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会利用出差到成都的机会，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看看。有一次，我在油溪下车步行回土地坝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很白净，二十三四岁，身上穿着笔挺的军装，只不过没有军徽与军章，脚下的皮鞋擦得油亮。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刚下过雨略显泥泞的土路上，生怕弄脏了那一身漂亮的穿着。但是，他身上带着太多行李，肩上一头挑着个大箱子，另一头挑着个大袋子，顾得上这头，顾不上那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我看着小伙子因负重而略显艰难的步伐，便几步追上他，问他到哪里，小伙子说：“我到吴市峰子岗。”我一听是同村的，正好同路，可以结伴而行，这样30里的路程也不至于孤单了。再说军人在我心中是非常神圣的，小时候送我上学的那个大个子解放军的高大形象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能够为军人做点事情，我是非常乐意的。于是我便说我来帮你挑吧，随后就接过小伙子的那挑行李，娴熟地把扁担往肩上一放，就跟着小伙子出发了。小伙子打量了我几秒钟，估计是看到我简单朴素的穿着，以为我是当地的农民，说道：“老乡，你帮我挑行李到家，我会给你工钱的。”我也没有解释什么，自顾着往前走去。一路上，我俩慢慢聊起来，小伙子一听我对当兵的这么崇敬，便开始绘声绘色地对我讲起了自己当兵的经历。我一路安静地听着，只是偶尔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通过一路的聊天我知道这个小伙子叫做蔡天绿，知道他家的位置。快到他家时，我便径直走到了他家门口。这时候，小伙子有点纳闷了，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家？”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家人已经出来了，一家人见到当兵的儿子回家，都喜出望外。当时，成为解放军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一家人甭提多自豪了。可看到挑着行李的是我，家人便马上盘问儿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没等儿子答话，当场就给了儿子一顿臭骂，并马上给儿子介绍了我的身份。小伙子一听就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普通的老乡就是我们山沟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远在北京的京官儿，被自己作为学习榜样的人。他马上对我说道：“谢谢您，以您的身份竟然给我挑行李，实在是让我感动，我真的感到很荣幸。我会铭记今天的事情，以后做个像您一样的人。”像这样的好事，我也不是第一次做，故而对类似的夸奖也毫不在意。
有一次回去正值赶场，街上人潮如流。突然间，人群像被台风刮起一样往西边跑去。只听见有人在喊：“重庆恶霸知青来了，打人了！”我一听，就朝那边跑去，一把抓住那个正欺负人的小恶霸，对他大声喊道：“你把手放下！”这家伙20来岁，虎背熊腰，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大约从未在行凶的时候被人大声喝住，竟有点不知所措，呆住了，这事也就作罢。
后来，我到乡场上的饭馆与乡亲们喝酒吃饭，大家才告诉我，此人是吴市的一霸，想打谁就打谁，谁也管不了。正在此时，这家伙过来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哥们儿，交个朋友怎么样？”估计他已经知道我的来历，也不敢再找茬儿。话虽然这样说，但我还是不愿意与这种人纠缠不清，吃完饭后，迅速回到了江津老丈人家。
还有一次，我与几位朋友在西安一公园游玩。船在湖中，突然听见湖对面传来小孩的惨叫声。这时候我的同情心又开始泛滥了，想看个究竟，便飞快地朝那方向划去。上岸后，只见一帮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正用胶皮水管抽打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可怜的小孩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一边哇哇大哭，一边哀求着：“别打了，别打了，我下次不敢了。”我看见小孩子被鞭打得瑟瑟发抖的惨状，这么小的孩子不管犯了什么错，也不至于被这样狠狠地打啊，太可怜了，这些公安身为执法人员，简直是一点爱心都没有。我最见不得的事情就是恃强凌弱，怎能让这种事情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呢？想到这儿，我立即快步上前，伸手拉住了正在行暴的公安，要他住手，并与之理论。他们哪听你这一套，此时围观的人已经很多了。他们以我干预正常公务为由，把我与小孩拉上警车，去了派出所。他们说，小孩在公园偷鱼卖，就是该打。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这帮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根本就是藐视国法。我义正严词地抨击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未成年人动用私刑的行为，是没有道德，无法无天的。而且外国游人这么多，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说我多管闲事，似乎他们就是法律，他们想打就打，并要关我禁闭。我想着这回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只好把工作证往桌子上一放。这时他们呆了，可能是工作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字样和庄严、神圣的国徽让他们醒悟过来了，他们马上一改先前倨傲的态度，有点诚惶诚恐地说道：“我们错了，多谢您的提醒，今后一定注意执法的方式方法。”我本就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何必跟他们计较。只要求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放了，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简单粗暴的事情。朋友们着急地赶到时，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
从1975年部机关评优开始，我连续五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由于三机部与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合并，部机关既要管批量生产，又要负责新产品的研制，业务扩大，并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发动机局。第一任局长是黄少华，之后是王祖浒、孙巩、陈俊等，他们对我都很关心。1980年我晋升为发动机处副处长。那时我已40岁了，但当时还算是最年轻的干部。接着我被提为处长、发动机局副总工程师，1984年底提升为发动机局副局长，成为部里最年轻的局级干部。那时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发动机行业的生产技术，保证整个航空发动机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老型号的改进改型、新型号的引进以及某型发动机的自行研发等。
生产布局
一天，我的主管部领导召集有关司局长研究某型发动机生产分工问题。领导阐述了他的想法后，直截了当地说，把420厂与贵州460厂联合研制的新产品的主要部分转给贵州厂，今后420厂逐渐发展为民品大厂。
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深思着，首先考虑领导讲的有没有道理。从全局这个角度来讲干军品的就干军品，干民品的就干民品，调整一下生产布局是有道理的。但考虑和处理问题还必须注重客观事实和最后结果。我考虑一是军品两家生产比一家生产更为可靠，而这时两家都基本具备了整机生产能力，何乐而不为呢；二是420厂为新机型奋斗了10余年，不干将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更可怕的是不干军品只干民品的话，420厂2万多名职工怎么活下去呀，当时我也在主管工厂的民品，我知道由于观念、机制、资金这些问题导致发动机厂大上非航空产品还有相当艰难的一个过程，420厂的电冰箱是不能维持厂里生计的。在那种条件下军工厂丢掉军品无论如何是不可行的。如果要按领导意见办可能会给国家、航空部带来重大损失，给420厂带来灾难。
我也考虑，这位领导以前就是我的上司，对我一直很关爱，我也非常尊重这位领导。我深知领导在部机关的威望，更知道他说一不二的霸气，这点我领教过多次。一次，他找到我和干部司长，说要立即免去西安430厂厂长的职务，我问为什么呀，领导说你们办就是了，问那么多干什么。第三天，干部司长和我就将从哈尔滨来的新厂长送西安上任了。我考虑讲不讲呀？思前想后，执著的我还是讲了。
两个小时的会议，我三次不同意，每一次领导都是火冒三丈。尽管我不同意，领导还是这样定了。会后领导秘书说：“我真没有见过任何司局长顶过领导，而且你还是三次，真有胆量。”我不知道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夸我呢，还是讽刺我？
事后我反思，领导是从航空工业军民品布局这个大局来考虑问题的，毕竟420厂是局部，局部就得服从全局，哪怕是有所损失与牺牲。没有局部的损失与牺牲就不会有全局的成功与胜利。我深感自己的不是。对全局的把握还不能达到领导的高度。
每年部里总要召开一次计划会议，主要安排年度的科研生产计划。我年年都参加，当了副局长后，发动机行业的计划就由我负责了。1985年的会议是在天津召开的。会上为分配某型系列发动机的任务，沈阳410厂与贵州460厂争执不下，两边都想多要生产任务。不巧该型发动机410厂在长期试车中一直没通过。照一般做法，410厂就不能分配给任务了。可我觉得这个不能按一般逻辑思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
410厂可是国家级的军工企业，它要是不再生产航空发动机，势必会影响发动机行业的战略布局和国防建设。没有支柱民品，又没有了军品，上万名职工怎么能活得下去，工厂怎么能生存和发展，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从大局出发，应该给些任务才是。另一方面，我很了解410厂的情况，工厂在技术上已经有很大提高，能够过关，对完成一定量的任务没有太大风险，这是客观存在。基于上述两点，我认为给予410厂一定量的任务是必要的、可行的。我立即请示会议的主持者刘积斌副部长，建议给410厂部分生产任务，大部分还是给贵州460厂。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可会议尚未结束，人还没回北京，状已经告到了部里。我回部里后，莫文祥部长马上找我谈话，有人说410厂连发动机交付长试都没通过，还安排生产任务，这是没有常识和违反原则的做法。不过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莫部长也认为我这样处理是可行的。
后来，沈阳410厂生产的发动机确实性能过关了，交付长试顺利通过，并圆满地完成全年生产计划，这样就把410厂的军品牢牢地保住了，否则将后患无穷。然而460厂总认为我偏心，一直很有意见，对我的工作非常不利。一天，莫部长找我谈话，准备安排两位年轻司局长去基层接受锻炼，一位是教育司副司长去南京航空学院任书记；我到下属工厂担任厂长，让我自己选择工厂。我想既然是锻炼嘛，就选择了条件最艰苦的贵州460厂。谁知因为此事和一些其他原因，他们心存芥蒂，不肯接受我去任职。从而失去了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不过我对此毫不介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凭良心的，都是基于为国家、为航空工业考虑。当然，我对他们的想法也相当理解，他们地处山区，自然环境受限、生活条件是没法与其他大城市的工厂相比的。因此他们只有牢牢抓住军品，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我的做法势必会减少他们的军品任务，对我有点儿怨气也是正常的。
生产技术
建国初从外国引进的活塞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及涡轮喷气发动机，经排故、改进改型已陆续进入成批量生产。由于这些发动机本身生产技术就不成熟，当时外国又没给出核心资料，在生产交付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技术质量问题。为了完成国家计划，保证部队所需，真是花尽了心血。
发动机生产厂家多，型号多，故障也多，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从进部机关开始，成年累月就是处理这些技术和质量问题。当然，部里面也非常重视管理，建立规范、程序、标准，防患于未然，尽量少出故障。处理问题的一般过程，首先是到基层调查故障的缘由，提出处理办法，由生产科研单位写出报告，到部里与空军商议处理。在大生产局的时候，油江局长与空军订货部范俊秋部长几乎每周碰头一次，处理飞机、发动机、辅机在生产中的有关技术和质量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按国家计划，按期、保质、保量交付产品，保证飞行安全。双方都很客观，实事求是，气氛很好，每次都有好的效果。我常参加这样的会议，从中学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式方法。成立发动机局之后，我就经常与空军订货部的同志们打交道，继承与发扬了油局长和范部长的一些好做法。我与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顺利地处理了很多技术质量问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某型民用飞机所用的涡桨发动机是由某机种改型投入使用的。改型主要是将关键部件涡轮转子叶片由锻造改为精密铸造，以提高涡轮前温度，从而提高发动机功率，这也是改型的惯用手法。但该型发动机叶片因铸造疏松易折断，危及民航及旅客安全。我带领设计、材料和工艺组的专家到工厂一起研究解决办法。在查看生产现场、翻阅加工历史档案，并进行分析研究后，大家一致认为厂内需严格按疏松标准生产和选用叶片，厂外需对几台装有叶片疏松超标的发动机严格控制使用，定期检查，并缩短一次使用寿命，提前翻修。工厂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回部里后，我向王昂副部长作汇报，他跟我说：“你敢保证这样做是完全可靠的吗？你有几个脑袋？”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够完全保证发动机的安全性。他认为这样做并不完全可靠，否定了此方案。出于对用户负责的态度，他决定将这几台有问题的发动机立即停飞，返厂修理，这涉及有6架正在航线使用的民航飞机。我立即向生产厂的领导传达部长指示，并征求他们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