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丰于1707年出生在法国一个贵族家庭。十几岁时，布丰在父亲的意愿下学习法律。1727年，布丰遇到了一位瑞典数学家，在他的影响下，布丰学习的重心放到了数学领域。几年后，布丰跨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在那里，他被英国的学术气氛所感染，并折服于大科学家牛顿的理论，开始埋头研究物理学。回到法国后，他一边将英国学者的著作翻译成法文，一边自己进行研究，发表科学论文。1739年，布丰获得了皇家科学院合作院士的头衔，并荣任皇家植物园的主任。此后，他扩建了植物园并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矿物样品和标本。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布丰一边从事博物学研究，一边开始撰写他的巨著——《自然史》。
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卷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至1788年，一共出版了36卷。这是一部说明地球与生物起源的通俗性作品，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在书中，布丰对“月球起源”这个十分古老的问题，提出了“同源说”。他认为太阳系的所有天体，包括地球和月亮都起源于一次彗星对太阳的猛烈碰撞，都是碰撞所撞下来的太阳碎块。他不相信地球像《圣经》所讲的那样只有6000年历史，他估计地球的历史至少是7万年；在未发表的著作中，他估计地球的年龄是50万年。
通过多年对生物化石的研究，布丰认识到：古代生物和现代生物有明显区别，有的动物的器官已经退化了，例如，猪的侧趾虽已失去了功能，但内部的骨骼仍是完整的。因此，他在《自然史》中多处倡导生物转变论，认为物种是可变的。生物变异的原因在于环境的变化；环境变了，生物会发生相应的变异，而且这些变异会遗传给后代。他指出地球上的物质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而不是如《圣经》所说的，是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的结果。后来由于迫于教会的势力，布丰又不得不说物种是造物主亲自创造的。但布丰的观点，影响了当时的许多生物学家，曾经得到布丰资助过的拉马克，后来建立起了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生物进化论学说。
《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这是因为布丰是一个追求文学风格的作者，他不但提出了“风格就是人本身”这样的名言，正确地指出了文章风格和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写作时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力求达到精益求精。在写作《自然史》时，布丰通常写或口述第一遍，自己修改，让人抄下来，然后再改，如此来回多次。他的手稿一般总要修改四五遍，有的篇目甚至改过18次之多。在布丰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布丰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丰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他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布丰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
《自然史》各册的陆续出版，不断给布丰带来更大的声誉。1753年，布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77年，法国政府在植物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丰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一年后，著作等身的布丰去世了。他的学生于1804年又整理出版了《自然史》的后8卷。此后，欧洲掀起了一股认识大自然的热潮，由王公贵族或富商巨贾开设的博物陈列室和植物标本展出室纷纷出现，揭示大自然的书籍也日益受人欢迎，最受推崇的一本书便是布丰的《自然史》。
智慧人生
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不可或缺的。布丰有句名言：“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最大的毅力而已。”布丰正是以毕生的精力搜集了欧洲、美洲和非洲所能发现的所有物种，同时研究它们的生命现象、形态特征，才最终成为了一名富有创新精神的先行者。
吴其浚与《植物名实图考》
我国的植物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走过了由实用向纯科学发展的漫长道路。其中，实用阶段的历史较长，可以说从上古直到明清之际都属于这一阶段。这时的植物学知识主要见于历代本草学著作、农学、园艺及蔬菜等著作中。随着人们对各种植物认识的加深，到明清时期已开始向第二阶段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的出现，标志着这一重要阶段的开始。
吴其浚于1789年生于河南省固始县。吴家是当地的官宦人家，好几代人都在朝做官。当时，这样的人家都藏有相当数量的图书，这也为吴其浚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了条件。吴其浚从小就喜欢各种植物，而且读起书来也非常刻苦。1810年，年轻的吴其浚参加全省大会考名列前茅，成为举人。又过了7年，他进京参加了全国的殿试，并且金榜题名中了状元，随即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吴其浚在北京只当了两年官，就又被任命为广东的正考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先后当过总督和巡抚，到过河北、山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西、贵州、福建、云南等许多地方，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可无论在哪里做官儿，或是从一地到另一地，吴其浚从来没有放松过他的植物学研究。也正是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周游，才使吴其浚见到了更多奇花异草。他走到哪里，就研究和搜集哪里的植物。由于公务繁杂，他就专门找了一些擅长绘图的人作随从，让他们把植物标本绘成图。只要他一有空，就会自己动手整理标本、绘图、研究。有时，为了搞清一种植物的生活习性，他会向一些有经验的农民和江湖郎中请教问题。
我国的中草药历史悠久，中草药里的知识内容博大精深。可当时并没有一部权威性的植物分类学专著，植物的命名相当混乱。比如，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就有好几种叫法；而有时不同地方说的同一个名字，在不同地区却是指不同的植物。江湖郎中游走各地，有时就会出现问题，不是当地没有药，就是用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不能治病，严重时还会丧命。吴其浚看到这些情况，决心用毕生的精力编一部最全最准确的植物学专著。此后，他一面为朝廷做事，一面细心收集各种植物标本和资料。
经过几十年辛勤的工作，吴其浚收集的资料装了满满几大箱。他开始准备着手系统地整理这些资料，并把它们编成一部大书。白天处理公事，晚上伏案写作，长期的辛苦工作，使他得了重病。当时他在山西太原做巡抚，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本书，他给皇帝上书，请求辞官，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吴其浚更是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写作了。吴其浚要做的事太多了，有些植物，自己从未见到过实物，没有亲自观察过，闻过，摸过，只能从别的书里转绘下来。可是他的病却越来越严重，1847年，58岁的吴其浚永远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他向往的五光十色的植物世界！
吴其浚辞世后，云南蒙自人陆应谷继任山西巡抚。对于吴其浚的才学和志向很是敬佩，他决心完成吴其浚的遗愿，承担起整理遗稿的重任。两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吴其浚的愿望，《植物名实图考》——这部我国19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专著出版了。
《植物名实图考》共38卷，记载植物1714种，是历史上记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植物学巨著。它将植物分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等12类。书中所载的每种植物，大半是根据吴其浚亲自观察和访问所得，附绘精图，并择要记载了植物的形色、性味、产地、用途等；对于植物的药用价值，以及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考订特别详细，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五加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为一种，同列入蔓草类，吴其浚就把通脱木从蔓草中分出，列入山草类，纠正了李时珍的这一错误。他还在冬葵条中批评李时珍将当时人们已不喜食用的冬葵从菜部移入隰草类是错误的，并指出冬葵为百菜之主，直至清代在江西、湖南民间仍栽培以供食用，湖南称冬寒菜，江西称蕲菜，因而他又将冬葵列入菜部。以上数例表明，吴其浚已突破历代本草学仅限于性味用途的描述。而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大大丰富了植物学的内容。
《植物名实图考》附有l800多幅图，其中的大部分图都是根据植物新鲜状态时绘制的，很多都能反映该植物的特征，如二十四卷毒草类，天南星、魔芋、由跋、半夏都是天南星科植物，外形十分相似，很易混淆。吴其浚不仅用文字阐明了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时还用了7幅插图，绘出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的异同。由于《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图比较精确，而且增补和订正了本草著作中的一些谬误，因而对于研究植物、鉴别种名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至今仍是研究我国植物种属及其固有名称的重要参考资料。
《植物名实图考》的问世，推动了我国植物学、本草学的研究和发展。1919年，当这部书再次重印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它。吴其浚的植物学著作不仅让我们中国人，也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植物学所做的重大贡献。
智慧人生
吴其浚之所以能够成为19世纪的著名科学家是因为他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他十分重视实践，能通过实践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来源，同时，他也很重视前人经验，善于向书本学习。这些都反映了吴其浚治学方法的严谨，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胡先骕
现在生长在地球上的植物有数十万种，要对数目如此众多、彼此又千差万别的植物进行研究，第一步必须先根据它们的自然性质，由粗到细、由表及里地进行分门别类，这门学科就是植物分类学。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
胡先骕于1894年生于江西新建县联圩乡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考取过道光年间的探花，父亲是道光年间第三甲进士，就连他的母亲也通晓经史、善作诗词。因深受家庭熏陶的缘故，小先骕六七岁时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天赋，被乡里百姓称为神童。
1905年春，胡先骕11岁时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1906年，中国废止了科举制度，胡先骕到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9月，当时的江西省教育司举办留学生考试，胡先骕又获得头名，旋即作为江西省首批赴美留学生，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学和植物学。
1916年夏，胡先骕学成回国，与妻子家人团聚。当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为养家糊口，他先在江西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一年半后，即1918年秋他受聘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
植物学教学和研究的对象是植物。中国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为西方植物学家所羡慕，自16世纪起就有外人来华采集，到19世纪中叶则有更多的植物学家、采集家、探险家来华采集，所得都运回自己国家，收藏在各大植物园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以供研究之用。外国人在中国大肆采集，而国人对此却全然不知，对自己的资源既不珍惜，也不研究。胡先骕还在美国留学时，就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所以，他组织领导的研究工作，自然要从采集入手。
1919年秋，胡先骕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采集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在征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意后，就共同发起组织，很快便得到国内7所高等学校，24所中学的赞同，商务印书馆也愿予以赞助。1920年夏，胡先骕率队赴浙江采集，历时三月有余，途经十多个县。1921年春，胡先骕又带队去江西吉安、赣州、宁都、建昌、广信、南昌，途中曾转而进入福建武夷山区，相继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这两次采集到的标本多达万余号，胡先骕经过整理鉴定后，相继写出了《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浙江菌类采集杂记》、《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和《增订浙江植物名录》等著作。后来又进一步研究，撰成论文《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并以此文参加第四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赢得了国际声誉。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于南京成立，特聘胡先骕为该校农科教授。为了发展中国的近代生物学事业，胡先骕与钱崇澍等人在南京共同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22年成立，胡先骕担任植物部主任。那时候，新式教育虽然已经推行十多年，但博物学的教学水平很低且没有适合的教科书。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材，胡先骕与钱崇澍等人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学》。该书的理论及分类内容比较新颖，一改过去沿用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胡先骕还凭借对汉语语言学的深厚修养，改正了原来移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这些更正后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1923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仅用一年即获得硕士学位。他还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内，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该园自1899年起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中登载有关中国植物的科属记录一一检查、收集，整理编写成一部《中国种子植物属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1925年，胡先骕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因国内急需资料鉴定标本，胡先骕的博士论文书稿被相互辗转传抄达十次之多，为中国植物学者开始学习研究植物分类提供了必要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