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古代东亚世界已经相当长时间了，最初只想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就发现从中国到日本，其间不能跨过朝鲜半岛，否则就不完整。
中国学者研究中日关系史，往往不注意朝鲜；日本古代史学者则过于注意朝鲜，而没有进一步追溯到中国。虽然东亚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但是研究上却往往被割裂成几个孤立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中朝关系、日朝关系。实际上，这三者是联动的，难以割裂开来。日本从大陆吸收文化最重要的通道经由朝鲜半岛，所以，日朝文化的比较和传播学研究比较容易开展。其间还有一个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早，在日本传入金属与农耕，进而形成国家的阶段，中国已经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进入秦汉帝国时代，中国有许多技术，诸如金属冶炼锻造等，日本与之相距甚远。朝鲜正好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其技术文明高于日本而低于中国，日本从朝鲜半岛吸取技术要更加容易消化吸收。这一点，是研究中日关系史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有许多日本古代的东西，看起来是从中国传入的，却又不太相像。如果简单断为中国文明的传播，就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这中间经过了朝鲜这一重要的环节。中国古代文明首先传入朝鲜，出现低于中国的技术，再传入日本。如果把中国、朝鲜、日本的文物放在一起，整个传播演变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时候，下决心研究朝鲜古代史的缘故。我想尝试能否将中国、朝鲜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4至9世纪从中国、朝鲜半岛迁徙到日本的上百万移民，他们是东亚世界内部的文明传播者。进而结合东亚局势的演变、各国之间的互动和文化的传播，探讨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
将中日朝三方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确实可以避免许多局限性，在理论上十分诱人，但是实践上却十分艰辛。增加一个领域，不单是史料文献的数倍增多，更重要的是要掌握许多历史、考古和文化的知识。进去以后才能明白为什么研究者要止步于此，对于要求马上出成果的当代研究体制，这种研究方法尤其不适合。幸好我只是兴趣，没有非要出什么成果的期待，于是就冒冒失失地走进了这片林海雪原，信步游览。见到动心的景色，就停下来指点评说，孤独自语。回想起来，在这片世界里，我已经探察了二十多年，把这期间写下的东西汇拢起来，就这么些许，仿佛体会到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心境。不是嫌成果少的意思，有这点东西已是意外之喜，而是感慨自己生性驽钝，佳作难成，愧对读者。
这期间，我承蒙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国学院大学、明治大学、关西大学、高野山大学、九州大学、广岛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校、高丽大学校、忠南大学校、庆北大学校以及公州市、谷城郡的邀请，数十次前往日本和韩国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同学者交换意见，收集史料，收益良多。每次出国，都要收集许多史料。在关西大学的几次访问，我起早贪黑地收集资料，太太和女儿也来帮忙复印，研究中心的教授笑我是用观光名义把女儿诓到日本干活，到最后，邀请我的藤善真澄和藤田高夫教授竟然把复印费都给免除了。在韩国，我把演讲的费用换成书带回来，在机场过磅，竟然有六十多公斤。行李超重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柜台小姐看着一箱箱的书籍和满头大汗的我，都笑着让我通过。现在回想起来，每一篇论文都是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帮助的结果。闲来摩挲手上的书籍，翻阅发表过的文章，皆会感念他们。
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的资助，入选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计划。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宋文涛支持列入出版计划，细心编审，得以出版，谨此致谢。
韩昇谨识 2008年11月12日 于东京都国立市田边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