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平元年，在西汉历史上是一多事之秋。年轻的昭帝突然去世，由于没有后嗣，帝位空悬，早日拥立新君以定“刘氏”天下，当是朝廷的首要政务，权倾天下的大将军霍光再次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是时，武帝六子中仅广陵王刘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张立广陵王。霍光却另有一番考虑，而此时广陵王刘胥正值壮年，如果一旦入主长安，霍光独揽大权的局面就会发生动摇，这亦是群臣“咸持广陵王”，而霍光“内不自安”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杜绝后患，霍光决意迎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不料二十七日后，来去匆匆的刘贺成为入主未央宫时间最短的“过客”，汉廷再次出现“无君”的局面。在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武帝曾孙刘询成为未央宫的新主人。西汉历史由此掀开新的一页，出现一个史家争相称誉的“宣帝中兴”的时代。
元凤元年九月，燕王刘旦谋反事败自杀。自昭帝即位以来，对其威胁最大的一个隐患彻度消除。昭帝与霍光如释重负，不再担心祸起萧墙、难发宗室。次年四月，昭帝从建章宫徙归未央宫，于宫中置酒大宴群臣，“赐郎、从官帛，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吏民献牛酒者赐帛，人一匹。”正是这种喜悦之情真实自然地流露。六月，昭帝颁诏大赦天下，继续与民休息，在前年减漕运三百万石以休百姓力役，省御用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与三辅驿马之需的基础上，“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得以叔（通菽）粟当赋。”三年春正月，昭帝再次下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赈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赈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就在惠民养民的“德政”政策措施不断地颁行之时，元凤四年（前77）的“令月吉日”——春正月丁亥，为昭帝举行隆重的加“元服”典礼，即所谓的“冠礼”，《仪礼·士冠礼》载，古时男子年二十初行冠礼，表示已成人，可以服事任职。但天子有总理天下、代天牧民之责，不能等同于士人，拘泥于年龄之长幼。据说周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通典》卷56《嘉礼一》在释天子早冠之义时说：“《五经要义》云：‘冠，嘉礼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后人道貌岸然备，故君子重之，以为礼之始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却步而畏之。’又曰：‘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义也。王道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不过，汉初情况有些特别。杜佑在《嘉礼一》“天子加元服”条中综括曰：“据此，自天子至于诸侯，非无冠礼，但因秦焚书，遂同荡灭。其周制《士冠礼》颇备，王者时采行焉。”惠帝于四年（前191）年三月行冠礼，行的是年二十而冠之礼，而不是具有“早冠之义”的天子“冠礼”，可见杜佑之说不谬。但至昭帝加元服之时，汉兴已近百年，初经汉高祖指令孙叔通整齐礼制，特别是武帝推崇儒学之后，所谓礼仪制度应当逐渐完备。这从昭帝加元服择“令月吉日”、告于祖庙、晋颂冠辞等仪式完全符合周制嘉礼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来。然而昭帝加元服却延至十八岁时方举行，在关键的一点上却全然不符天子加元服之制，无怪清人沈钦韩甚为诧异曰：
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今昭帝年十八而冠，东京诸帝，和帝十三、安帝十六、顺帝十五，并加元服，后立皇后。昭帝先立后，五年而后加元服，此大臣不学，而廷臣不诤，其失可怪也。
“大臣不学”之大臣，当然是指大将军霍光。关于霍光“不学”的指责，早在霍光拒绝燕王刘旦为丁外人求封侯爵时就不断人指出。其后在谋废昌邑王刘贺时，霍光也因询问“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再次受到“光不涉学，故有此问”的讥讽。可见霍光“不学”、“不涉学”，乃是不争之事实；可指责“廷臣不诤”，却不免有强人入罪之感。自元凤元年起，“廷臣”或卷入霍光、上官桀政争而罹难，或陷于追究上官氏余党的庶务之中，或党附大将军以求自保，恐怕无暇谏及霍光为昭帝早加元服，“其失”不足为怪。若是衡以礼制，参以经学，沈韩钦所论极是。但更深层的原因并不在这里。依照《礼记·冠义》，士人行冠礼，“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而天子加元服，由童稚而成人，是为亲政之标志。汉武帝为太子时，十六岁于景帝后三年（前141）春正月行冠礼，同月景帝死，武帝即位亲政。霍光可许不知古之旧典，但对责成托孤重望的先帝之“故事”，不可能全然不知。昭帝加元服之礼至十八岁方行，确实不能排除霍光不愿尽早归政，而有意延行昭帝加元服之意图在内。
其实，昭帝是否能亲政，并不完全取决由加元服时间的早晚，而是由君臣对政权的控制能力及力量对此的强弱形势所决定。两汉时也不乏皇帝加元服而无法亲政，或名义上虽亲政，但权柄实际已他移的先例。汉惠帝十七岁即位，二十岁行冠礼，自然不能以“童子”论之；然无论惠帝冠否，不仅终身受制于“性刚毅”的吕太后而“亏损至德”，甚至当他试图责怪相国曹参认为自己年少而“不治事”时，却得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不亦可乎”的一番教训，也只能称善而止。至于东汉的和、安、顺诸帝，虽然在加元服的时间上均符合所谓的“周制”，但又有哪一个于加元服之后不是外戚与宦官股掌之上的玩物，更遑论亲政了。因此，昭帝加元服之后能否亲政，完全取决于“威震海内”的大将军霍光的态度。
昭帝幼冲即位，是在霍光的精心呵护之下长大成人的，无论昭帝加元服与否，在霍光的眼中仍是“未任听政”的“幼君”，即使是在昭帝的冠辞之中，还不忘加上“推远冲孺之幼志”之语，似乎在提醒昭帝还是处在“冲孺”之时，所需只是“推远”其“幼志”，并不以既冠之后应“弃其幼志”的“长君”视之。“冠辞”只是一种颂圣吉祥的祝福之辞，其意当然不必过分指实。但皇帝既冠之后，亲政是当然之事，霍光也不便公然违背。在武帝临终托孤之时，虽以“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相赠，许霍光行“周公之事”，但只是取其辅弼幼主之意，并没有令霍光效法周公“践阼而治”。昭帝即位后，霍光虽然“秉持万机”，均是以昭帝的名义颁行天下，至少在表面上是昭帝“莅阼”，霍光只是“辅政”而已。因此，昭帝加元服之后，霍光似乎也没有必要作出“归政”的姿态。《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仅有昭帝加元服后大行赏赐的记载，而没有透露这方面的信息，恐怕原因就在这里。但从《汉书·霍光传》“昭帝既冠，遂委任光”的记载来看，霍光似乎也曾作出过某些“归政”的表示，然被昭帝拒绝，以表示对“国家忠臣”的充分信任与依赖。
昭帝加元服后，大将军霍光的权力丝毫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反而由于“既冠”皇帝的“委任”，呈现更加强化的趋势，仍然全面操纵着大汉帝国的政要。可巧的是，正月，昭帝刚加元服；五月，位于长安城外的孝文庙正殿就发生火灾。“上及群臣皆素服。发中二千石将五校作治，六日成”。这场偶发的火灾在时人的眼中，不过是执掌宗庙事务的“太常及庙令丞郎吏”失职的结果，太常、轑阳侯江德被免为庶人；可是在权势熏天的霍氏家族烟飞灰灭之后，这场火灾却变得大有深意。成帝时，精于灾异之学的刘向有感于外戚大将军王凤专擅朝政，于是“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着其占验，比类相从”，着《洪范五行传论》奏上，其中占验此次火灾为：“（霍）光无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历史确实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昭帝加元服后囿于霍光权势而无法“亲政”，成帝虽然“心知（刘）向忠精，故为（王）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元平元年（前74）春二月，昭帝再次颁布惠民之诏：“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繇，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此时频频蒙受“仁政”的朝野臣民或许不会有人想到，这是年轻的皇帝在位时的最后一道诏书。两个月后，在位十四年的昭帝于未央宫去世，终年二十三岁，葬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
昭帝幼年丧其母，外族人口零落，兄长“至亲”虎视眈眈，只是在霍光全力辅佐之下，方能安居未央宫十四年。而霍光之所以能一举翦除与之争权的上官氏集团，独揽大权，也同昭帝的充分信任与全力支持密切相关。尽管在昭帝加元服后霍光没有及时归政，颇受后人讥讽外，然总体而言，君臣两人相知甚深，赢得后人许多佳评。班固将两人之关系比之为周初的成王与周公，于《汉书·昭帝纪》赞中说：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自班固肇其端，在品评人物蔚成风尚的魏晋时期，周成、汉昭比较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魏文帝曹丕作《周成汉昭论》，驳斥时人“方周成王于汉昭帝，佥高成而下昭”的见解，在周成、汉昭之间更为推崇昭帝：
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禀贤妣之贻诲，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犹有咎诲。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诸金縢，稽诸国史，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縢之教言，岂不亦暗乎！夫昭帝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唯盖主，相则桀、光，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年在二七，早智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有启金縢而后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而周不独多也。
魏人丁仪亦作《周成汉昭论》，从成公与周公为亲而见疑，昭帝与霍光为异而见信之处着眼，认为周成、汉昭虽各有其美，难分伯仲，但感情的天平却明显地倾向于昭帝：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托于冢宰，流言谗言兴，此其艰难相似者也。夫以发金縢然后垂泣，与计日力便觉诈书，明之迟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处，异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谤而不出，周公赖天变而得入。推此数者，齐本而论末，计重而况轻，汉昭之优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而论二主，余与夫始者也。
紬绎昭帝的一生，确与以“孺子继统”的周成王多有相似之处，皆是冲龄即位，主导政局的主要是辅佐大臣，因而留下君臣相知甚深的佳话；所不同者，昭帝十四年的皇帝生涯，始终是在霍光羽翼的庇护下度过的，而成王在位时间虽不详，但周公“行政本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位”。成王与其子康王统治期间，为西周政治清明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就周成、汉昭比较而言，诚如丁仪所说：“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