的复兴，但是其最后一段却承认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很有可能这些都不会发生，而当今憔悴的小诗歌只是最后耗尽和衰老时的傻话。但这将不是艺术枯竭的征兆，而是人类终结的征兆。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比柏拉图的蒂迈欧自己想象的更老、更腻、更远离上帝。如果是这样，则我们就无事可做了，除了希望至少会有一个新的以西结出现，并希望他会像古代的以西结那样知道如何在闪电中叫喊：
末日！末日已降临大地四角！现在末日降临你们！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文本开始时，我们读到一个谜一样的句子：诗歌“比任何其他表达形式都要紧密地与那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是那运动的催生者和指导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字眼，不是“进步”而是“运动”（大写），这有很多含意，因为进步含有线性上升之意，而运动则强调不断的变化和一种不同对立面的辩证作用。本质上，诗歌产生运动、变化，也许甚至可以在科学发现的起源中找到它，即便不是直接找到也能透过潜移默化找到。诗歌还发挥了运动的“指导者”的作用，我们也许可将此解释为每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都是通过诗歌来获得其确切形状的。
由于人类现实被设想成受到不断运动、受到可变性的影响，因此奥斯卡·米沃什在其阐述中似乎更接近诸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巴勃罗·聂鲁达这样的诗人，而不是那些现代嘲讽者，对这些嘲讽者来说现有的社会结构是难理解但稳定的。我怀疑，他的写作，以及我与他的谈话，帮助我在很长时间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吸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马克思主义者们触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地绕过他们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太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常常从正确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永远屈服于他们自己的教条的压力，以扭曲事实来适应这些教条。不管怎样，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误解：如果我青年时代确实赞成左派，那么我又怎样会同时受一个神秘主义者--人们常常用这个标签来形容我的堂兄--影响？在三十年代，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经过这么一段时期，现在回头看，我一点也不觉得矛盾。
一九三一年，在维尔诺市，一个文学团体“火炬社”诞生了，我是创办人之一。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美国股市崩溃之后不久，这次股市崩溃造成的巨大后果并非只局限于美国。欧洲国家失业率上升，在德国达到八百万人；在资本主义进入衰落之际，似乎只有一场革命才可以把世界从饥饿和战争中拯救出来。不幸地，在邻国德国酝酿的革命，将是一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革命。第二个形容词表明对已在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信仰的让步，如同以铭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的“劳动使人自由”来表明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存在。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的团体站在左派一边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奇怪的是，等待革命并没有妨碍我们同时期待一场末日式大灾难：这是一种比其他东西都要直觉的预感，因为哪怕是广义的残暴和希特勒的夺权企图都无法预知将发生的事情；恐怖很自然地弥漫于空气中。我们的团体被人称为“灾变论者”，这促使我思考“希望原则”--姑且借用欧内斯特·布洛赫欧内斯特·布洛赫(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说法--所体现的种种形式。希望原则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本源，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毕竟是在狂喜时代形成的，而《共产党宣言》的日期，一八四八年，本身就足以说明。每当人们预见一场剧变，它终结既成秩序，带来净化的新现实--被一场革命、一场洪水或一场“世界大火”净化--时，希望原则也会起作用。换句话说，在欢欣的期待与恐惧的期待之间，并没有巨大的矛盾。这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来证明，他是一位既受理性时代也受狂喜时代影响的作家。在他的成熟期，他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相信《启示录》中的“茵星”。《启示录》说：“这星名叫‘茵’：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因水变苦，就死了很多人。”然而他继续忠于他的社会主义青年时代，因为他继续寻找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将为了社群而主动放弃自我，不同的是这个地球上的天国将在人类历史终结之际或终结之后降临。我认为，同样地，在我们那个“灾变论者”团体中，希望的两种意义是互相交织和互相融合的。
诗歌是否还有可能，如果它自绝于对奥斯卡·米沃什来说如此重要的“运动”？换个方式说，这个问题就是，非末世论的诗歌是否可能？那将是一种对过去未来轴心的存在和对“最后之事”--拯救与下地狱；审判；天国；以及历史的目标--漠不关心的诗歌，换句话说，亦即对把分配给某个人类生命的时间与全人类的时间联系起来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的诗歌。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中国古诗似乎就是这样的，但我们可能被幻觉欺骗，因为我们是在用一种太肤浅的方式与一个其诸多复杂性不为我们所知的文明打交道。在我们这个被丹尼尔·哈列维丹尼尔·哈列维(1872-1962)，法国历史学家。称为受作用于“历史的加速度”的文明中，诗歌与“运动”之间的连结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而希望，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希望，则是使诗人得以支撑下去的东西。二十世纪诗歌的阴郁，也许可用那个由“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出现分裂和误解”造成的格局来解释。这个格局是与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因为我们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圣经》塑造的，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它是十足末世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