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在与四边所谓蛮夷戎狄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心态，对于企图扰乱华夏的则要防范戒备，敢于侵扰中原的则予以伐击，但最为理想的方式还是要以德服人，恩泽流于远方，达到“四夷宾服”的境界。班固在《匈奴传赞》中开宗明义地说：“《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即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如果说汉初所实行的和亲政策，是以委曲求全的方式以防“蛮夷猾夏”的话，那么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则是“戎狄是膺”，对敢于“猾夏”的“戎狄”予以讨伐。而在武帝之后，汉匈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双方重开和亲之议，北境相对处于一种和平安宁的状态，颇有些“守在四夷”的意味。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预示着汉匈关系发生了从“戎狄是膺”到“守在四夷”的历史性转变。
自从五原郡将呼韩邪单于“愿朝（甘露）三年正月”的消息飞报朝廷后，得到宣帝与群臣的高度重视。匈奴单于亲自入汉朝见，请求归附，标志着汉匈在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冲突与战争之后，历来以“天之骄子”自居的匈奴单于被迫低下了高傲的头，预示着汉匈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郅支单于尚占据漠北的情况下，汉朝接纳呼韩邪单于归附，可以在漠南扶持起一支亲汉的力量，以减缓郅支对边塞的骚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宣帝格外重视呼韩邪的朝见愿望，命令群臣商议朝见时的礼仪。在如何确定匈奴的政治地位时，朝中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
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萧望之的意见非常重要，深得处理与所谓蛮夷关系之精髓，来者“待以不臣之礼”，亡者“不为畔臣民”，华夷之别、汉匈分野，泾渭分明。宣帝最终采纳了太子太傅萧望之的意见，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同时，派遣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前往五原塞迎接呼韩邪单于入京，并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郡直到长安，发沿途郡兵两千多人陈列护送，以示尊崇。
呼韩邪单于到达甘泉宫后，受到宣帝隆重的接待。呼韩邪以客礼拜见宣帝，地位高置在汉诸侯王之上，称“臣”而不必唱名。宣帝颁予呼韩邪单于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表示汉朝中央政府以对臣下册封的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族最高首领，表明匈奴隶属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同时考虑到匈奴多年来统治大漠的事实以及“上气力而下服役”的民族心理，所以在印章的形式上与汉天子所用的玉玺相同，以表示与汉朝的臣属有所区别。呼韩邪北归时，考虑到自己势力单薄，深恐不能抗御郅支单于的进犯，试图依靠汉朝的声威以自保，同时又可以向汉朝表示真诚的归附愿望，于是又请求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包头西北）下，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为汉保卫受降城。宣帝应允了呼韩邪的请求，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与韩昌将兵护送呼韩邪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并留于漠南护卫呼韩邪，助诛不服。汉廷又考虑到匈奴连年战乱饥荒，人民乏食，前后共调拨北边诸郡粮食三万四千多斛，以资助呼韩邪单于的部众。
呼韩邪的附汉不仅摆脱了自身窘迫的困境，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局势，而且在匈奴原来的属国中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西域乌孙以西一些与匈奴相邻的诸国素来畏惧匈奴而轻视汉朝，但是自从呼韩邪归附汉朝之后，乌孙等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纷纷以尊汉为荣耀。
大约在五凤四年与甘露元年左右，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单于兵败后率部众南下，误以为呼韩邪已经降汉，不可能再重返匈奴，于是率兵西下，意图平定匈奴右地。这时屠耆单于的少弟已经在右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得知郅支西征的消息后，率兵迎击，结果兵败被杀，其部众都被郅支兼并。郅支在平定了匈奴右地后，为了巩固在右地的统治，于是留居右地而未返回单于庭。在闻知呼韩邪单于因附汉而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后，郅支深恐受到呼韩邪与汉朝的联合攻击，所以特别重视呼韩邪与汉朝交往的动向。就在甘露元年呼韩邪遣子入汉为侍子的同时，郅支也不甘落后，亦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汉，以示与汉和好之意。对于郅支与呼韩邪竞相归附之争，汉朝最初并没有显示出厚此薄彼的倾向，而是一视同仁，采取兼容并纳的态度，依礼厚待双方的侍子。
但是，郅支单于究竟是远在漠北，中间又有呼韩邪的阻挠，与汉朝的联系与沟通远不如在漠南呼韩邪那样快捷便利；再者，郅支又自恃势力比呼韩邪强盛，所以附汉的愿望也不如呼韩邪那样诚恳急迫。虽然在甘露三年、四年，郅支单于两次遣使奉珍宝入汉朝献，但是汉朝因为呼韩邪单于的亲自入朝而逐渐疏远郅支，开始冷落郅支的使者。呼韩邪对郅支与汉朝通好的动态也非常重视，为了巩固与汉朝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在黄龙元年（前49）春正月，呼韩邪再次入汉朝见宣帝，受到了与初次入汉时的礼遇与赏赐。同年十二月，宣帝去世，元帝即位。初元元年（前48）六月，呼韩邪上书宣称民众饥困，请求汉廷援助，其中也不乏试探元帝即位后对他的态度的因素；元帝立即命令云中与五原郡输谷两万斛资助，以表示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显然，郅支与呼韩邪在争取汉朝的支持的竞争中，已经明显地败下阵来。
郅支单于见到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并得到了朝廷出兵输谷的全力支持，自度既无法间离汉与呼韩邪的关系，又缺乏统一匈奴的实力，于是率部众从右地再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遣使至乌孙，企图劝诱母亲为匈奴人的小昆弥（乌孙王号）乌就屠叛汉。不料乌就屠不为所动，斩杀郅支来使，送首级于汉西域都护府处，同时发兵八千人迎击郅支，被郅支击败。郅支随后又北征乌揭（在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及我国新疆北端）、坚昆（在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征丁令（指当时活动于额尔齐斯河上游与巴尔咯什湖之间的东部丁令），兼并了三国之兵，在坚昆设立王庭，势力稍微得以恢复。此时，郅支单于距离汉朝更加遥远，愈加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而不援助自己，于是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并遣使赴汉，以朝贡为名，请求汉朝遣还其侍子。初元四年（前45），元帝应郅支的请求，遣卫司马谷吉等送还郅支单于的侍子。郅支见其子安全而归，再无后顾之忧，索性杀死汉使谷吉等人泄愤，从而与汉朝公开为敌。然而郅支的实力究竟有限，又听说呼韩邪日益强盛，深恐受到袭击，因此想再度西迁远避汉朝与呼韩邪。恰好在此时康居王屡受乌孙的欺凌，想依靠匈奴的声威恫吓乌孙，于是遣使至坚昆，准备迎接郅支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由于害怕遭受攻击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郅支单于突然受到康居王的邀请，大喜过望，立即率部众西迁，途中又受到严寒的袭击，到达康居时部众仅剩三千多人。
康居王素来尊敬郅支，所以在郅支抵达康居后，将女儿嫁与郅支；为了报答康居王的好意，郅支也将女儿嫁与康居王。郅支随即借兵于康居，数次出击乌孙，深入到乌孙都城赤谷城（位于今伊塞克湖西南的伊什提克），杀掠人民，驱掠牲畜而去。乌孙慑于郅支的兵威，不敢出兵追击，乌孙西部千里之地空虚，无人再敢居住游牧。
郅支刚刚在康居立稳根基，狂傲残忍的性格立刻暴露无遗，肆意欺辱康居王，又屠杀康居王女、贵人及百姓数百人，肢解尸体，投入都赖水（今塔拉斯河）。郅支又大肆征发康居百姓，在都赖水畔修筑郅支城，每天被迫服苦役者五百多人，历时二年方才完工。郅支又遣使者分赴大宛诸国，勒令纳贡财物，诸国都不敢抗拒。
就在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等，西迁康居后，汉廷见谷吉等一去不返，误以为在边塞被呼韩邪部下所杀，因此严厉追查呼韩邪的来使。呼韩邪蒙受不白之冤，不免心存疑惧。等到汉廷查清事实真相后，为了安抚呼韩邪单于，于永光元年（前43）派遣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还呼韩邪侍子，以免其生疑。这时，呼韩邪在汉朝大力扶持之下，元气已经恢复，前来归附的部众日益繁盛，也有足够的兵力自卫，不需再畏惧郅支单于，加之塞下野兽射猎将尽，因此想北归单于庭。韩昌、张猛唯恐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于是与呼韩邪及大臣登山郑重盟誓：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再说郅支在康居的残暴统治，肆意欺凌乌孙、大宛诸国，不仅激起康居贵族与百姓的怨恨，而且也直接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但是，元帝一直忧虑距康居路途遥远，不愿耗费巨资出兵征伐，所以前后三次遣使至康居，请求郅支归还谷吉等人的尸体，同时劝说郅支重新归附。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郅支毫不容情地予以拒绝。事已至此，汉朝除了动用武力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建昭三年（前36），代理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这时，西域的形势很不稳定，已经牢固控制了康居的郅支单于又力图降服大宛、乌孙，并以三国为基地，重新恢复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陈汤面对这种形势，认为西域原来一直臣属于匈奴，对郅支也存有畏惧之心，如果不坚决地对郅支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数年，西域诸国将全面瓦解。甘延寿完全同意陈汤的见解，但是想奏请朝廷批准；而陈汤则认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大臣们不可能全面了解西域的局势，一旦不予批准，将坐失良机。于是二人矫制征发西域诸国兵及汉屯田于车师的戊己校尉兵共四万多人，分兵两路，开始了远征康居的军事行动。
联军的南路由三校尉率领，出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攻入康居南部；北路由甘延寿、陈汤亲自统率，由温宿（治今新疆乌什）横越天山，经乌孙赤谷城攻康居北部。北路联军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以西时，康居副王抱阗正奉郅支的命令，率千余骑在赤谷城以东掳掠，见联军西征，于是随后追击，企图袭击联军辎重。陈汤纵兵回击，大败抱阗，夺回被掠的人口牲畜交还乌孙。联军进入康居境内后，康居的各部落首领早已痛恨郅支的残暴统治，纷纷投靠联军，与联军将郅支城包围。郅支城外城为木城，内城为土城，联军纵火焚毁木城，内城很快也被攻破，郅支最后被联军杀死，残余部众均成为联军俘虏。此役是西汉年间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与汉廷敌对的郅支残余势力彻底被从西域清除。
郅支之死，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见。元帝礼遇赏赐如初，又加赐衣服、锦、帛、絮，均较黄龙元年入朝时多一倍。朝见期间，呼韩邪表示愿为汉室女婿，元帝遂将后宫良家女王嫱（字昭君）赐予他为妻。呼韩邪单于大喜，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意为得昭君可使匈奴永得安宁。随后，呼韩邪又上书表示愿为汉保卫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边塞，请求汉朝撤罢戍守边塞的士卒，以休养天子百姓。元帝命群臣商议，“议者皆以为便”，唯郎中侯应举十条理由以为不可许：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元帝最后采纳议郎侯应的意见，以“中原四周皆有关梁障塞，并非单为防御匈奴，同时以防止境内不法之徒出塞滋事”为由，婉言谢绝了呼韩邪的请求。元帝为了庆祝诛灭郅支的胜利及呼韩邪的来朝，汉匈再不以兵革相见，边境从此永远安宁，改元为“竟宁”（前33），以志纪念。
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去世，临终前，欲立少子且莫车为单于，且莫车的母亲颛渠阏氏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缕，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其子了，不如立长子雕陶莫皋。”于是改立大阏氏（第二阏氏）子雕陶莫皋，即复株累若鞮单于。昭君出塞之后，与呼韩邪生有一子。呼韩邪死后，昭君遵从成帝的诏命，按匈奴习俗改嫁复株累单于为妻，生有二女。昭君死后，其子女继续为汉匈和好而奔波。复株累单于继立后，遵循其父遗训，继续与汉和亲，其后历经搜谐若鞮单于、车牙若鞮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直至王莽代汉，扰乱匈奴时止，一直与汉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汉匈两族人民平安相处六十多年。
对于昭宣时期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所产生的积极后果，班固在《匈奴传》“赞”中作出如下评价：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廷。是时边城晏闭，牛羊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