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亚世界国家格局的形成——新罗统一朝鲜
自古以来，东亚地区的各族都在中华文化的强有力影响下成长。从汉字传入与使用，到伦理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文明的要素都深深地渗透其中，虽然各国发展有先有后，文化传播有快有慢，但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接受吸收。隋唐帝国强有力地在东亚重建国际关系体制，加速了各国在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向隋唐靠拢。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并没有出现唐朝希望的重建朝鲜三国的羁縻体制，而是演变成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然而，唐朝同新罗之间相互妥协，形成了新罗服属于唐朝国际关系体制的局面，双方解决了历史与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反而放下包袱，致力建设友好关系。新罗统一朝鲜，奠定了唐朝、新罗、日本为主的东亚世界的国家格局。
这一格局是在唐朝同新罗、日本三方既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利益关系、又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如果说白江之战是东亚世界形成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新罗独立则是重要的过程。
如前所述，唐朝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保障国内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重新构建动乱年代崩溃的国际关系体系。因此，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其对外活动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对高句丽和百济的战争是如此，取得胜利之后能否保持冷静、理性处理同相关国家关系更是如此。因为胜利所带来的局部短期利益相当丰厚，不被眼前利益的诱惑和感情冲动所左右，坚定不移地服从于长期战略目标，将决定这场战争的最后成败。唐朝的战后处理及其对新罗、日本关系的调整，是典型的事例。
唐朝对于战后朝鲜半岛的最初构想，明显看得出是力图保持原来三国各自的独立的状态。这种政策有利于唐朝在朝鲜半岛保持高度影响力，其政策根据是朝鲜半岛的历史。
朝鲜半岛本是小国林立，直到五胡十六国时代，经过兼并才基本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朝鲜半岛从未出现过统一的王朝，这是唐朝制定朝鲜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朝鲜原是统一的，唐朝强行将其分裂为三国，那就是推行改变现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如果根据历史状况采取“兴亡继绝”的方针，那就是推行保持现状的政策。
首先来看南方的百济。百济自古为中国的友邻，只是由于同新罗水火不容而追随高句丽，站到唐朝的对立面。唐朝进攻百济，主要是为了开辟对高句丽作战的南线战场，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占领百济的打算。平百济后，唐朝即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31页。王文度抵达百济后随即病死，由刘仁轨代理其职。。另据立于朝鲜忠清道扶余县（百济古都）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记载，唐朝在百济“凡置五郡，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各齐编户，咸变夷风” 碑铭根据刘喜海编著《海东金石苑》卷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木版刷印。《金石萃编》卷五十三所收碑铭脱落误录文字较多。碑铭所记户数廿四万，与《旧唐书》记载不符，或误。另据《三国史记》卷二十八《百济本纪第六》可以补全另两个都督府名称，即金涟、德安。。此制度以都督府统州，下辖县，最高统治机构为熊津都督府，最初由唐军统帅担任都督，而其下官员，包括都督在内，基本由当地人担任。这是唐朝直接监护下的羁縻体制，所属州县均为羁縻州县性质，可以无疑。
当时，灭高句丽的任务尚未达成，故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军事占领，可谓时势使然。据上引碑铭称，苏定方平百济时，“其王扶余义慈及太子隆，自外王余孝一十三人并大首领、大佐平、沙咤千国辩成以下七百余人，既入重闱，并就擒获，舍之□□，载以牛车，伫荐司勋，式献清庙，仍变斯犷俗”，亦即将原百济官属尽带回国，其目的显然在于彻底清除反唐旧势力，培植亲唐新势力。当时，唐朝致力于使百济全面接受唐朝的制度文化，故碑铭中屡屡提到“咸变夷风”，“变斯犷俗”，而推行州县制度，亦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这是中国“以夏变夷”思想的实际贯彻，目的不在于将百济纳入唐朝版图，而是认为只有接受中国的制度文化，才能使臣属国认同并仰慕中国，从而确保永久和平。
而且，唐朝似乎觉得这番彻底的变革，应该由唐朝监督实行才更有成效，所以从一开始便将原百济官吏排除在外。可是，新的州县体制推行不易，根据《旧唐书·刘仁轨传》（《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的记载相同）记载，唐朝直到平定百济故地的反叛之后，“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涂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坡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所”。据此可知唐州县制要到龙朔三年才逐步推行，颇为艰难。而且，唐朝设立的郡县并不能控制当地，百济民众在新罗的暗中支持下，依然进行抵抗。这一切都暴露了新体制的脆弱性。经历百济余部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唐朝认识到治理百济仍需要旧王室的权威，遂调整政策，于龙朔三年派遣原百济太子扶余隆回国，委任为熊津都督，让百济自治。这是唐朝治理百济政策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在百济实行当地自治的羁縻原则。这对于以后处理朝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于高句丽，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唐朝实行的政策有所不同。《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平高句丽后，唐朝“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其统治体制与百济颇有异同，虽然都推行州县制，任用当地人为官，看似民族自治的羁縻体制，但关键的是在各级官府中，高句丽官员是“与华人参理百姓”，则唐朝任命的中国官员显然构成政权的核心，中央对当地政权实行比较严格的监督控制。对高句丽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不仅因为其长期与中国对抗，更因为对唐朝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故唐朝希望确保高句丽臣服，保持对东北地区的强大影响力，目的不在于要并吞其地。
然而，唐朝推行保持原状政策的条件已经改变了，很快就遇到新罗的强有力挑战。以前三国鼎立的态势因为百济和高句丽的军事力量被击溃而不能存续，现在是新罗一国独大，任何朝鲜政策的实现都必须得到新罗的支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前引新罗文武王上表文称“平壤已南，百济土地，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已经表露出新罗对邻国怀有很大的领土野心，其目标是借助唐朝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唐朝与新罗战略目标的巨大差异，在灭高句丽之后旋即暴露出来，新罗不再掩饰自己的企图，加紧蚕食百济和高句丽，开始了统一朝鲜半岛的进程。对此，唐朝显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早期的应对犹豫迟疑，举棋不定，反映在具体的处置上便是欲退不甘，欲战无心。陈寅恪先生认为唐朝不能反击新罗的原因是受到来自西面吐蕃的压力，力不从心 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此观点难以成立见韩昇《论新罗的独立》，《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新罗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唐朝对是否强力支持高句丽和百济重建以维持三国鼎立的局面没有决心。从唐朝在维持高句丽问题上的犹疑不定，即可见其一斑。
咸亨元年，唐高宗面对新罗不断蚕食高句丽故地，采取了反击措施，“列辽东地为州县” 《旧唐书》卷五《高宗下》，第94页。，加紧推行州县制，大有固守高句丽之势。然而，在当地实际却是步步退缩，不断将安东都护府内迁至辽东境内，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措施抵御新罗的进逼，保护高句丽的重建。这当然有军事代价的计算，最主要的还是新罗与唐朝在更高层次的国际关系体制上没有跟本性的冲突，新罗在参加唐朝国际关系体制的前提下要求获得在朝鲜半岛的现实利益，使得唐朝难以下决心与之决裂，亦即是以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代价换取新罗的臣服，还是断然采取军事手段击败新罗。后一种选择前途难测，成本巨大。如果新罗在统一朝鲜之后能够继续臣服于唐朝，那么，这个代价是唐朝愿意付出的，恐怕也是最佳的选择。此选择的不确定性是新罗的态度。所以，唐朝与新罗发生的矛盾冲突，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是对新罗蚕食百济和高句丽的愤怒，以及对其真正目的的怀疑，故采取了临时性的军事应对措施。此后是通过双方的军事对抗和外交应对，相互之间逐渐摸清对方的底线，新罗反复申明臣服唐朝的立场，双方遂达成妥协。这期间双方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平百济到平高句丽，这期间新罗为了借助唐朝力量为其统一朝鲜开路，对自己的战略目标颇加掩蔽，委曲求全。当然，唐朝对新罗的意图并非浑然无知，双方交往中略有蛛丝马迹可寻。
如前所述，刘仁愿和刘仁轨孤军坚守百济时，唐高宗曾经指示他们在情况紧急时可以移就新罗，但刘仁轨坚持不退入新罗，已经表现出对新罗的戒心。平百济后，唐朝加快建立以当地自治为主的羁縻体制。《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记载：龙朔三年“夏四月，大唐以我国（新罗）为鸡林大都督府，以王为鸡林州大都督”。以往唐朝对新罗的册封，依次为乐浪郡公、新罗王（真平王、善德王）、乐浪王（真德王）、新罗王（武烈王）和乐浪郡王、新罗王（文武王）。文武王在前一年才刚受册封，现在又封其为鸡林州大都督，显然是要将朝鲜三国都编入唐朝的羁縻体制，成为关系紧密的臣属国。此任命的另一层含义，在于确保百济的地位。
同年，唐朝还任命被俘虏到长安的百济原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护送他回国。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记载，扶余隆乃唐高宗任命，当唐水师在白江口集中，准备与百济、倭国联军决战时，“刘仁轨及别帅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可知扶余隆已在军中，显然是随孙仁师援军开赴朝鲜。根据《新唐书·高宗纪》记载，任命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水师增援百济在龙朔二年七月，破倭国水军在翌年九月，亦即前一年任命，进行备战，翌年实际出兵。扶余隆是在唐朝任命的，其任命的时间应与新罗文武王的任命时间大约同期，一为熊津都督，一为鸡林大都督，虽然级别略有高下，但都是唐朝的藩臣，实际上是平等的，唐朝重建百济的态度已经明确。
重建百济需要得到新罗的支持，《旧唐书·百济传》明确记载：“乃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以招辑其余众”。“共新罗和亲”至为关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此条记为“平新罗古憾”。要同昨天的敌人和平共处并非易事，唐朝只能让百济赔罪，“平新罗古憾”，以换取新罗尊重百济存续的保证。为此，唐朝一再要求新罗与百济缔结盟誓。
麟德元年（664），唐朝以刘仁愿为敕使，重返百济，召新罗会盟，新罗仅派角干金仁问、伊飡天存前来熊津，在刘仁愿的主持下，与扶余隆结盟。但是由于新罗代表并非国王，既与扶余隆不对等，也令唐朝不放心，所以翌年，唐朝再令新罗文武王亲自前来，由敕使刘仁愿主持，再度与扶余隆刑白马、祭祀神祇，歃血结盟。两次会盟，唐朝始终以“敕使”主持，可知此乃唐朝最高决策，丝毫不容含糊。盟书由刘仁轨撰写，盟毕藏于新罗宗庙，其文称：往者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句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削新罗，剽邑屠城，略无宁岁。……怀柔伐叛，前王之令典，兴亡继绝，往哲之通规。事必师古，传诸曩册。故立前百济大 “大”当为“太子”之讹。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各除宿憾，结好和亲。各承诏命，永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诱，寔宣成旨，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始终，分灾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纶言，不敢失坠。既盟之后，共保岁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监之，百殃是降，子孙不育，社稷无守，禋祀磨灭，罔有遗余。故作金书铁券，藏之宗庙，子孙万代，无敢违犯，神之听之，是飨是福。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五年（665）”条。《旧唐书·百济传》所载盟誓文字稍异。这篇盟誓除开头对百济以往追随高句丽侵犯邻国等行为有几句谴责外，通篇在于强调保障睦邻友好的百济国存在及其独立不可侵犯。当时，百济完全处于唐的保护之下，而高句丽的灭亡指日可待，则对百济独立所发毒誓，显然是针对新罗。此后将盟书藏于新罗宗庙，更清楚地表明此点。
因此，新罗对于这种会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抵制。前述新罗文武王表书中说，新罗与唐军击破倭军后，唐朝就急于要新罗与百济会盟，但新罗以任存城未下为由拖延抵制，并抗辩道：“百济奸诈百端，反复不恒，今虽共相盟会，于后恐有噬脐之患。”请求停止会盟。但麟德元年唐朝“复降严敕，责不盟誓，即遣人于熊岭，筑坛共相盟。仍于盟处，遂为两界。盟会之事，虽非所愿，不敢违敕。又于就利山筑坛，对敕使刘仁愿歃血相盟，山河为誓，画界立封，永为疆界，百姓居住，各营产业”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文武王十一年（671）七月”条。。由此可知，两次会盟都是在唐朝的压力下举行的。新罗之所以屈服，主要是由于高句丽未破，心腹大患未去，一旦与唐闹翻致使其退兵，则新罗无力独撑战局，百济亦将死灰复燃。故此阶段新罗的策略是委曲求全，尽可能借助唐朝力量清除对手。
第二阶段开始于高句丽灭亡之时。此期新罗在暗中煽动、支持和吸收百济与高句丽当地的反唐斗争，甚至出兵与唐军对抗，不断蚕食百济与新罗。唐朝虽然对此作出军事反应，但双方尚未公开决裂。
总章元年，唐朝大概没有注意到朝鲜南部悄然出现的新动向。这年秋天九月，北方对平壤的围攻正激烈进行之时，新罗派使者金东严等向日本进贡调。自从日本支持百济而与新罗为敌以来，双方早已断绝来往，且因白江口一役而仇恨正深。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新罗眼看就要取得击灭夙敌高句丽的时候，突然主动向日本求和，无疑是想利用日本对唐朝的恐惧，为高句丽战役结束后共同对付唐朝预作准备，最低限度也是要缓和南面的后顾之忧，以便一心对付唐朝。也就是说，在高句丽战役即将胜利的时刻，新罗已经悄悄进行对付唐朝的战略转换。而其对日外交显然达成一定的目标，日本予以积极响应。根据《日本书纪》“天智七年”条记载，新罗使节到达后，日本颇予礼遇，短短四天里先后赠送新罗船只两艘，到十一月平壤被攻克后，日本再赠送新罗使“绢五十匹，绵五百斤，韦一百枚”，同时遣使赴新罗。亦即从九月到十一月，新罗使者一直在日本，双方围绕高句丽战局多次进行磋商。此后，两国使节频繁往来，几无间断。而且，新罗使还在此与百济、高句丽残余势力的使者接触，合流之势渐成。新罗招降纳叛一统朝鲜的计划正加紧部署实施。
与此同时，新罗对唐朝的态度变得难以捉摸，阳奉阴违，表面敷衍。总章二年（669）初，唐朝向新罗索要磁石。五月，新罗在送磁石的同时，还派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飡到唐朝谢罪。原来，唐朝闻知新罗木弩精良，令其弩师入唐制造，但是所制成的木弩射程仅达三十步，在唐朝官员的责备下也只稍加改良，可达六十步，与新罗木弩射程之一千步相去甚远。显然，新罗已经在限制军事技术向唐朝的转移。唐朝对此严加谴责，仅让新罗谢罪使者钦纯回国，而将另一名使者良图投入狱中。
其实，在所谓“木弩事件”的背后是更为严峻的形势。《旧唐书·薛仁贵传》载：“高丽既降，诏仁贵率兵二万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轻描淡写的记载中，透露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亦即留镇百济的熊津道安抚大使刘仁轨竟是在平壤署理其事，这是否意味着唐朝已对百济失去控制？《旧唐书·百济传》加强了上述怀疑，其记载称：“仁愿、仁轨等既还，隆惧新罗，寻归京师。”刘仁愿的后任为刘仁轨，如上述，总章元年他已是在平壤遥领其职，翌年辞职回朝，旋告退休，可知唐朝任命的熊津都督扶余隆大约在总章元年到二年之间便已逃回唐朝，则新罗在百济势力之盛，无须赘述。
而且，高句丽地区亦显不稳。《旧唐书·高宗下》记载：“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此次迁徙人户的原因，幸好保存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十》“宝藏王二十七年”条：“（总章）二年己巳二月，王之庶子安胜率四千余户投新罗。夏四月，高宗移三万八千三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在高句丽不稳的背后，新罗的影子隐隐可见。
越明年，新罗更是从幕后跳到台前，在南北两线发起进攻。三月，沙飡薛乌儒与高句丽延武各率精兵北上，与唐属靺鞨兵交战，一度取胜，后在唐朝援兵压力下，退守白城。白城原属高句丽，而《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十年”条记载此役地点为鸭绿江边，则新罗向北扩张之猛烈可想而知。在此形势下，高句丽余烬复燃可谓顺理成章。六月，“高句丽水临城人牟岑大兄收合残民，自穷牟城至江南，杀唐官人及僧法安等，向新罗行”，并于途中奉安胜为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五年”条明载安胜为“高丽大臣渊净土之子”，而牟岑在向新罗求援时亦说：“今臣等得国贵族安胜”，亦证安胜非王族。但同书《高句丽本纪第十》“宝藏王二十七年”条却将安胜载为“王外孙安舜”，这大概是根据新罗封其为高句丽王时的册文，有意抬高其身份。《新唐书·高丽传》及《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条更将安舜记为高藏外孙，恐怕所本均源于新罗。。在南方，新罗也展开攻势，攻占八十余座城池。后来，新罗对此事加以辩解，说是百济企图入侵，而且还继续霸占新罗领地，新罗曾多次遣使向唐朝申诉，却屡遭风浪而无法上达。这明显是谎言。新罗如此规模的攻势，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唐朝对此也作出反应，扣留新罗使者，谴责其擅取百济土地遗民，同时派遣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征讨安胜。此后，唐朝在南北两线与新罗展开激烈的角逐。
咸亨二年（671），高侃破高句丽余众于安市城，但在南线，唐军屡遭挫折，损失不小。复起就任鸡林道总管的薛仁贵致书新罗文武王，谕以祸福，要求新罗罢兵言和，结果得到的只是前面一再引用的新罗王的一纸复文，除了尽力为自己辩护外，就是将责任推到百济头上。朝鲜的战事，方兴未艾。
次年一开春，新罗又积极进攻百济地区，唐朝也相应增加了援军。到年底，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破之。新罗遣兵救高丽，高侃再破之。与此同时，唐朝起用已经退休的刘仁轨为宰相，表明朝鲜的形势严峻，朝廷准备有所动作。翌年，唐朝率靺鞨、契丹进攻新罗，前方传来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在瓠芦河之西大破高丽叛军的消息，而新罗也声称取得大捷。如果从以后的形势发展判断，恐怕仍是新罗占上风。
就这样，从总章二年到咸亨三年，唐朝与新罗在朝鲜南北两线展开激烈的斗争，斗争由暗中进行转变为公开对立，新罗由支持百济和高句丽余众反抗到直接投入战斗，其吞并两国以实现统一朝鲜的意图越来越清晰而坚定。相反，唐朝的对策并不成功，一方面，唐朝清楚知道这场战争的真正对手是新罗，从其羁押新罗使者、谴责新罗侵占百济到薛仁贵给新罗文武王的书函都表明了这一点，却只是予以低调谴责。唐朝似乎在尽量淡化这一事件，中国方面的记载几乎都称“高丽”或“百济”的余众叛乱，不愿意直接挑明对手是新罗。而且，唐朝仅以朝鲜驻军进行反击，不愿意扩大战斗规模，因此在战场上并不占有优势。当战斗不利的时候，唐朝采用渐次增兵的下策，且多为外族军队。这些行动均表明，唐朝没有下决心不惜代价确保朝鲜，却又不愿意因为放弃朝鲜而丧失权威，游移不定，缩小事态，并在百济地区作出实质性让步，希望新罗适可而止，仍守藩臣之礼。可是，唐朝的忍让无疑让新罗看清唐朝不想在朝鲜大动干戈的底牌，放胆扩张，战火愈演愈烈。
上元元年（674），唐朝鉴于新罗“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的严重事态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文武王十四年（674）”。，终于做出强烈的反应，任命朝鲜问题专家、宰相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以卫尉卿李弼和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帅，发兵征讨新罗。同时，褫夺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官爵，另立人在长安的金法敏之弟金仁问为新罗王，由唐军护送回国，摆出一付与新罗决裂的架势，翻开第三阶段的序幕。
刘仁轨头衔是鸡林道大总管，鸡林都督府是唐朝羁縻体制下新罗的另一种称呼，故刘仁轨的任务显然就是征伐新罗。然而，其副手李弼并未从行，而是死在当年九月京城举行的百官宴会上；另一位副手李谨行本来就在朝鲜作战，由此观之，刘仁轨的任命只是给朝鲜派去一位新统帅，让他基本依靠现有的武装作战，故此役的规模和目标仍然有限，不过是要遏制新罗的攻势罢了，其余的措施乃是虚声恫吓。
刘仁轨身居中枢要职，哪能不明白中央的真实意图，故到前线后，慎重组织部署，直到翌年春才发起攻势，破新罗北境七重城，又让靺鞨军队从海路攻其南境，逼迫新罗收缩固守，算是大获全胜，随即凯旋，回京继续担任宰相，留下李谨行再接再厉，围攻新罗买肖城。以上作战规模有限，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恐怕只是给予新罗一个警告：适可而止，否则唐朝也握有取而代之的王牌。
新罗文武王显然读懂唐朝的战略意图，所以立即派遣使者朝贡并谢罪。于是，唐高宗也顺势下台阶，宣布赦免新罗文武王，恢复其官爵，召回金仁问，改封临海郡公。双方通力合作，演出一场好戏：唐朝得到面子，保持权威，而新罗在实利上亦无损失，几年下来，“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岛，州有都督，统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县有小守”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新罗传》，第6204页。。然而，双方通过军事冲突，都探明了对方的底线，唐朝无意大动干戈，新罗也清楚了自己的限度。
当然，朝鲜战事并未立即停止。入秋以后，新罗开始收复北部边境失地，与李谨行、薛仁贵等频频交战，互有胜负。翌年冬，新罗军队从海路进攻薛仁贵部，先败后胜。《旧唐书·薛仁贵传》称仁贵“上元中，坐事徙象州”，究竟坐何事，不得而知，若据朝鲜史料推测，则恐怕是担当此役失败之责。这一仗大概是文献上所能见到的唐朝与新罗最后一次上规模的正式战斗，此后，双方的作战沉寂了下来。
其实，唐朝早在年初已将安东都护府悄悄地迁徙到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护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二“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条，第6379页。，表明唐朝放弃对朝鲜南部的直接管理，大幅度后撤。这一年，双方的战斗主要集中在新罗北部边境地带，薛仁贵坚守的所夫里州伎伐浦亦即百济泗沘港口，是唐朝保持海路畅通的据点。此地一失，百济便难于坚守了，而这其实是熊津都督府内迁后的必然结果。由此可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确定，新罗占领百济与高句丽南部，停止了进一步向北的军事行动，实现了统一朝鲜的大部分目标。
仪凤二年（677），唐朝一度曾想重建高句丽和百济。二月，以高句丽故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让他回辽东安辑高句丽余众，并将散布于各州的高句丽遗民集中起来，随其返回。但高藏一回辽东便潜通靺鞨，企图叛唐独立，被召回流徙邛州，部众也被分散安置于河南、陇右诸州，仅留部分贫民于安东城。重建百济的计划也同样遭到失败，扶余隆再度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但他害怕新罗，不敢回故地。重建高句丽和百济只不过是唐朝与新罗矛盾斗争的余波，新罗控制朝鲜已难动摇。
新罗统一朝鲜后，努力缓和同唐朝的关系，融入唐朝的国际体制之中，使得整个东亚的局势稳定下来。新罗的独立，形成了东亚世界的国家格局。
第二节 新罗统一的外部原因与唐朝的战略目标
通观新罗统一朝鲜的过程，有几个问题是必须探明的。
第一，唐朝由直接监管百济和高句丽到决定放弃对朝鲜南部的控制，采取向辽东收缩的政策转换，发生的时间？从上一节来看，应该在刘仁轨重赴朝鲜前线的上元元年。刘仁轨的任命，实际上是让他遏止新罗向北扩张的势头，同时也是让他亲临前线视察，了解事态的严重程度，看看百济和高句丽能否保存。刘仁轨到朝鲜后，经过近一年的准备才发起攻势，把战线基本稳固于江以南地带后，旋即回国汇报。不久，唐朝便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因此，刘仁轨在朝鲜发起的攻势并非没有实际意义的表演，而是唐朝向新罗的亮底，唐朝默认新罗对朝鲜中南部的拥有，但不能危及唐朝确保辽东安全的界限。这条原则显然为双方所接受，故此后只是围绕实际控制线有所争夺外，界限基本固定。唐朝收回五胡十六国时代失去的领土，新罗首次统一朝鲜。
第二，唐朝经过与新罗的多次较量，其政策显然日益趋于务实，主动放弃过于理想化的目标追求，不再直接参与变革当地的社会文化制度，而更加注重维持与新罗现实的友好的关系，确立其国际关系秩序。因此，唐朝在朝鲜半岛的逐步后退，并不是诸如吐蕃或突厥进逼这种外在环境压力的后果，而是根据东亚形势发展所做出的决定。从时间上看，唐朝是在新罗问题告一段落后，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西线的，此已见前述。
第三，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新罗公然向唐朝挑战，唐朝为何予以容忍。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罗统一朝鲜的整个过程中，新罗从来没有反对唐朝，既没有对江以北的土地提出过度要求，也没有对唐朝的领袖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秩序提出挑战。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从总章二年双方关系出现罅裂时起，新罗就不断向唐遣使谢罪，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唐朝进行解释。上引新罗文武王给薛仁贵的回信，一方面罗列以往功绩，以示对唐朝的耿耿忠心，同时把引起争端的原因推给百济，说明其控制百济的理由：“新罗百济累代深仇，今见百济形况，别当自立一国，百年已后，子孙必见吞灭。新罗既是国家之州，不可分为两国，愿为一家，长无后患”，要求唐朝予以理解。
咸亨三年，新罗文武王“以向者百济往诉于唐，请兵侵我，事势急迫，不获申奏，出兵讨之，由是获罪”，遣使进贡，上表请罪。上元二年，与唐朝公开对立后，文武王仍然“遣使入贡且谢罪”，最终获得唐高宗赦免，恢复其官爵，仍为唐朝藩臣。
这些做法，显示出文武王的精明。他既要统一朝鲜，又不与唐朝决裂。因为一旦成为仇敌，新罗难于承受巨大的压力，内部亲唐势力会起来反抗，国家可能分裂崩溃。文武王十三年（673）七月，“阿飡大吐谋叛，付唐”，就是明显的例证。文武王去世后国内的叛乱，也可说明此点。所以，文武王始终把统一朝鲜限定于其内部事务的层次上，绝不上升为对唐朝的挑战，坚守臣礼，以求唐朝谅解。
对于唐朝而言，收复领土之后所谋求的就是建立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确保周边安定。因此，只要新罗统一后不向唐朝的中心地位提出挑战，唐朝是可以接受其统一朝鲜的要求的。而且，能够确保这一点，显然比唐朝在朝鲜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持续不断的战争要理想得多。因此，在最初用唐朝制度重建百济、高句丽的直接监管政策受到挑战后，唐朝重新权衡轻重，审时度势，把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保持同新罗的友好关系上，通过新罗来维持唐朝对东亚的强大影响力。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唐朝显然取得了成功，而新罗也十分注意维护与唐朝的友好关系。由此看来，新罗统一朝鲜既是唐朝对外关系体制受到的挑战，也是其政策走向成熟并获得成功的事例。据此可以明了唐朝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亦即通过建立国际关系秩序来追求和平与稳定的质的规定性。
日本学者认为，新罗因攻占原百济和高句丽疆域而同唐朝关系破裂，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渤海袭击登州，玄宗命令太仆员外卿、新罗王族金思兰回国调发新罗兵讨伐渤海，双方关系才好转。诚然，渤海国袭击登州加强了唐朝同新罗的关系，然而，如果因此断言唐朝与新罗关系的改善是出于应付国际新挑战的政治需要，就未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上所论，唐朝默认新罗统一朝鲜的根本原因是其国际战略，而新罗臣服于唐朝，不挑战唐朝的领导地位，则是唐朝在东亚实现国际战略的重要保证，双方在国际战略层次上达成一致。新罗文武王对此颇用心思，即使在同唐朝尖锐对抗的时候，仍采用唐朝历法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文武王十四年（674）正月”条记载：“春正月，入唐宿卫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改用新历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采用历法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承认政权正统性和表示服从的政治大事。新罗文武王在此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所以，唐朝和新罗虽然围绕百济、高句丽统属问题开战，但是国际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不曾动摇过。
这一方针，新罗始终坚持不渝。文武王去世后，神文王继立，“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对此态度十分积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第八》“神文王六年（686）二月”条。。武则天特地让有关部门摘抄“涉规诫者”送给新罗，乃晓之以礼，希望新罗恪守臣节。武则天用文化来影响和约束新罗，其背后则是在探索强化双方关系的政治文化基础的途径。从神文王和武则天的应对来看，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皆欲通过文化来建立政治关系的机制。
在此方面，双方关系的相互确认颇有进展。典型的事例见于神文王十二年（692），《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是年条记载：春，……唐中宗遣使口敕曰：“我太宗文皇帝，神功圣德，超出千古，故上仙之日，庙号太宗。汝国先王金春秋，与之同号，尤为僭越，须急改称。”王与群臣同议，对曰：“小国先王春秋谥号，偶与圣祖庙号相犯，敕令改之，臣敢不惟命是从？然念先王春秋，颇有贤德，况生前得良臣金庾信，同心为政，一统三韩，其为功业，不为不多。捐馆之际，一国臣民不胜哀慕，追尊之号，不觉与圣祖相犯。今闻教敕，不胜恐惧，伏望： 使臣复命阙庭，以此上闻。”后更无别敕。这是一次围绕礼制的交涉，新罗王金春秋犯唐太宗庙讳，故唐中宗要求新罗神文王改金春秋庙号，神文王及其臣下皆以为然，遣使入唐解释。此交涉中最关键的是新罗承认犯讳，亦即承认同唐朝的君臣关系，没有异议。双方政治关系的基础也就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所以，唐朝接受新罗使节的解释，“更无别敕”。
神文王之后，经孝昭王传至圣德王，其名字为隆基，犯唐玄宗名讳，故于唐先天年中改名兴光。此事见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八》和《旧唐书·新罗传》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第八》“圣德王元年”条记载：“讳兴光，本名隆基，与玄宗讳同，先天中改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新罗传》记载：“兴光本名与太宗同，先天中则天改焉。”《旧唐书》将“玄宗”误作“太宗”，且以为是武则天所改，亦误。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武则天已死。。圣德王改名，再次确认与唐朝的君臣关系，双方关系已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从上述神文王遣使入唐请《礼记》以后，双方关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神文王去世时，“则天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册立其子理洪为新罗王，仍令袭父辅国大将军，行豹韬卫大将军、鸡林州都督”。孝昭王去世时，“则天为之举哀，辍朝二日，遣立其弟兴光为新罗王，仍袭兄将军、都督之号”。显然，双方关系颇好。所以，唐朝和新罗重建友好关系，无须等待渤海国入侵唐朝事件的发生，更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利用。
第三节 东亚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
——日本全面接受唐文化唐朝对日本关系的调整，也可以看出其国际战略之一斑。
白江之战，唐朝大获全胜。日本水军被歼，失去了海上防御能力，举国震动，非常担忧唐朝会乘胜进攻日本，遂在九州岛外岛及沿岸地区紧急布防，“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贮水，名曰水城”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三年”条。。九州岛首府太宰府一带，构筑大型工事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一直到翌年八月，还可以看到日本朝廷“遣达率答春初筑城于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条。。
然而出乎日本意外的是唐朝方面主动发出和平信号。664年五月，“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条。。郭务悰带去刘仁愿信函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是从他同时带去的礼物来看，应该是向日本申明唐朝无意进攻日本，以及呼吁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和善后处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郭务悰被请入京城，双方正式进行谈判。《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条记载：“冬十月乙亥朔，宣发遣郭务悰等，敕是日中臣内臣，遣沙门智祥赐物于郭务悰。戊寅，飨赐郭务悰等……十二月甲戌朔乙酉，郭务悰等罢归。”郭务悰是以唐朝百济占领军使者的身份到日本的，从接待者来看，应该是同日本朝廷要员中臣内臣交涉，规格颇高。双方从五月到十月，谈了五个月，似乎颇有进展，故日方由中臣内臣出面款待，又留郭务悰至十二月才回到朝鲜。这么长时间的交涉，内容自然要包括白江之战的具体善后处理事宜，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安排，乃至恢复双边关系等等。
郭务悰同日本的交涉，迅速汇报给唐朝中央。日本接受唐朝的和平建议，并同郭务悰就朝鲜问题和两国关系达成初步协议。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日本只有接受唐朝占领百济和高句丽的现实，才能构成双方谈判的基础，才能谈到恢复国交等问题。这些内容获得唐朝中央的肯定，所以，唐朝决定提升谈判的规格，由朝廷直接同日方谈判。翌年九月，“唐国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等”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条。到日本。《日本书纪》在此条下面加注道：等谓右戎卫郎将上柱国、百济将军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月廿八日至于对马。九月廿日至于筑紫。廿二日进表函焉。此注值得注意，首先，谈判代表刘德高并不是中央负责外交的官员，而是地方的佐官。《旧唐书·地理一》记载，沂州为中州。根据《唐六典·上州中州下州官吏》记载，中州司马为正六品下。故刘德高官阶不高，选择此身份的官员赴日本谈判，既代表朝廷，又不抬高对方的地位，颇为用心。其次，刘德高是负责地方军务的官员。再次，这次使团仍有郭务悰参加。据此可以看出，双方交涉的主要仍是朝鲜善后的具体事宜，大批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随行，更说明了这一点。
双方的谈判应该取得积极的结果，日方也希望借此机会迅速恢复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所以，刘德高于十二月回国的时候，日本“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其注记载：“等谓小山坂合部连石积、大乙‘小’乙吉士岐弥、吉士针间，盖送唐使人乎”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条。。注中出现的都是职业外交人员，无疑是赴唐开展恢复正常关系的活动。《资治通鉴》是年条也记载：“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两国恢复了国交。
坂合部连石积在唐朝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参加唐高宗封禅结束后才于乾封二年（667）十一月取道朝鲜半岛回国。《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六年”条记载：“百济镇将刘仁愿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等，送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于筑紫都督府。己巳，司马法聪等罢归，以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大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唐朝百济驻军指挥部也同日本建立起正常联系。
翌年，日本再次派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八年”条。。
咸亨二年（671）正月，“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是时，刘仁愿早于总章元年（668）“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一“总章元年八月”条。，故百济镇将当为别人，所谓“上表”，应是通报遣返战俘的消息。所以，到十一月见到“唐国使人郭务悰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乘船四十七只俱泊于比智岛”。唐朝送还一万四千人，除了战俘之外，难以想象。因为人数众多，为了防止日本方面惊恐，所以事先派遣李守真通报，待到船队临近时，再“遣道文等豫稍披陈来朝之意”引文均见《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十年”条。。郭务悰一行在筑紫办理交割事务时，遇到天智天皇逝世。《日本书纪》“弘文天皇元年”条记载：元年春三月壬辰朔己酉，遣内小七位阿昙连稻敷于筑紫，告天皇丧于郭务悰等。于是郭务悰等咸着丧服三遍举哀，向东稽首。壬子，郭务悰等再拜，进书函与信物。夏五月辛卯朔壬寅，以甲冑、弓矢赐郭务悰等。是日，赐郭务悰等物，总合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端、绵六百六十六斤。庚申，郭务悰等罢归。从郭务悰对天智天皇之死表示哀吊来看，两国因白江之战而受伤害的关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随后，日本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大海人皇子起兵推翻了天智天皇胤嗣弘文天皇，夺取政权，称天武天皇。这一年为壬申年（672），故日本史称“壬申之乱”。这次内乱应该同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天智天皇出兵朝鲜，遭受前所未有的惨败，举国震动，其威信和统治力都受到很大的打击，故其所立继承人迅速被天武天皇取代。天武天皇通过自下而上的军事斗争取得政权，成为强势统治者，令国内局势获得安定。其统治期间，开始了建立“律令制国家”的政治进程，通过制定各种法令和改革官爵和姓氏制度，建立起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强化了中央朝廷的权威。
天武天皇确立中央主导建设律令制国家的政策，为后继天皇所继承。在他之后是其皇后称帝，即持统天皇。天武天皇生前开始编纂的《净御原飞鸟令》，在持统天皇时期颁行。此后，修定律令格式全面展开，文武天皇即位后，于四年（700）下令修撰堪称日本古代法制史里程碑的《大宝律令》。值得注意的是，在修撰律令的功臣中，有此前的遣唐使节伊岐连博得（德）和百济送给日本的唐军俘虏萨弘格手写体“薩”字与“薛”极为相近，在中国发现的敦煌文书和日本古代手抄史籍都是如此，故此时期的史籍与文书所载的“薩”字，应该就是“薛”字。。从天武天皇时至此，日本主要透过新罗吸收大陆文化。然而，要制定国家根本大法的律令，必须向当时最先进的唐朝学习。天武天皇虽然重用遣唐使和唐人来弥补欠缺，但是在此过程中，日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要建设发达的国家，无论如何都要彻底向唐朝学习。所以，在修撰律令启动之后，文武天皇随即于大宝元年（701）下令重新向唐朝派遣大型使团，《续日本纪》“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正月”条记载：以“守”民部尚书直大贰粟田朝臣真人，为遣唐执节使，左大辨直广参高桥朝臣笠间为大使，右兵卫率直广肆阪合部宿祢大分为副使，参河守务大肆许势朝臣祖父为大位，刑部判事进大壹鸭朝臣吉备麻吕为中位，山代国相乐郡令追广肆扫守宿祢阿贺流为小位，进大参锦部连道麻吕为大录，进大肆白猪史阿麻留、无位山于亿良为少录。这是中断三十多年后首次派出的遣唐使团，阵容十分强大，聚集了实际执掌中央日常政务的行政、军事、司法等部门长官、事务官员和地方官员，向唐朝学习行政制度、法律文化的特色十分浓厚。一旦重新启动向唐朝学习之后，巨大的文化需求推动了遣唐使频频发遣，日本国内迅速形成一股热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导入唐朝文化，以唐朝为样板，政治上建设“律令制国家”，文化上以唐朝为荣，汉字、汉文、汉诗、歌舞、佛教、寺院建筑、生活习俗……全国上下陶醉在唐朝文化之中，日本文学史称这一阶段为“唐风文化”时代，对整个日本文化乃至民族性格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唐风文化”之所以能够深入持续，最关键的是其发自日本内在的迫切需要，由日本自主推动，给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好处。日本在白江之战失败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唐朝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深刻体会到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唐朝存在巨大差距，痛下决心，全面输入唐朝文化，以提升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
日本地处东亚世界的东端，与大陆一海相隔，自主加入东亚文化圈，形成唐朝、新罗、日本为主要成员的东亚世界文化格局。
第四节 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是以共通的文化为基础，由东亚主要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体系内部，使用通用的汉字，国家间交往的正式文书采用汉文，广泛实行以唐朝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儒家的家庭与国家伦理道德，通过选士教育体制渗透到社会基层，和法令相辅相成的各种礼法，规范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重视家庭，强调集体，约束个性，为国奉献，抽象为忠孝观念，成为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这种文化，力图以服从家族长幼秩序和政治等级制度来达到社会和谐，辅以出世的佛教，解消个人和社会阶层内部的紧张和矛盾，把神的力量导入政治领域，最大限度地提高君主的权威。
反映在东亚世界中，就是确立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采用册封或者羁縻等形式，把各个国家或民族纳入这个国际体系之中，约束定位。共同的文化基础，形成东亚世界的国际道德与正义，并建立起以文化的先进或者落后来定位国家间上下关系的价值取向。唐朝因其制度文化的先进而居于最高地位，成为国际道义的裁判。换言之，唐朝在国家实力的支撑下，主要依靠文化的力量获得各国的认同，成为东亚世界的道义和权力中心，出现万邦来朝的局面。唐朝皇帝因此获得了两大权威，一是在政治上与周边国家缔结君臣册封关系，通过“和亲”建立翁婿父子的人伦上下关系，从而获得忠孝道德最大限度的支持；二是建立国际道义和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和道德裁判权，从而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站在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唐太宗被周邻各国推举为“天可汗”，可以视为其国际战略获得成功的证明。
各国争相引进移植唐朝文化，向唐朝看齐。如果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争取获得对邻国的优越地位。东亚各国自称中华，指斥邻国为夷狄 参阅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古代日本力图臣服加罗、百济和新罗，建立“小中华”朝贡体系，凡此种种，都是对唐朝的模仿。通过文化，唐朝成功地建立了东亚世界的内在规定性，成为各国间坚韧的内在联系纽带，并同其他文明清晰地区隔开来，自成体系。
在这个国际体系内部，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受到谴责，国家之间的竞争必须通过制度文化来表现，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唐朝建立起来的中国中心地位，能够维持一千多年，一直到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东方，并获得优势，才取代中国的中心地位。因此，中国在亚洲的领袖地位被推翻，不只是战败的缘故，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被取代，随之而变的是整个价值评判体系的更替。中国对自身文化传统过激的贬斥抛弃，甚至疯狂的焚书破除，不但帮助西方建立起文化优势，更给予自身的民族自信心以沉重的打击。就东亚国家而言，迄今尚未出现能够取代古代中国的强势文化中心，因而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获得领袖地位。日本企图通过军事征服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是自取其辱。
据此可以总结唐朝在建构东亚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第一，唐朝是一个大国，具备领导国际体系的政治力量和约束力量。
第二，唐朝有一套先进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确保社会能够在法治环境下获得充分的发展，取得空前的繁荣，这给了正在建设中央朝廷领导下的一元化国家制度的东亚各国以巨大的示范作用。各国得以根据不同的国情，有所取舍地进行模仿、移植，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因此，各国有了学习唐朝的热情与动力，并转变为强烈的内在需求。只有各国发自内心的需要，而不是从外部的强制灌输，构成国家之本的政治制度及其背后支撑的精神文化，才有可能成功地被吸收移植。这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就新罗而言，实行唐朝制度最初虽然是唐太宗提出来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恰好符合新罗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在实行唐朝制度获得益处之后，迅速转变为自主的行为。
第三，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特点，使得唐朝能够广泛吸收各国文化之长，取精用宏，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潮流。而且，唐朝基本上不设立文化上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取舍标准，这就使得各国的文化能够容易地融入唐朝文化的大熔炉，保持文化之树常青，不断推陈出新。构建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大舞台，各国文化可以在这里获得最广泛的交流，得以提升和传播，唐朝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领袖，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而且，唐朝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根据才能，大量录用来自外国的人员，因而吸引各国优秀人才纷纷涌入。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向各国学子开放 参阅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亚世界形成的一侧面》，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向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东亚各国通过质子、宿卫、留学生、留学僧等多种渠道，把大批子弟送到唐朝接受教育。唐朝中央官学成为东亚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国内各大寺院也收纳大批求法僧人，在培养人才方面下了很大工夫，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才。这些留学人员回国之后，在各个领域承担重任，推动所在国家的政治改革，传播移植唐朝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文化和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唐朝的国际声望，使之成为东亚各国的向往之地。
第四，唐朝建构的国际体系，在确立唐朝中心领导地位的同时，根据各地区、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措施，把各国吸纳到东亚世界中来。唐朝在东亚，不管是在关键地区派驻军队，还是采取羁縻、册封的办法，基本上不介入各国的内政，尊重各国的自主权。唐朝所追求的是重在各国对唐朝领导地位的服从，以确保东亚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加入东亚世界的国家，唐朝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给予相当丰厚的回馈，令其从中获得利益，从而紧密追随唐朝。东亚世界的朝贡，是非常典型的例证。所谓朝贡，是臣下向君主表示附属，履行义务。在这里，贡品并不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交纳的沉重税赋，而是随各国物产自主决定的礼物，展示在朝见的盛大仪式上，表示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对于各国贡品，唐朝给予丰厚的回赐，让朝贡国尝到好处，感受到唐朝的富饶与强大。因此，朝贡具有用经济利益报偿政治服从的色彩。让各国从唐朝国际体系中获得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各国统治者还可以获得唐朝的支持，稳定国内政局；在同邻国发生纠纷时，可以向唐朝申诉，不受强国欺凌。凡此种种，均显示唐朝构建的东亚世界具有高度的柔软性与包容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互利共存。这是古代世界性帝国与军事征服性帝国的根本区别。
这个区别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国际体系，如果缺乏成员国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终将难以维持。由此可以明白：唐朝允许新罗独立，以及在白江之战大胜后不乘势进攻日本，都是服从于建构东亚世界战略目标所做出的决定，颇具政治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