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幸。女人们当场就在街上嚎啕大哭起来，老人们愤怒地高声叫骂。这消息像警钟似的，很快传遍整个村庄，家喻户晓。于是，所有能走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直接从栅栏上拔根木棍充当武器，然后朝村外那个正在血战的地方跑去，这两个村子年年都发生械斗，其焦点就是地界。
保尔对着马狠踢一脚，马立即飞跑起来。在主人的催打下，马超过了奔跑的人群，飞快地向前冲去。只见他双耳紧贴头部，四蹄生风，越跑越欢。小山上有一座风车，风翼向四面张开，仿佛要挡住保尔的去路。风车右边的小山坡上是一片河滩，河滩上长满了草。风车的左边是一望无际、起伏不平的麦田。风从成熟了的麦梢上掠过，仿佛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路旁的罂粟花红得夺目耀眼。四处静悄悄的，但热得令人难受。山岗下很远的地方，有一条银蛇似的小河，静卧在阳光下，从那儿传来了人们的叫喊。
马疯狂地冲下斜坡，向草地奔去。“要是马蹄被东西绊住，我们就得一起完蛋。”保尔脑中突然闪过这样一和念头，但是要勒住马已经不可能了，他只好紧紧贴住马的脖子。风在他耳边呼啸而过。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愤怒的人们已失去了理智，野兽般地互相疯狂砍杀。有几个人已经满身是血，躺在地上了。
马的前胸把一个大胡子撞倒在地。当时，他拿着一截镰刀柄正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长得结实、黑乎乎的农民把对手已打倒在地，正用笨重的靴子使劲地踹他，想置他于死地。
保尔飞马冲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冲散开来。不等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又调转马头，再朝野兽般的人们冲去。他觉得，要想驱散这群打红了眼的人，只能用同样野蛮而恐怖的方式。他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
“散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土匪！”
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毛瑟枪，朝一个气势汹汹的人脸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大声怒吼着，在草地上横冲直撞，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急忙逃向四面八方，离开草地，谁也不想承担责任。他们逃跑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逃避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凶神恶煞的人和他手中的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幸好这场械斗中没有出人命，受伤者都痊愈了。
保尔·柯察金日以继夜地工作。白天，保尔跳下马背，就坐在办公桌的旁边；离开办公桌，就到新兵训练场去；还有俱乐部、学校和等着他去参加的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跳上马，腰间别着毛瑟枪去巡逻，见人就厉声喝道：“站住，什么人？”他还要注意监听偷越国境搞走私的车马的轱辘声一保尔在第二军训营的白天和大多数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
在沿边境的村子里，共青团支部一个一个地成立起来了。区团委的干部为扶植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幼芽花费了很多心血。保尔·柯察金整天都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在村子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空前的作用。手风琴使保尔在农村青年眼中成了“自己人”。许多头发蓬松的小伙子正是在这富有魅力的琴声感召下，走进了共青团。
走私分子的处境越来越难了。
这一年，边境上举行庆祝革命的活动，热闹非凡，边境上的人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营长和保尔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在他们身后，铜号的乐曲声雄壮威武。风卷红旗哗啦啦，歌声如海，人如潮。农村的男女青年身穿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飘荡，成年人表情严肃，老年人神态凝重。人流像一条大河，蜿蜒曲折往远处奔去。国境线就是这条长河的堤岸：队伍始终走在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寸步不离。
然而保尔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不如人意了。
秋季大演习的时候，两条腿肿得厉害。前来检阅的指挥员严厉地责问保尔为什么不下马。保尔只能低声地说：
“自己的两条腿全肿了，无法再连奔带跑地带兵训练。”
但是他还是坚持把脚退出了脚蹬，跳下马来，忍着关节的剧痛，走进队伍。因为他知道，全营的战士正站在他的身后，他的举动会给全营的战士起到模范作用。
一天，保尔在走廊上收到一封公函，上面注明“急件”的字样。保尔拆开一看，是省委决定将保尔调回的通知。
保尔与这个整整工作了一年的区告别了。区党委会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免去他共青团区委书记的职务，通过了给他的工作鉴定。
当保尔离开的时候，十支手枪齐鸣，向他致意送行。
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人们跨进了1924年。元月份，严寒袭击大地，到处冰封雪冬，十几号又开始刮起了暴风雪，大雪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西南的铁路线已经被大雪封埋，严寒和暴风雪破坏了表层结冰的电报线。十二条线路上只有三条电报线还能发电报。
老报务员仔细听着电报机的哒哒声，一面记录，一面想：“大概又是要求与暴风雪作斗争的通知。”窗外狂风呼啸，掀起团团白雪，扑打到窗玻璃上。报务员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过头去，不禁欣赏起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来，世上任何能工巧匠都雕刻不出这玲珑别致、有枝有叶、精美绝伦的版画。
他只顾欣赏美丽的景致，竟忘了听电报机的响声，因而当他从窗户上收回目光以后，才看到那段电文。在三十二年的报务员生涯中，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看到的电文。他反复看了三遍，可还是那句话。老报务员跳了起来，他脸色煞白，转过头来，对两个女同志惊恐地叫道：
“列宁逝世了！”
伟人逝世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悄悄地溜出了电报房，飓风般迅速闯进了车站，冲到暴风雪中，在铁路沿线和道路岔口盘旋，然后，随着一阵寒流，钻进了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
报信人满身是雪，正喘着粗气，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人们默默地听着这位闻名于世的伟人逝世的消息。
机车库里挤满了人。他们分别从四个大门往里挤，当这座巨大的工厂被挤得水泄不通时，有人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讲话。
讲话的是区党委书记：“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一那位缔造了共产党并教育全党同敌人进行毫不妥斗争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党和无产阶级领袖的逝世召唤它的优秀子弟加人到自己的队伍里来……”
哀乐声响了，几百个人脱帽致哀。十五年来从未流过泪的阿尔乔姆也感到喉咙哽咽，那有力的肩膀也颤动起来。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四壁似乎承受不住那么多人的挤压了。外面严寒刺骨，门口的两棵云杉被雪覆盖着，挂着细长的冰柱。但是，烧得正旺的壁炉和六百人的呼吸却使大厅又闷又热，党组织正在这里召开追悼会。
大厅里没有通常的喧嚷声和谈话声，巨大的悲痛使大家的嗓音变得沙哑，谈话的声音很轻，几百双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和不安的神情。聚集在这里的仿佛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船员，富有经验的领航员给狂风巨浪卷到大海中去了。
一种令人压抑的沉寂渐渐笼罩了整个大厅。
追悼会结束后，党委书记站起来，宣布了一桩事：“有三十七名工人签名请求大会审议他们的人党申请。”接着，他就宣读了那份申请：
敬爱的党组织院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我们要求在今天的会议上审查我们的申请，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简短的几句话之后是两行签名。
当第一个在申请书上签名的人走上讲台时，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在战争年代曾经勇敢地跳下机车，砍下德国人头颅，誓死不把敌军送到战场的火车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讲着自己的经历，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从前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当牛做马一辈子，老了沦落成叫花子。唉，说实在的，刚刚闹革命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又有家庭拖累，对人党这件事不太在意。虽然两军交战时，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但也很少参加战斗。对抗敌人统治的时候，我也跟党员们一块领导大家闹过罢工。往事不值得一提了。伟大的列宁同志去世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再也不说年纪大之类的话了。对于我们的党，就应该像列宁同志一样奉献自己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我不会说话。我只想保证一条：我跟定我们的党组织了，绝不动摇！”
老司机倔强地点了点那白发苍苍的头，灰白眉毛下面的目光十分坚定，当他离开讲台时，已经通过了大家的审核，成为一名党员了。
“阿尔乔姆，说说你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说道。
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换上了阿尔乔姆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那双大手往哪儿放才好，他不停揉着那顶大耳搭的帽子。阿尔乔姆感到不知从何说起，他不习惯对着众人发言。他感到他无法将一生的经历统统讲出来，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乔姆开始说。
会场里静静的，六百个人注意倾听着这个技工的讲话。他身材高大，鹰钩鼻子，浓眉大眼。
“我母亲给有钱人当烧饭女佣人。父亲我不大记得了，他和我母亲合不来，经常喝得烂醉。我们跟母亲过。养活那么多张嘴，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给她四个卢布。就为了这几个钱，她起早贪黑地干活。我算走运，在初小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看书和写字。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没有工钱，白干三年，就只能混口饭吃……“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德国人。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太小，但我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的年龄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了。我在这个德国人那儿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教我，只让我打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一会儿支使我去拉煤，一会儿又差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小奴才，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用脚踢我，就这么个德行。只要有一丁点儿不如老板娘的意，她就打我几个巴掌。因为她男人常常喝醉，她就向所有的人出气。这种时候，我就从她那儿冲到街上，但又能去哪儿呢？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在她那儿安身……“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这个混蛋老爱拿我开心。有一次，他指着墙角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谁知道那个垫圈是刚打的，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看起来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我母亲那里去了。但是母亲没有地方可以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到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经常扇我耳光。
“我又逃跑了，逃到一个很远的小城市，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佣了我，我在那儿洗肠子，洗了大约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把整个厂输掉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个卢布，就逃之夭夭了。这样我才跳出那个火坑。我坐上火车，到别处去找工作，多谢一个机务段的工人的帮助，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能干点钳工活，就让我冒充他的侄子，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个头大，他就说我十七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下手。后来，我又在这儿干活，到现在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情况。在这里的情况，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乔姆用帽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他浓眉紧锁，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可能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加人党组织？对这个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我离老还早着呢。早在1918年，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我就应该走这条路，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谈过不止一次。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了枪。后来战乱结束了。我们把敌人赶走，接着成家，有了孩子，就一头扎进家务事里去了。但是现在，列宁同志去世了，应该用一个大家庭来接替伟大领袖的工作，我们应该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稳固。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这些信仰，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党吗？”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纯朴而又极其真诚的讲话，现在他如释重负，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的表决。
阿尔乔姆看到许许多多的手举了起来，他的心又一次受到了震动。他感到浑身轻松，昂首挺胸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布鲁兹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声音，在战争年代，他的两个孩子，谢廖扎和瓦利娅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讲了自己艰难的一生，他的声音很低，但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的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们牺牲了，可这不是为了让我坐在房子后面伤心哭泣。他们牺牲以后，我还没补上他们牺牲给这个队伍带来的损失，领袖的去世擦亮了我的眼睛。过去的事情，你们别问我了。我不能老是在那些伤心事里打转，打今天起，我重新开始生活。”
他回想着往事，心绪不宁，愁眉不展，会上谁也没有给他提出尖锐的问题，一致举手，他人党通过了。这时，他的眼睛又现出光彩，花白的头又抬了起来。
讨论接受新党员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列宁的去世使几十万工人积极加人共产党的行列，大家都积极勇敢地加人到党的队伍中。领袖逝世了，但是党的队伍并没有涣散。一棵扎根沃土的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只是折断了树梢，是不会枯死的。
回到省委工作的保尔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在全俄罗斯代表大会上与丽达相遇。
大会宣布名单的时候，丽达听到了保尔·柯察金的名字。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死去的朋友同名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人流，这时，她听到了保尔那熟悉的声音。
丽达迅速地转过身来，一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青年人站在她的面前。他穿着草绿色的军服，蓝色的靴裤，腰里束着一条皮带。
丽达睁大了眼睛望着他，直到保尔热烈地拥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着“丽达”的时候，她才明白，这的确是保尔。
“你还活着？”
这句话让保尔知道为什么在那次伤寒差点夺去他的性命之后，丽达离开了那个伤心地，调动了工作的原因。丽达一直不知道，关于他的死讯是个误传。要知道，想把他的性命夺走，可没那么容易。
大厅里已经空无一人了，从敞开的窗户里可以听到这个城市主干道上的喧嚣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但他们两个人似乎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告诉突然他们该去大剧院参加会议了。他们沿着宽大的台阶往出口处走去，丽达再一次打量了一下保尔。现在他比她高半个头，但仍然是从前那个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稳重了。
“瞧，我还没问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我是专区团委书记。”保尔说着微微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