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多·塔夫里
研究中会出现类似拼图游戏（jig-saw puzzle）中所有拼块各就其位的那一刻（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但研究又不像拼图游戏那样，所有拼块都近在手边，且只能拼成一种图形（也正因如此，每一步的正确性是可以即刻确定的）；研究中只能得到一部分拼块，并且从理论上来讲，从中所得的图形也远不止一种。事实上，把拼图游戏中的拼块，或多或少有意地当作建造游戏中的模块来使用，这总归是冒险的。因此，一切各就其位也就成为一种暧昧不明的信号：不是完全对了，就是完全错了。一旦错了，就是我们把（多少是存心）选择和收集来的，并被强行用来证实研究自身之（多少是明确的）预设的证据，错当成了客观依据。狗认为自己咬着骨头，其实咬的是自己的尾巴。
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和阿德里亚诺·普罗斯佩里（Adriano Prosperi）用这种方式，对迷宫般的历史分析路径和充斥其间的种种危险进行了综合。他们这种敢于描述研究中曲折复杂的通路（iter），而非辉煌确切的成果的书，已为数不多。我们为何要在这本致力于建筑语言冒险的书的开始，就提出历史研究具有“拼图游戏”特征这一问题呢？首先我们也许可以回答，我们旨在走一条迂回的路。与倡导建筑写作（architectural writing）（“语言”一词在我们看来只能被当作隐喻2）主题的人相反的是，我们将提出批判式写作（critical writing）的主题。不正是批评的运行，构成了艺术写作（artistic writings）中历史性的（因而也是真实的）特殊性吗？史学著作不正是拥有着一种语言，能在不断与各种环境构成技术冲突的同时，像石蕊试纸一样发挥着作用，从而检验建筑话语（discourses on architecture）的正确性吗？
所以，只是看上去，我们要谈些别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在既定问题的边界处进行探索时，是多么易于发现解决问题自身最为有效的方法啊，尤其是当这一问题和我们打算要考察的问题同样模棱两可的时候。
进一步明确一下我们的主题吧。建筑、语言、技术、制度（institutions）、历史空间（historical space）：我们仅仅是将一系列各具内在特征的问题串在虚空中，还是应该对这里所用的“术语”（terms）提出合理的质疑，从而将这些问题追溯至潜在或藏匿的结构，使这些词语能够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共同意义呢？我们将历史进程中所分化的众多学科简化成了“词语”（words），这绝非偶然。事实上，每当评论家的热情引发其内疚产生，构筑起一条直路，使建筑移植入语言，语言移植入制度，而制度又移植入涵盖一切的历史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history）中时，我们就有必要问问，这样一种完全不合理的简化是何以能通行的。
在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建筑无法转译成语言学术语之后，在索绪尔（Saussure）发现语言自身是一个“差异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s）之后，在对显而易见的制度特征提出质疑之后，历史空间似乎会分解、碎裂，成为混乱无序且难以捉摸的多样性—一种控制空间（space of domination）—的辩解理由。这不正是大部分的“拉康式左派”（Lacanian left）和纯记录式的认识论所得出的最终结果吗？归根结底，建筑写作（这种幻觉如今在我们看来，分解且增殖了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各种技术）本身不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一整套的意指实践—以及各种控制性计划（projects）吗？
我们是否可以不脱离这些“计划”，不放弃历史自身的多重视角，不追问历史存在的真正前提，而用这些“计划”建构出历史呢？我们是否还有必要记住，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资料都是技术凝聚和衍射的条件，“商品的神秘特质”打碎且增殖了商品自身再生产的基础上所存在的那种关系呢？
那些发现其工作材料不同质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就是编史工作的真正源头，它们把语言、技术、科学、建筑的问题与历史语言的问题牢不可破地结合到一起。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呢？它指向什么样的生产结果？它有着什么样的长期目标呢？
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源于一个明确的假设。历史被视为一种“生产”，就该词的所有意义而言：历史是对意义的生产，它始于事件之“意指痕迹”（signifying trace）；它是从未明确且总是暂时性的分析建构；是解构可知现实的工具。确切地说，历史既是被决定的，也是决定性的：它被自身的传统、所分析的对象、所采纳的方法所决定；它也决定其自身的转变，决定它所解构的现实的转变。所以，历史语言必然包括且采用了表现和生产（act and produce）现实的语言和技术：它“污染”（contaminates）了那些语言与技术，反过来被它们所“污染”。当知识作为权力手段的梦想渐渐褪去的时候，分析及其对象之间的持续性斗争——它们之间无法化简的张力——却依然存在。这一张力的确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历史“计划”向来都是“关于危机的计划”（project of a crisis）3.佛朗哥·雷拉（Franco Rella）写道：
阐释性知识（interpretive knowledge）具有传统特性，它是一种生产，是对相关意义（meaning-in-relation）的假定，而不是对意义的揭示。但是，这种操作（operari）、这种活动的界线是什么？这种（知识与意义之间）关系的位置又何在？对主体、事物、原因、存在的虚构（fktion）的背后是什么？那么，什么能承担这种“惊人的多元性”（awful plurality）呢？身体。“身体现象是最丰富、最有意义（明晰[deutlichere]）、最可触知的现象：它一开始[voranzustellen]便能在方法上加以讨论，却没得出任何关于其终极意义的结论。”4这就是阐释的界线，也即描述的位置所在……实际上，通过批评和“多元阐释”，我们已经能“不再试图对世界的躁动不安及神秘品质提出质疑”，谱系学也以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是一种对价值的批判，因为它已经发现了这些价值的物质起源——身体。
于是就出现了学科、技术、分析手段、长时段结构等对象的“建构”被置入危机的问题。随即，历史学家也就面临了周期与现象—它们是其研究对象—的“起源”的问题。但是，在对长时段现象的研究过程中，起源的主题不就像是一个神话之物吗？无论韦伯（Weber）的“理想型”或帕诺夫斯基（Panofsky）的概念结构看上去多像是工具性的抽象，不也正是因为它们，开端（beginning）和起源（origin）之间的根本差异才得以被提出吗？而且，为何要是一个（a）开端呢？将这些（the）“开端”多元化，并且承认，在使人认识到一元循环（a unitary cycle）之透明性的一切事物中，隐藏着要求被如此认知的错综现象，这样不是更具有“生产性”吗？
事实上，把历史问题和重新发现神秘的“起源”联系起来，这预先设定了一个完全根植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结果。在提出“起源”问题的时候，我们预先设定了所要到达的探索的终点（a fnal point）：这是一个能解释（explains）一切的目的地，它使既定“真理”（即原始价值），通过与其原始雏形（originary ancestor）的相遇碰撞而凸现出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已经用一种能明确表述为谱系学（genealogy）的历史，来与这种“找到谋杀者”（fnd the murderer）的浅薄欲望相对比：“谱系学，正如哲学家高深莫测的凝视（它可以比拟为学者的鼹鼠般的狭窄视域），本身并不反对历史；相反，它反对关于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的展开，它反对寻求‘起源’。”6福柯把他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建立在尼采（Nietzsche）的基础上并非事出偶然，“知识考古学”就像尼采的谱系学一样，是“由细小的且不易见的真理组成，通过一种严格的方式获得”。7为了避免对起源的妄想（chimera），谱系学家必须避开一切线性的因果观，这样就使自己置身于一场由震惊和意外，以及历史自身所呈现的弱点或阻力所带来的风险之中。在这种谱系学中没有恒久不变，尤其是没有“再发现”（rediscovery）和“对自我的再发现”（rediscovery of ourselves）。因为，“知识不是用来理解的；知识是用来剖析的”。
所以，与真实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真实的或实在的历史）相对的就是分析，它能重构事件最独特、精确的特征，能恢复突发事件的分裂特征。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一分析有助于“粉碎那些曾促进了抚慰人心的认知游戏的诸般倾向。”实际上，认知预设了何为已知：历史的统一性（这一“被认知”[re-cognized]的主题），建立在它所依赖（rest）的结构的统一性上，也就是，建立在其单一要素的统一性上。福柯清楚地解释了，祛除掉抚慰诱惑的、残酷无情的“求知意志”的后果：
尽管今天的求知意志有了如此广泛的形式，它仍然不可能获得普遍真理；不能为人提供一种对自然的精确而平稳的控制。相反，它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增加危害；它打破了幻想的保护，消除了主体的统一性，它将自身的那些执著于离析、破坏统一性的要素释放出来。
这正是尼采在《曙光》（Aurora）中所预言的：“知识在我们身体中已经化为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不会因为任何牺牲而退缩，实际上，它只害怕自己的消失。”10在《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中，他还继续告诫道：“那些获得绝对的存在知识的人面对自身的‘湮灭’（annihilation），这或许就是存在的基本特征。”
但是，这一界线—也即这一致命的冒险，和语言试图对自身进行完美地理论化时，它所进行的冒险，不正是一回事吗？人们向历史索求透明纯净，这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对语言的透明纯净这一先定观念的看法，不是很相似吗？对于在打碎和分解（我认为它们自身已多元化的）诸多阶层后，我将不会进入本质上即为终结的播撒（a dissemination），我作了什么样的保证呢？实际上，像德里达（Derrida）那样去设立差异和播撒，这使得我确实冒了遭遇尼采所预言和担忧的“湮灭”（annihilation）的危险。但是，也许真正的危险根本不在于此。福柯的谱系学（癫狂谱系学、临床医学谱系学、惩戒谱系学、性谱系学）和德里达的播撒概念所面临的危险，在于把微观分析的片段对象再度神圣化。这些片段被认为是自律且自有意义的新个体。那么，是什么使得我从多元写作的历史走到对这种多元性的质疑的呢？
毋庸置疑，对尼采和弗洛伊德（Freud）来说，理论语言本身必然包含着多元性：主体、知识、制度的多元性。一旦语言被发现是构成现实世界的唯一方式，它就必须将现实世界自身意义深远的分崩离析全部映照下来（introject，内投，精神分析的术语）。因此，必须言明的是，历史不能简化为阐释学，历史的目的不是要扯开“真理的面纱”（veil of Maya），而是要打碎它自身设立的障碍，以便前进和超越自己。把这些障碍和庞大的制度等同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权力自身是多元的：它穿行于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赞同福柯：单一位置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并不存在；我们只有从权力系统的内部才能认识权力机制。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明白，制度和权力系统之间并不存在完美的同一性。建筑本身，由于是一种制度，所以决非统一的意识形态体：如同其他语言学系统一样，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以极其非线形的方式发挥作用。由此推衍，我们便有理由怀疑，恰好就是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正如迄今为止它所表现的那样—只考虑了意识形态最明显、直接的一面：即拒绝、压制和反省，它们在建筑写作中无处不在。然而，将研究从文本（text）—它是按表面的完整性特点来呈现自身的作品—转换到文脉（context）是不够的。文脉把艺术语言、物质现实、行为、都市同地域尺度、政治经济动力凝结到一起。但它却不断被“技术的意外变化”（technical accidents）所分裂：它被悄然贯穿于较大战略中的战术小花招所分裂；它被在主体间层（an intersubjective level）中运作的隐秘的意识形态所分裂；它被不同控制技术的相互作用所分裂，它们（这些控制技术）各自拥有自己不可转译的语言。
受尼采的部分文章的影响，西美尔（Simmel）在《死亡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Death）中这样写道：“形式的秘密就在于它是边界；它是事物本身，同时也是事物的终止，它是一个被限定的领域，在其中，事物的存在（the Being）和不存在（No-longer-being）完全是一回事（one and the same）。”13一旦形式是边界，就会出现边界多元化的问题—以及对这些边界提出质疑的问题。于是，西美尔理所当然地在其《时尚》（Fashion）一文中承认：“我们理解生活现象的方式，使我们感受到每个存在点上的力的多元性；我们认为，这些力为了限制其自身相对其他力的无限性，并且将其自身转化为纯粹的张力和欲望，它们每一个都追求超越真实的现象。”14接着他又写道：“正是由于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的原则与不断追求新的独特的生活形式的努力之间势不两立，所以，社会生活似乎成为寸土必争的战场，社会体制则被看作是维护和平的条约，其中，两种原则的持续对抗在表面上被简化为一种合作的形式。”
问题不在于，（通过西美尔）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死本能（Eros and Thanatos）进行证实，也不在于（有悖常情却又是可能的）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欲望形而上学。问题是要意识到，内在于形式的边界的主题（即语言界限[the limits of language]的主题），是历史上已确定的危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不得不将自己置于这一危机之外（但是，我们又身处于它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符号之中）。也就是说，人们只有意识到，由于无所不包的完满性（fullness）已被历史所摧毁，所以它已无处再生，这才有可能谈论语言。我们常常目睹符号科学——能将一种语言系统转译成另一种语言系统的符号学——的失败。我们或许可以不断尝试使索绪尔的“差异系统”与建筑、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非口语语言（nonverbal languages）等“系统”相关联。我们或许也可以不断尝试通过努力重获原型符号的纯洁性，来驱除因感受到“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s）而引发的不安；如果，金字塔、球体、圆、椭圆和迷宫能被设置为变幻莫测的形式的永恒结构，那么，考古学家就能平息由意识到“对同一的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而带来的焦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现今卡西尔（Cassirer）的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inattentive readers）的所作所为，更能代表对尼采的彻底背叛。
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弄清，这种对确定性的需要为何仍然持续不断，并追问，这种为不再使人着迷的词语（disenchanted words）重构已经失去的完满性所做的幼稚尝试，和拉康为能指的纯物质性所赋予的特权，是否并不等同。如果我们真的将两者等同，那么所能做的就只剩下关注于去分析那些主体瞬间闪现的形式（波罗米尼[Borromini]、皮拉内西[Piranesi]或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外质[ectoplasm]正好适合这一游戏），以及关注于将这些形式作为对他者（the Other）世界的表现而再度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对支配着语言游戏，和使权力实践（分散到数不胜数的机构中）多元化的“差异”（differences）的恐惧，滋生了我们对辩证综合（dialectical synthesis）的怀念。无法自拔于通过（以最隐秘的方式）复兴康德的“我思”（I think）来再度发现一个令人惬意的、内在的核心，已成为关于危机的历史所固有的特征。这一历史在自己前进之路上建立起脆弱的屏障。
对那些以怀旧之情死抱着“中心性”不放的人来说，我们还得花多少时间来提醒他们，现在唯有追溯导致能指（signifer）与所指（signifed）分离的历史，再次全面研究这对不稳定联姻的危机，并将其内在结构具体化，除此之外已别无他途呢？
因而，寻找完满性，寻找控制技术的相互作用中的绝对一致性，就是在给历史戴上面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重新戴上过去（the past）戴给自己的面具。伟大的布尔乔亚思想所提出的那个“意识形态危机”的理论，不也可能掩盖了更为隐秘的意指实践的外观吗？这一外观藏匿于将现实世界进行转化的技术褶皱（folds）之中。如果这一现实世界是永久战场的话，那么，刺穿它，把它包含的不明之物暴露出来，岂不正是我们要去做的吗？
“正因为拿破仑三世无足轻重”，马克思（Marx）写道16，“所以，他能表示一切，只是不表示他自己……他是所有党派联盟的集合名词……只有当其名字的多重意义被一个词——波拿巴——所取代的时候，选举拿破仑三世的意义才能变得清楚。”所以，在波拿巴这个词所处位置的，正是其名字的“多重意义”。我们只有把隐藏的多元性假设为确实的存在，才能打破这种对于名字、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这样，我们直接回到尼采，他在《曙光》中写道：
原始人每创造一个词，都相信他自己做出了一项发现（entdeckung）。这与事实的真相相去多远啊！——他们触及一个问题；由于假定自己已经解决了问题，他们就为它的真正解决设下了障碍。现在，为了获得任何一点新知识，我们都不得不在石头般僵硬的词语中间跌跌撞撞，而我们踢断的往往是腿，而不是词。
既然语言的使用是一种控制技术，那么，我们就理应不难把尼采这一观点运用到其他控制技术之上。例如，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都实施了一种过滤和重写，用来击破“石头般僵硬与坚固的词语”。
批评—不只是建筑批评—用这些“词语”不断构筑着牢不可破的纪念碑。或者，堆起“石块”，用建筑将它们（石块）的多样性隐藏起来—这一建筑伪装（且仅仅只是伪装）成“想象的图书馆”（imaginary library）的样子；又或者，与之相反，将“石块”的裂缝开凿成洞穴，这就为“石块”留下不容置疑的密度。于是，批评发现自己被迫绕了太多弯路。在它自己仔细划定的虚假空间里，它所遇上的幻象采用了丰富多变的伪装—城市分析、类型学分析、符号学分析—但这仅仅是为了隐藏洞穴底部真实的对话者：辩证综合（dialectical synthesis）。卡西亚里（Cacciari）近来写道：
目前有一种对辩证综合的批评，因为这种综合已经陷入了危机，它标志了整个当前发展阶段的历史和当代国家的历史……如果此时此刻用形而上学的术语谈论政治—或者谈论有确切特权的、无所不包的、一目了然的政治语言—是“不恰当的”，那么，想要将政治形式“保存”在制度中，这同样是不恰当的。相对于其他语言的暂时性，相对于“技术”——政治总是被无情地囚于其中—的不断转变，这些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律的”。
现今，建筑就像政治一样，是个被耗尽的神话，不值得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权力—就像它具体呈现自己于其中的制度那样—“说着诸多不同的方言”，那么，对这些方言之间的“冲突”的分析就必定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有形空间的建造当然是“战斗”的场所：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分析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这种战斗并不是将边界线、剩余和残留物全然组合成一个整体（totalizing），相反，它任由它们留存下来，这同样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于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研究语言的界限、技术的边界以及“规定了密度”（provide density）的阈限—被打开了。阈限、边界和界限都是“界定”：正是因为界定的本质，被划清界限的对象立即消逝无踪。所以，只有一步步摧毁了历史的线性特征和它的自律性，才有可能建构关于形式语言的历史：这一历史留下的将会只是痕迹、变动不定的符号、不愈合的裂口。俄国形式主义的“走马”（Knight’s move），能够被历史界定为一种完全自足的，有限的，因而也是同义反复的游戏。形式的“诸多语言”就这样引导我们发现，形式界限本身并没有包容进在那些形式语言的“神性的”（divine）自我转化中偶然浮现出的单子（monads）。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诗学理论》[Theory of Prose]的作者），或费德勒（Fiedler）与李格尔（Riegl）等人的严格的形式主义围绕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所巧妙勾勒出的边界线，正是它，标识出决定了意指实践和拥有特定技术的权力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碰撞点。
但是，何时且为何，这些学科领域由于缺乏先验的一致性，而认为自己太特殊，以至于无法相互转译呢？何时且为何，自律的技术（the autonomy of techniques）把自己界定为一种永久性的危机，一种语言之间（甚至是同一种语言中的各种方言之间）的冲突呢？在建筑领域里，这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帮助我们认识到，自18世纪以来，自律的技术日渐彻底地分裂进入各学科领域，如今只有倒退的理想主义才会想要将其（自律的技术）重建为操作性的统一体呢？
归根结底，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提出何时（when）与为何（why）的疑问，却不坚持不懈、反复再三地使起源主题接受批评，这样合理吗？如今我们兜了个圈子又回原地，再度面临了谱系学的问题，正如尼采所提出的，谱系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建构”，是历史学家手中（可修正的，且因而被废掉的）工具。
历史谱系学自身表现出劳动（labor）的所有特征：这是一种解构和重构的劳动，它移开了尼采的“石头”，然后又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它通过排除那些既定意义而去生产（produce）意义。让-米歇尔·雷伊（Jean-Michel Rey）非常强烈地感染于尼采在语言构成、价值构成和知识构成中所发现的“大量被删除之物”（massive omissions），并将它们与弗洛伊德认为是分析基础的破译工作联系在一起。19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中注意到：
对历史内容的歪曲就意味着类似于谋杀：困难不在于这种行凶作恶，而在于消除它的痕迹。我们完全可以借用“Entsellung”（歪曲）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它有这种含义，但如今已不再使用。它的含义不仅仅是“改变某事的表面”，而且是“使某些事物处于另一个位置，将其移植”。因此，在许多文字歪曲的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压制的和被否认的，而又不得不隐藏在某个地方的东西，尽管它们已经改头换面，变得支离破碎。只是要认识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我们可以试着把话语回转到自身。历史语言和批判式分析所编码过的语言难道不也是通过一系列责难、压抑和否定才“被说出来”的吗？文本批评、语义学批评、图像学阅读、艺术社会学、福柯的谱系学、我们自己的批评：它们难道不都是只有通过藏匿（多少是有意识犯下的）“罪行”痕迹才能进行破译工作的技术吗？我们可以换种方式来说，即使是批评语言，它本应该用来“移开并打碎石头”，其本身也是“石头”。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它（语言），以使其不会成为神圣仪式的工具呢？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布朗肖（Blanchot）、巴特（Barthes）和德里达等人的分析中所存在的危险。这些批评语言，欣然采纳（以多元方式写成的）对象的多元面貌—文学作品扮演着人文科学的角色，从而使自己无法越过区分不同语言、不同权力系统之间的阈限（threshold）。它们能够分解作品和文本，建构迷人的谱系学，催眠般地阐明那些被粗浅的阅读所掩盖的历史难点。但是，它们必须否定历史空间的存在。毋庸置疑的是，科学的任务在于切开，而不是结合。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真正的超意指隐喻（supersignifying metaphor）—到无法理解程度的超意指—就是直线性的科学话语。这一话语当然试图将所有隐喻都排除在自身之外。因而，我们并不是反对在我们所主张的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中接受隐喻和格言（aphorism）。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去设计一种批评，使它能通过将现实世界置入危机，而不断地将自身推进危机之中。请注意，是整个现实世界，而不只是它的个别部分。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如果价值观逐渐变成抑制原始需求的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意识形态解释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癫狂的表现”（delirious representations）。另一方面，癫狂的表现是一种社会产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博爱”（fraternity）与和平的神话是如何把伟大的俾斯麦政策及其反对力量分裂开。但是，这个神话也分裂开了同为反对派的各派系，并重新统一了不同的意指实践。拉萨尔（Lassalle）、考茨基（Kautsky）、各种表现主义流派、行动小组、斯巴达克同盟、柏林达达主义、“玻璃链”（Gl serne Kette）的乌托邦主义，以及艺术品协会（Arbeitsrat für Kunst），这些“癫狂的表现”经由满是裂隙的操作手段“被逐渐说出来”。（达利（Darr）和劳申伯格（Rosenberg）怪异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可以穿透这些裂隙）我们真的应该为觉察到陶特的《阿尔卑斯山的建筑》（Alpine Architekture）中的超人无政府主义与骇人的血土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the Blut-und-Boden）之间有密切关系而感到惊讶吗？21然而，这些癫狂的表现被证明是历史的需要。它们通过缝合“文明的不满”（discontents of civilization），而使这一文明幸存下去。但是，一旦它们像大坝一样阻挡汹涌的力量，如果它们没有被立刻冲破，就马上成为了障碍。历史分析的职责就是要解构这些水坝。但它并没有守着等不可能出现的个体或集体的显灵，也没有为欲望的洪流得以自由爆发而大做弥撒。
就像表现（representation）一样，历史也是压抑和否定的结果。问题在于去用确定的抽象（determinate abstraction）来解释这一否定，在于去为理论工作赋予一种方向感。马克思将抽象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是很自然的。
确定的抽象只有在明白其自身界限时，才是确定的抽象。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甘愿不断地置身于危机，只有当它在转换和破坏自身的分析材料—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大坝—时，转换和破坏了自身及其语言，它才能成其为确定的抽象。因而，批评就是本真的劳动（labor），它越多产，就越会意识到其自身的界限。但是，自满于这种意识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直面的理论难点是，在颠覆和粉碎了现实世界密实的外表皮之后，在拆除了掩盖控制策略的复杂性的意识形态屏障之后，如何建构一种可以直达那些策略之核心的历史，亦即，直达它们的生产方式。但是，这里我们注意到，麻烦又来了：自身被分离出来的生产方式，它既不解释什么也不决定什么。它们（生产方式）自身被各种意识形态思潮预先霸占、干扰或贯穿。同样，一旦权力体系被独立出来，我们就不再能够将其谱系看作一个本质完整的世界。所以，分析必须更进一步；它必须使先前分离的碎片相互撞击；它必须质疑它所设置的界限是否妥当。实际上，作为“劳动”，分析是没有止尽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上的无限性（infnite）。
但是，在此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意识形态从不作为一种“纯粹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它不仅“玷污”（sully）实践（praxis）和被实践所玷污，而且还和其他（通常是对立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以族群的方式[per fasci]产生作用，并且在现实世界的建构中以毛细渗透的方式扩散。主体的否定性，平凡世界的神圣性，叔本华式禁欲主义，对物质的毁坏和再度肯定，对“商品神秘特质”的歌颂，以及面对它时所感到的绝望：所有这些都难分难解地纠结在否定的先锋派诗学中。劳动意识形态被转译为禁欲意象，这是“激进的”、构成主义建筑与艺术思潮的特征，它的出现改变了纠结于一起的各要素的位置；而新客观派（neue Sachlichkeit）意识形态却深深地植根于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的《陈尸所》（Morgue）的以死亡为主题的分解形式之中。意识形态的那些分岔从来都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一旦这些历史责任全部完成之后—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它们就有可能开始显露出一种黏滞性，我们必须抗击这一黏滞性，但首先一定得在其最特殊的特征中来分析它。
我们不想被误解。我们也决不想为非理性高唱赞歌，或者，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方式将相互间复杂作用的意识形态群解释为“块茎”（rhizomes）。23我们坚信有必要使那些族群（groups）“非块茎化”（not to make rhizomes）。尽管在分析的对象和现象中或许已有所暗示，历史批评仍须清楚该如何在超然物外与参与其中（detachment and participation）的刀锋边缘处获得平衡。这里，分析自身具有“丰富的不确定性”，它无穷无尽，它需要不断返回到被检验的素材，同时也返回到分析自身。
在这一点上又有一个新疑问。一旦我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和语言——尼采的“石块”和弗洛伊德的“癫狂的建构”——是社会产物，就会坚持认为，通过纯粹的历史分析，他们的理论阐述能够导致对“石块”和“癫狂的建构”确实有效的清除，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一种粗糙的理想主义之中。
攻击“操作式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称其为“规范性的”（normative）或许更准确，这样就避免了常常出现的对于我们真实意图的误解——的方法，却听凭这些方法所依赖的原则完好无损，将徒劳无功。用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产物来抗击社会产物，对我们来说似乎无可置疑。我们是否必须求助于“集体知识分子”（collective intellectual）和重构的学科之间虚构的辩证交换呢？我们不得不沿袭下去的这条路，难道不就是按照传统方式将主观经验倾注到制度之中，听任其免遭分析，甚至最终认定它是不可触知的吗？
现在也许还不能为我们的问题提供有效而具体的答案；但是，重要的是，为了当前的讨论，我们得抓住它的中心，正好这一中心是个微妙的政治问题。如今，那些不愿把“理论”空间视为神话的人，无论是谁，都面临着尚未解决的历史空间的社会化和其生产性的问题。分析和计划（analysis and project），这两种社会实践现今被一座人为地分隔和连接。这里，令人不安的无限分析（interminable analysis）的主题再度出现。之所以无限，是因为分析的内在特征，也缘于它不得不为自己所设立的分析对象。但是，由于这种分析并无成为实践所需的界限，所以，它必须建立自身的边界，至少是局部和暂时的边界。换句话说，历史工作不得不有意识地背叛自己：因为，一篇论文或一项研究总归是要有最后一页的（也就是总会结束），但这最后一页应被认为是一个暂停—它暗示的是省略号（也就是说，分析并没有真正终结）。不管怎样，这个暂停安排得越好，它就越有建设性。
所以，这样一项工作必须一边不停地建构着自己的方法，一边不断前行：一般而言，决定变换模式的是被操作着的素材。历史—正如弗洛伊德就其本质所分析的那样—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治疗。它通过质疑自身的素材而将它们重建，同时不断地重建自身。因而，历史所追溯的谱系同样也是暂时的障碍，正如分析工作必然受意指实践或生产方式的条件作用所限。历史学家是“以多元方式”（in the plural）进行工作的人，正如他所进行的工作的主题也是多元性的。所以，语言问题存在于历史之中。因为历史是对意指实践的批评，所以，它必须将自己的石块搬到边上，从而“移开石块”。批评，只有在它将用以攻击现实世界的质疑转回来施于自身之时，才有所表达。在进行自我建构的时候，历史用解剖刀在一个伤痕不会消失的身体上切开了一道口子；但与此同时，未愈的伤痕也破坏了历史建构的密实性，它不仅使历史建构进入问题式状态，而且阻止历史建构将自己呈现为“真理”。
于是，分析进入一系列斗争的核心，并且具有了战斗的特征：它抵抗驱除和“治愈”疾病的诱惑，抵抗自身的研究方式，以及抵抗静观冥想（contemplation）。因而，任何分析都是暂时性的。任何分析都只是力图检测它投入运行后的效果，以便根据中途出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所以，历史所呈现的确定之事应当被解读为压抑的诸般表达。它们只是隐藏了历史写作的现实性的防御物或屏障。它们将不确定的事物合并进来：“真实的历史”不将自己躲藏在不容置疑的“文献学证据”之中，而是承认自身的武断，并把自己视为一幢“危楼”。
再则，这种编史工作的特征是由它所产生的过程来规定的。正是这些过程决定了临时建构的有效性，这一临时建构甘愿成为被再度诠释、分析及超越的素材。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遭遇历史素材的问题。就历史而言，某些人为预先设立的研究领域突然现身：它们就是变革现实世界、控制体系、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每一个研究领域都以特定的语言来表现自己。这种完全形式化的语言所隐藏的，是它融入一种包容一切的语言的倾向，也是它趋于其他语言的倾向。分离词与物的—即分离开能指与所指—难道不就是分化开的控制技术的工具吗？解剖这些控制技术，揭示它们的专断，暴露它们暗藏的隐喻，这难道不是要求我们去界定新的历史空间吗？
历史空间并没有在不同语言之间，在彼此相距甚远的不同技术之间建立不可能的联系。相反，它探究的是这种距离表现了些什么：它探讨了看上去是空无（void）的东西，试图使似乎存在于这一空无之中的缺席者发言。
因此，深入技术之间、语言之间裂隙的就是一种操作。当历史学家在这些裂隙中进行操作之时，他当然不是去缝合这些裂隙；相反，他想把他在语言边界处所不期而遇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历史工作对“界限”（limit）问题提出了质疑：它反抗广义的劳动划分；它想跳出自身的边界；它将既有的技术危机凸显出来。
于是，历史成为一项“关于危机的计划”（project of crisis）。对于此计划的绝对有效性，我们没做任何保证，计划之中也无“解决方案”可言。人们必须认识到，不要向历史索求和解。但是，也不能要求它，只是为了要在语言的魔法森林的边界处愕然驻足，而无止境地去跨越那些（语言的）“岔路”。人们必须放弃去探索是什么将路分离开的：因为权力的实践常常占据了这片深不可测的森林。这一森林必须被反复再三地击碎、“切开”和贯穿。对于历史分析本身的去神秘化（demystify）力量，我们不存幻想；它（历史分析）也无权随心所欲地改变游戏规则。作为社会实践—一种社会化的实践，历史分析如今必须进入一场质疑其特有面貌（characteristic features）的斗争。在这场战斗里，历史必须准备冒险：而最终所冒的是暂时性的“不现实”的风险。
我们如何使这些前提适合于建筑写作这一特殊活动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指出，建立一套“差异系统”，以及将一系列不同的实践和（用考古学方法建构起的）各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会很管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话语的开端吧：建筑、技术、制度、市政、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只在最恰当的时刻才汇聚到一件作品或一个形式系统中—至少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这样。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学术工作（知识的建构工作）就在要求这种聚合，但其原因只是支离破碎的古典秩序（ordo），散布开了建构物质环境的各种方式，并使它们差异化。有多少种技术，就有多少种历史书写方式。但是，建筑的情况很特殊：从片段和未实现的意图开始，以追溯其语境为目的地（在此语境中被铭刻下来的，是以另外的方式保持沉默的作品），结果往往更有成效。
失败的作品，未实现的尝试，还有片段：它们难道不是提出了已拥有“文本”身份的作品其完整性所掩盖的问题吗？阿尔伯蒂（Alberti）透视法的“错误”，或者佩鲁齐（Peruzzi）过度的“几何游戏”，它们对人文主义乌托邦的内在困境的阐述，难道不是比对那些伟大作品的阐述，要更为清楚吗？这些伟大的作品平息了在未完成计划中出现的焦虑。而且，为了充分理解形成20世纪先锋派传统的辩证法—它悬于悲剧和庸俗的两极之间，回到伏尔泰（Cabaret Voltaire）令人眼花缭乱的打诨插科，难道不是比研究那些悲剧性与庸俗性都与现实相符的作品，要更为有效吗？
对形式进行处理的目的，通常在于超越形式自身。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对建筑的超越”（beyond architecture），触发了“求新的传统”（tradition of the new）中那些断裂的时刻。历史学家不得不用以衡量自身的，恰恰就是这一“超越”。如果不是不停地将此“超越”呈现出来，就会逐渐陷入现代运动的伟大作品所赖以建立的流沙（quicksand）之中。崇高的神秘之物构成了这一流沙。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分解。这一研究以对流沙进行化学检验为前提，使用的分析试剂正与流沙的性质相克。24这意味着我们要注重在具体劳动（concrete labor）和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r）（马克思意义上的两个术语）之间及时建立起辩证法。这样，我们就能在两个史学参数的基础上来解读建筑史。一方面，它与学术劳动的兴衰变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关。
因而，建筑史承担了多种责任。一方面，它必须能够用来批判性地描述对方案创作的“具体”方面起控制作用的那些过程；也即，能够描述自主的语言选择，以及语言选择的历史功能——这是学术劳动和对其接受方式的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另一方面，它必须成为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的普遍历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必须对抽象劳动的发展做出“反应”。
按这个标准来看，建筑史似乎总是尚未解决的辩证关系的结果。知识建构模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相互交织，势必导致作品中综合活动的“激增”（explosion）。我们要在综合（synthesis）表现为完全之整体的任何地方，都引入其构成单元（constitutive units）的非整合性（disintegration）、片断性和“播撒”。所以，我们将对这些未经整合的组成部分进行独立分析。所以，我们认为，委托人的反应、符号的视域、对先锋派的假定、语言的结构、生产的重组方式和技术的发明，对这些片断成分进行独立分析，都将去除掉深深扎根于（作品所“呈现出”的）综合之中的暧昧性。
显然，没有什么特殊方法（尽管它或许适合这些独立的成分），能够考虑到作品的“总体性”。图像学、政治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和民间传统的历史，每一种研究方法都能适用于被分解作品（the broken-up work）的不同片断。作品对这些历史都各有述说。例如，通过分解剖析阿尔伯蒂的一件作品，我可以阐明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伦理观构成方式的基础，人文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危机，15世纪符号世界的结构，特殊赞助体系的结构，建筑贸易中新的劳动分工的整合。但是，作品的任一组成部分都不是用来证明作品的合法性。作品片断一被历史化，批评行为就构成了对这些片断的一次重组，也就是“再次剪辑”。雅克布逊（Jakobson）和泰恩雅诺夫（Tynyanov）（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卡尔·第吉[Karel Teige]和让·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hovsky]的先辈），都谈到过语言学序列和非语言学序列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关系。25在这个意义上，把作品多元的“非语言学”成分彻底历史化将会产生两个效果：击碎语言的魔圈，迫使它显现出它所依赖的基础；另外，挽回语言自身的“功能”。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假设。研究语言如何作用，即意味着，在（作品之“播撒”所占据的）非语言学的各独立领域中，查明语言的影响范围。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我们跟随巴特和《新批评》（Nouvelle Critique），尽量在建筑文本中将隐喻多元化，无止境地细分和变化它的“自由价”（free valences），它特殊的“模糊体系”（system of ambiguity）；26要么，我们回到作品之外的要素，与其外观结构无关的要素。
两种方法都是合理的：但它仅仅是质疑了人们所设定的不同目标。我可以选择潜入我们所界定的语言魔圈之中，将它转化为无底之井。所谓的操作式批评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它像快餐一样，向我们供应了它对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波罗米尼和赖特（Wright）等人所进行的武断而令人眼花缭乱的讥讽嘲笑（send-ups）。但是，如果我决定也做这个的话，我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的目标不是去编造历史，而是为一个中性空间赋予形式，在此空间中，在时间之外（above and beyond time），漂浮着大量失重的隐喻。我要寻找这个空间，只不过希望它能迷住我，并让我被它快乐地带走。
另一种情况下，我必然要去检测一下语言在其相关的非语言学序列中的真正的影响范围。也就是说，去研究对可度量的形象空间（fgurative space）概念的采用，是如何正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危机；形式概念的解体如何符合新的大都市世界的形式；简化成“冷漠的对象”（indifferent object）、纯粹类型学、建筑贸易重组计划的建筑，其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真实的“另一种”（alternative）市政景观的一部分。27在此情况下，学术劳动和生产条件的相互关联，将提供有效的参数，以使我们能够把（先前的）分析的解体所导致的碎片重新拼接成一个完整画面。将建筑史再度插入到社会劳动分工史的领域里，绝不表示要退回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也绝不表示要抹掉建筑学自身的独有特征。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某种解读来凸显出这些特征。这种解读能够在可核证的参数基础上，确定在生产变革的原动力中计划抉择（planning choices）所具有的真正意义。这些规划启动、延滞和试图阻止这些动力。显然，这种方法打算以某种方式回复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提出的问题，他在《作者作为生产者》（The Author as Producer）中指出，作品就生产关系讨论（says）了什么是第二位的，第一要强调的反而是作品自身在生产关系之中（within）所起的作用。
所以这一切产生了两个直接结果：（a）就古典史学而言，它要求我们重新检验所有的历史分期标准；以上提到的（具体劳动/抽象劳动）辩证法，只有在它启动了学术模式和生产发展模式之间的整合机制之处，才以新面貌示人。而且，历史分析的职责就是要辨认出这一整合，以便建构出最完整意义上的结构的周期（structural cycles）。（b）就分析艺术语言而言，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把注意力从直接交流的层面转移到潜在意义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检测语言革新的“生产力”，我们必须通过一种分析，来仔细检验符号形式的领域，这一分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质疑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历史合法性。
必须颠覆分析的标准，这已经暗含在我们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中：这一中心课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历史角色。实际上，呈现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本性，呈现出意识形态对现实世界的具体介入的历史化过程（historicization），将会打开一片原创的研究领域。我们不能再对上层建筑模糊暧昧的面孔听之任之，实际上，这是个似乎愈加紧迫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意识形态避免在引人入胜的镜子游戏里无限增殖，这一游戏的属性已提前有所预设。但是，只有当我们备好了能有效抵抗催眠的灵丹妙药，成功进入意识形态形式的魔法城堡时，这才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赋予一切建筑以生存权的）的历史法则所特有的参数。因为它可以像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线团一样，揭示出乌托邦所穿行的复杂的、迷宫般的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直线网格上，对已被诗性语言所制度化的“走马”进行新的规划。
实际上，在谈论诗学语言轨迹的过程中，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提到“走马”时所打算强调的，正好就是这个。29就像象棋中“马”的不连续的L型移动一样，艺术生产的语义学结构对现实世界进行着一种“偏离”，一步侧跨，随之启动了一个“陌生化”程序（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深谙此道），并将自身组织成一种永久的“超现实”。30马克斯·本斯（Max Bense）这样的哲学家，曾把毕生精力都用于界定这种“超现实”与技术世界之间的关系，它（“超现实”）从技术世界中萌生出来，又作为对永久不断革新的促进要素而回归到技术世界中去—以先锋艺术来看的话。但是，这里也需要小心划清界限。把意识形态简单地（tout court）定义为错误的知性意识，将毫无用处。
任何作品，包括最无趣、最失败的作品，都不能“反映”先于自身存在的意识形态。“反映”和“镜像”的理论已经闻名了好一阵子。但是，作品对异己之物（what is other to it）所作的“偏离”，实际上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味道—尽管它所采取的形式不能完全被表达出来。我们能够重建这些形式的特殊结构，但前提是必须记住，在成为作品符号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和当前的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片暧昧的空白地带。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更直接地认识到偏离“作用”于现实世界的方式：它如何与世界达成妥协，又是什么样的条件允许它存在。
这里还需补加一则考虑。一直以来，大多数先锋艺术与建筑的首要目标都在于，把作品及其异己物之间，把客体及其存在条件、生产条件和使用条件之间的“偏离”简化至无。
用来支持建筑实践，或作为建筑实践基础的意识形态，再一次解体了，它呼吁一种复杂的批评操作。历史上，至少有三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对抗着具有纯文献价值、和现存秩序相吻合的意识形态。（a）“进步的”意识形态—典型的历史先锋派（historical avant-gardes），它打算彻底占有现实世界：这就是弗第尼（Fortini）所论及的先锋派，31它拒绝一切中介形式，并在情况危急之时，与作为中介的舆论结构相冲突，而这些舆论结构反过来又将先锋派简化成纯粹的“宣传活动”。（b）“退步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式的怀旧”，表现为19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的反都市思潮，藤尼斯（T？nnies）的社会学，以及用志在恢复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血统的神话的提案，来反抗新的大都会的商业现实的企图。（c）全力坚持对市政管理、地区开发、建造业等相关的主要机构进行改良的意识形态，它期待的不仅是真实而合理的结构改良，而且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劳动分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进步传统，这指的是奥姆斯特德（Olmstead）、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亨利·赖特（Henry Wright）、罗伯特·毛斯（Robert Moses）的思想和作品。
以上的分类中都很具体。我们再重申一次，各种意识形态总是“聚在一起”（in bunches）发生作用；它们互相纠缠；常常在其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做出彻底的180度转变。典型例子就是反都市的意识形态。它经历了盖迪斯（Geddes）的作品，昂温（Unwin）的作品，经历了两者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中的汇合之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变，建立了现代区域规划技术。所以，单一系列作品（勒·柯布西耶的例子最为合适）可以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来评价，它既把自己表现为绝对从属于整个先锋派历史里的一个章节，同时又把自己表现为一种体制改革的工具。
但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混淆了不同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差异化的（differentiated）方法来甄别（screen）那些用不同方式干扰了整个生产秩序的产品。说得更详细些就是：我们对诸如雷德本（Radburn）或美国新政时期的绿带城市（greenbelt cities）之类的住宅发展阶段一直进行的是纯粹的语言学分析。但是，如果对此采用相类似的研究方法的话（它是对梅尔尼科夫[Melnikov]或斯特林[Stirling]的作品进行历史性阐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提案一旦被置入相应的恰当语境中，这一纯粹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就会完全失效。这一语境就是，公共机构经济管理的体制更新和建筑业内的需求重组之间的关系。
对于那些指责我们为方法论折中主义的人，我们会回答，他们无法接受建筑这样一个形式多样且组织紊乱的学科，如今所承担起的过渡性（因而也是模糊的）角色。
这一切都再一次暗示了“建筑”这个词必须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显然，我们所提出的分析的有效性，在现当代（从封建制度危机到如今）可以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来衡量。这里，这些分析必须面对学术劳动不断改变的意义。这一劳动和建筑业经济改革密切相关，且不能简化为唯一通用的平均标准（denominator）。
通过赋予建筑概念以临时的、富于弹性的意义，我们就可以绕开这一难题。所以，我们必须去摧毁与“作品”概念相关联的人造神话。但是，正如福柯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不是去为（匿名产生的）词语（word）建立被禁忌的霸权，也不是去复活“现代运动”初期所钟爱的那些口号。
当代的城市规划史与先锋派的历史毫不相干。正如近来某些文献学所能确定的，城市规划的传统建立在外在于一切先锋派经验的基础之上：即重农主义思想所固有的“城市治疗”理论（medicalisation de la ville）；18世纪晚期公共空间的分类法；19世纪R。鲍迈斯特（Baumeister）、J。斯图宾（St bben）、R。埃伯施塔特（Eberstadt）的理论；美国公园运动（American Park Movement）的实践；法国和英国的地方主义。这使我们必须彻底重新检验城市规划史和与之平行的现代运动的意识形态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这样做的话，许多神话必将被瓦解。
为了解开这一人为纠结在一起的线团，我们不得不将众多独立的历史挨个呈现出来，以使我们在它们存在的地方认识到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或更为多见的对抗。我们不应将“大超越”（great beyond）（现代建筑显然倾向于此），与都市动态发展的现实混为一谈。“意识形态的生产性”被证实存在于政治经济史中（因为它在其中反映出其结果，正如它在都市史中也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对艺术作品和生产现实进行直接的比较。这一现象表明，存在着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而且它不是顺应工业革命的到来而自动出现的。R。克莱茵（Robert Klein）已经为现代艺术的周期描绘了一个“指涉物消失”（disappearance of the referent）的阶段，卡斯特尔（Andr Chastel）正确指出了克莱茵的研究方法与本雅明的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克莱茵写道：
最终，在认识论意义上，参照物的缓慢消逝（the slow agony of reference）及其万花筒般的变形之间的这一矛盾，可以和认知知识对象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相比较。我们怎样才能超越意象，来假定一个非图像的规范（a nonfgurative norm），也就是一个反对意象被测的图像的终端，确实是存在的呢？一项项的参照物（terms of reference）都被置于作品自身的内部，这一点已是必然；所以，我们必须终结一切诸如此类的想法—即，把主体与客体从头脑中驱逐出去，然后做出以下结论（由于其最初的假定而已变得不确定）：哲学落脚于唯心论，艺术落脚于印象主义。
指涉物（referents）、价值和“灵韵”（aura）之间的关系是直截了当的：我们所能呈现的，既不是将作品简化成模仿艺术过程之行为的纯粹存在，这一真实的企图史；也不是打破形式语言和存在语言间的障碍，这一现代建筑所创造的企图史。我们能做的只有以辩证的态度去反抗古典主义的历史周期（historical cycle）。“真实描绘”这一周期意味着去认识其复杂的结构性，并历时性地（diachronically）将其封闭的体系特性具体化。但这同样也意味着要掌握该周期的双重特征：一个是我们仍需考虑的知性生产方式（mode of intellectual production）的出现，另一个则是它具有（完全针对指涉物的）语言概念的外貌。而这正是“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所想要摧毁的。因为这个原因，古典主义历史一直反映着当代艺术的困境；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正在试图找准的方法，经过适当的调整，一定能适用于对布尔乔亚文明的史前史所做的分析。换句话说，对于决心探寻资本主义“文明”（zivilisation）起源的历史研究而言，托斯卡纳人文主义所采用的视觉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of sight）所展现的历史周期，发挥着后视镜的作用——镜中反射出的是当代有违良心的灵魂。
关于这些主题，我们甚至可以接受阿多诺（Adorno）所提出的警示：
用一种非辩证方式处理的灵韵理论容易招致滥用，因为它如同一种便利的机械装置，可将艺术的非实体化（Entkunstung）思想转化成一句口号。自艺术机械生产的时代开始以来，这一趋势已经在实实在在地发展着。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作品的韵味只要越出每件作品的规定性（giveness），那它就不仅仅是指作品的现状，而且也是指作品的内容。取消内容必然会殃及艺术。即便是非神秘化的艺术（demystifed art）也不仅仅只意味着单纯的功能。它也许丧失了其有韵味的“膜拜价值”（cult value），但还有一种被本雅明称为“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的现代替换品。后者是经济交换过程的“成像”（imago）。
实际上，这一推导结论对本雅明的原始论点并无多大改动。它或许很乐意认可：“展示价值”是交换过程的“成像”，但是，这只存在于交换过程尚未完全成为自身一部分的作品。阿多诺的陈述暴露出的怀旧之情，在其“表现与建构”章节的末尾处更为明显：在谈到艺术作品中的整合与分解之间的差别时，他总结道，“各种片断式的东西并非偶发的东西：片断是那些抵制总体化（totality）自身的艺术作品总体的组成部分”。
跨过这种怀旧，我们还得面对“以辩证方式来运用灵韵理论”的问题。即使在作品打算以袒露自己的创作过程作为开端的时候，它所“暴露”出的也只是其结构中最无可厚非的一面。符号学方法能够使控制意象（images）生产的法则回到自身；36但阐明这些意象的暗含之意，则属于另一种剖析方法。
我们必须将多种分析方法组织在一起并进行整合。不接受这一点，只会使史学研究进入死胡同：历史学家并没有详细阐明，在全球领土秩序革新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真正阻力，他们却更愿意去设计这种体制下的主流（supporting）意识形态发展所绝对固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体制。
无疑，对“建筑学危机”唉声叹气，对“反古典语言”举棋不定，似乎越来越令我们自己混乱和无能为力。为了最终了解设计活动发生变革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建构一个关于学术劳动及其向纯技术性劳动（准确说是“抽象劳动”）逐渐转化的新历史。此外，罗德琴科（Rodchenko）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马雅科夫斯基（Mayakovsky）为“苏联国家电报局”（Rosta）创作的作品，以及勒·柯布西耶和（与其相反的）汉纳斯·梅耶（Hannes Meyer）的预言，不都已提出艺术活动向生产组织所固有的劳动（labor）进行转化的问题了吗？
为当下的现实哭泣毫无益处：纵然从逻辑上说，知识分子的浪漫梦想仍存在于上层建筑中的乌托邦领域—他们想要引导生产力世界之命运，但意识形态已转变为现实。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是理智清晰地重建学术劳动所走之路，从而去认知新的劳动组织（organization of labor）能对之进行回应的不可预计的任务。
重农主义思潮对18世纪城市改革理念的影响；19世纪公司城（company-towns）的诞生和发展；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放任主义政策时期的（laisser-faire）美国的城市计划的产生；帕特里克·盖迪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和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的实验，以及后来的德国城市社会民主党及激进派人士的实验；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的理论著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维埃城市的组织；罗斯福新政所实现的矛盾的区域重组；肯尼迪时期美国城市的复兴：这些包含各种实验的历史篇章，其目的都在于为那些建筑技术人员的工作找到新的角色，只在意义不大的情形下（而且大多是语言学上的意义），这些技术人员才依旧是传统的建筑师。如果有人指出，沿着以上这些连续主题追溯出的历史，和现代运动中建筑形式（forms）的变迁史之间，时常存有一道鸿沟的话，我们会回答说，这正是先锋意识形态和转化为技术（techniques）的那些（先锋）意识形态之间的那道鸿沟。这是史学无法填补的鸿沟，但是，反过来，史学必须强调这一鸿沟，并将之转化为具体而广泛的知识的原材料。
眼前这本书，初看上去似乎是本文集。然而实际上，在写作这些单独章节—它们曾暂时刊登在从1972年至今的各种意大利及外国刊物上，并随后做过完全的修订—的时候，我们已经秉持了一种设计理念在其中，即希望读者将它们同该篇导言所阐述的命题一一对照来看。我们相信，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清晰明了的：首先，研究“越界”（transgression）和形式写作（formal writing），把它们作为一种变性的超越（perverse excess），作为驶出赫克勒斯石柱（columns of Hercules）之外，超越法定界限的主体的远航；而后，对“越界的语言”（language of transgression）逐步加以掌握，也就是，实现了主体的自由只是“对于技术的自由”，而非对于写作的自由。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这种新的写作方言和它新的制度上的指涉物之间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只有在某几个章节中，先锋派所论及的“技术”才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即证明技术的历史是他者（other），当然还有，找出技术和我们选择要分析的主题的切合点。
所以，我的意图不是要呈现一段自身很完整的历史，而是要呈现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provisional constructions），它开始于所选的材料。我们可以重新洗牌，也可以再摸进曾经扔出的牌：游戏注定要继续。过去10年多时间里我所得到的具体帮助和鼓励使我的工作已然成型，我要感谢我在威尼斯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和我一起承担了这些“拼图游戏”，这些“耐性的游戏”（giochi di pazienza）。
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建筑史学家
（译者：胡恒）
注释：
1.卡洛·金斯伯格和阿德里亚诺·普罗斯佩里：《耐性的游戏：“基督之惠”研讨会》（Giochi di pazienza：Un seminario sul“Benefcio do Cristo”）（都灵：Einuadi，1975年），第84页。这本特殊的著作在其不规则的发展过程中，在其漫无中心的内容中，在其虚假的出发点和被克服的错误中，揭示出历史研究所特有的不确定和偶然。本书对该书的参考并非处于偶然。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就像金斯伯格和普罗斯佩里的作品一样，是本书作者同佛朗哥·雷拉和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史系的学生共同努力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本书的合著者。佛朗哥·雷拉陈述过他在1976-1977年的小组教学研讨会中所得出的结论，见《天国》（II pasadosso della ragione）一文，《非此即彼》（Aut aut），第161期（1977年），第107-111页。
2.这里我们同意夸罗尼（Emilio Garroni）数年前曾详细阐述过的关于艺术语言主题的思考。尤其参见夸罗尼的《符号学工程》（Progetto di semiotica）（巴里：Laterza，1972年）；他的《美学和认识论：关于“鉴赏之批评”的思考》（Estetica ed epistemologia：Rifessioni sulla“Critica di giudizio”）（罗马：Bulzoni，1976年）；以及他的《为了马塞罗·皮洛：艺术的情感、美、操作和幸存》（Per Marcello Pirro：Sul sentimento，la bellezza，le operazioni e la sopravivenza dell’arte）一文，载于《皮洛》（Pirro）（乌迪内，1977年）。特别有趣的是，夸罗尼从康德出发所得到的结论，与我们从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和弗洛伊德的《有尽分析与无尽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似。夸罗尼写道，“这里，问题恰恰在于模式（modes）的特殊性和无限性，特殊性在该模式之中呈现出自身。事物并不会将自己清晰简明地呈现给那些刚开始去了解它们的人……只有在认知和分析的操作之后，世界才成为可以理解的、综合的……从这一观点来看，事物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unersch？pfich”），在事物能被确定和组织的意义上，只有我们假设了一个恰当的“观点”，一个“组织原则”，某种科学的思考才足以达到认知的尽头。（Per Marcello Pirro，第2页）
3.关于这一点，见Massimo Cacciari的Di alcuni motivi in Walter Benjamin，《新思潮》（Nuova Corrente），第67期（1975年），第209-243页。
4.所引段落见《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莱比锡：Naumann，1911年），第489页；以及弗雷德里希·尼采的《作品集》（Werke），K。Schelechta编辑，第三卷（慕尼黑：Carl Hanser，1969年），第860页；英文版，《求真的意志》，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编辑（纽约：兰登书屋，1976年），第270页。
5.佛朗哥·雷拉的Dallo spazio estetico allo spazio dell’interpretazione一文，见《新思潮》第68-69期（1975-1976年），第412页。另见雷拉的Testo analitico e analisi testuale一文，载于雷拉等人的La materialita del testo：Ricerche interdisciplinary sulle pratiche signifcanti一书（维罗纳：Bertani，1977年），第ⅱ页及其后；及其为La critica freudiana（米兰：Feltrinelli，1977年）所写的导言。
6.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见《语言，反记忆，实践》，Donald Bouchard编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40页。《尼采，谱系学，历史》首次发表于《伊波利特纪念文集》（Hommage à Jean Hyppolite）（巴黎：法兰西学院出版社，1971年）。
7.弗雷德里希·尼采的Umano troppo umano，见Opere，G。Colli和M。Montinari编辑，第四卷，第二册（米兰：Adelphi，1965年），第17页；英文版《人性，太人性》（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
8.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第154页。
9.同上，第164页。
10.弗雷德里希·尼采：《曙光》，第429节，见Opere第五卷，第一册，第215-216页。英文版《曙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
11.弗雷德里希·尼采：《超善恶》，第39节，见Opere第五卷，第一册，第45-46页。英文版《尼采作品入门选读》（纽约：兰登书屋，1968年）。
12.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导言（纽约：兰登书屋，1978年），尤其是从第92页开始。最初的法文版是La volonté de savoir（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
13.乔治·西美尔，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见《艺术与文明》（Arte e civiltà），Dino Formaggio和Lucio Perucchi编辑（米兰，1976年），第67页。原始德文版，《死亡的形而上学》（Zur Metaphisik des Todes）（1910年）。
14.乔治·西美尔：《时尚》，收入《论个体性与社会形式》（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4页。原始德文版《流行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Zur Psychologie der Mode，Soziologische Studie），见《时代》（Die Zeit）（1895年10月12日）。
15.同上，第295页。
16.卡尔·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见Surverys from Exile，（纽约：兰登书屋，1973年）。
17.尼采：《曙光》，第40页。
18.M。卡西亚里：II problema del politico in Deleuze e Foucault：Sul pensiero di‘autonomia’edi’gioco’，福柯分析法研讨会的油印报告。该会于1977年4月22日在威尼斯建筑学院历史系举行（M。卡西亚里、F。雷拉、M。塔夫里、G。特索[G。Teysso]。该报告现在则以II dispostitivo Foucault为名出版，威尼斯，1977年，第57页及其后。）卡西亚里的批评主要基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以及《德勒兹》（Cosenza：Lerici，1977年）一书中德勒兹与福柯之间的对话。关于这一主题的进一步讨论，见卡西亚里Pensiero negativo e razionalizzazione（帕都瓦：Marsilio，1977年）一书里的导言和最后一篇文章。卡西亚里的思考值得进一步详细阐述，让·鲍德里亚在他的小册子Oublier Foucault（巴黎：Galilee，1977年）中所阐明的论点，与卡西亚里的思考相悖，大部分似乎过于武断。
19.Jean-Michel Rey曾写道，“哲学语言一直都还没能将自身界定为‘自律的’或‘单意的’，其原因在于一种更为大量的删除，也就是说，因为一种决定性的压抑——也即其生产的压抑，其隐喻性结构的压抑，其借用的压抑，其亏欠的压抑，以及其整个设计的压抑。通过一种加倍铭刻（a double inion），一种再加倍/再重写（a redoubling/recasting），一种生产性的转译，尼采在其文本中再次铭刻下来的，正是这种大量省略所导致的结果。这一工作完全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解码活动（decipherment）。”Jean-Michel Rey，II nome della scrittura一文，载于Il Verri第39-40期（1972年），第218页。
20.西格蒙·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见《精神分析作品全集》，James Strachey翻译，第23卷，（伦敦：荷加斯出版社，1957年），第43页。
21.但我们认为，必须反对一种对于过程太过线性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许多以表现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题，被转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的宣传实践，例如约翰·埃德菲尔德（John Elderfeld）在《大都会》一文中所主张的，见Studio International，183，第944期（1972年），第196-199页，或见George L。Mosse令人钦佩的《大众的国际化：从拿破仑战争起的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政治象征和群众运动》一书（纽约：Fertig，1974年）。更为丰富且与此更密切相关的是Giancarlo Buonfno所做的解读，La politica culturale operaia：Da Marr e Lassalle alla rivoluzione di November，1859-1919（米兰，1975年）。本书对此进行了讨论，见第二部分，第4章，第149-150页。
22.弗洛伊德：《有尽分析与无尽分析》，见《精神分析作品全集》，第23卷，第209页；另，佛朗哥·雷拉在其La critica freudiana一书里的导言里对此进行了评论，见第45页及其后。
23.见德勒兹和瓜塔里：《块茎》（导言）（巴黎：Minuit，1976年）。德勒兹和瓜塔里写道，“块茎，是一种反谱系学。块茎根据变体、扩张、征服、捕捉、旁支而运作。与图表艺术、图画或照相不同，与踪迹不同，块茎与必须生产，或必须建构的一幅地图相关。一幅地图总是可分离的，可连接的，可颠倒的，可修改的，有无数的进口和出口，有其自己的逃亡路线。……块茎是无中心的，无等级，无意指的系统，没有将军，没有组织记忆或中央自动控制系统，仅只由流通状态所限定”，（《块茎》，第56页）。对于德勒兹及其“学派”理论的迷恋所做的精确批评，可见M。卡西亚里的‘Razionalità’e‘irrazionalità’nella critica del politico in Deleuze e Foucault，Aut aut第161期（1977年），第119-133页。
24.福柯进一步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出上述我们这些阐述：“我们必须将话语看作一种我们施加于物上的暴力，或者，无论如何，看作是我们强加于物上的实践；话语事件正是在这一实践中找到了它们的规律性法则（the principle of their regularity）。另一种法则——外在性法则（principle of exteriority）——认为，我们不会钻进话语的隐秘内核之中，不会钻进话语所表现出的思想或意义的内心之中；相反，就话语本身而言，就其外在和其规律性而言，我们应该去寻找其存在的外在条件，寻找引发了一系列偶发事件，并确定其界线的东西。”福柯：《知识考古学和关于语言的话语》，（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2年），第229页；原始法文版，《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0年）。
25.例如，考虑一下Yury Tynyanov和Roman Jakobson的Voprosy izuceniya literatury i yazyka，Novyi lef，12（1927年）。这两位作者证实了，文学类丛书（literary series）和其他历史类丛书（historical series）之间的关系有着确定的结构法则，从属于各自的分析。通过和肖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相比较，这里我们辨认出关于“体系之体系”的分析所具有的自律性，并将其同作为作品基础的素材自动整合之价值的发现联系起来。参见Y。Tynyanov的O Literaturnoy evolucii，载于Archaisty i novatory（列宁格勒，1929年），第30-47页，现见Tzvetan Todorov编辑的《俄国形式主义》（I formalisti russi）（都灵：Einaudi，1968年），第127页及其后。另见Stephen Bann和John E。Bowlt的《俄国形式主义》（纽约：Barnes and Noble，1973年）。Mukarhovsky的想法同Tynyanov和Jakobson的想法之间的这种联系，同样已由Sergio Corduas在其为Jan Mukarhovsky所写的导言中指出，La funzione，la norma e il valore estetico come fatti sociali（都灵：Einaudi，1971年）。还可参见Mukarhovsky的Il signifcato dell’estetica（都灵：Einaudi，1973年）；原始版为Studie zestetiky（布拉格，1966年）。但是，应当谨记的是，在这些作品中（并且在Karel Teige的那些作品中，它们在意大利仍然不太为人所知），我们都能看到，为“非美学类丛书”（extraaesthetic series）的概念所赋予的范围是相当缺乏创建的、相当传统的（同上，第259页及其后）。在我们看来，更缺乏创建的，似乎是诺伯格-舒尔茨对格式塔心理学和Piaget、本斯、Ehrenzweig等人的理论的利用，他试图为建筑作品界定一种全面的分析方法。参见Christian Norberg-舒尔茨的《建筑意向》（麻省，剑桥：MIT出版社，1966年）。
26.参见，罗兰·巴特：《批评与真理》（Critique et vérité）（巴黎：色伊出版社，1965年），和Sergo Doubrovsky，Pourquoi la nouvelle critique：Critique et objectivité（巴黎：Mercure de France，1966年）。但是，巴特所“沉浸”的文本隐喻的界限（同时也是最大限度的表达），能在巴特的另一本著作《文本的快感》（巴黎：色伊出版社，1973年）所表现出的“太过真实（all-too-true）”的真理中看到；英文版，《文本的快感》（纽约：Hill and Wang，1975年）。
27.关于这一点，见曼弗雷德·塔夫里的《作为“冷漠客体”的建筑与批判性关注的危机》，载于《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纽约：Harper＆row，1980年），原始意大利文版《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e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第四版（巴里：Laterza，1976年）。
28.见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载于《反思》（纽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8年）；原始德文版名为“Der Autor als Produzent”，载于Versuche？ber Brecht（Frankfurt：Suhrkamp，1966年）。对本雅明的文章所做的不可接受的批判性解读，可见尤尔根·哈贝马斯的Zur Aktualitat Walter Benjamin（Frankfurt：Suhrkamp，1972年）。
29.见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Khod Konya（莫斯科-柏林，1923年）。我们要强调什克洛夫斯基关于诗歌过程中的“间接性（obliqueness）”的重要意见：“（象棋中的）马不是自由的，它侧向移动，因为直路已提前对它关闭了。”
30.尤其参见马克斯·本斯的《美学》（巴登-巴登：Agis Verlag，1965年），及其Ger？usch in der Strassen（Baden-Baden和Krefeld，1960年）。见Giangiorgio Pasqualotto的精彩著述《先锋派与技术：瓦尔特·本雅明、马克斯·本斯，以及技术美学的问题》（Avanguardia e tecnologia：Walter Benjamin，Max Bense e i problemi dell’estetica tecnologica）（罗马：Offcina，1971年）。
31.Franco Fortini：《先锋派》（Due avanguardie）一文，载于多人合著的《先锋派和新先锋派》（Avanguardia e neoavanguardia）一书（米兰：Sugar，1966年），第9-21页。Fortini写道，先锋派艺术家所具体表现的矛盾和冲突，“并未成为辩证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冲突和矛盾“在绝对主观性和绝对客观性之间，在抽象的非理性（也即，对热衷于自由联想、无意识记忆，以及梦境的那些推论瞬间和对白瞬间的反对）和抽象的理性（也即，通过推论和理性的方式——尤其是在‘理性’观念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所获得的可理解性）之间，并置或两极交替。先锋派要么求助于这一极或那一极，要么以所有神秘传统都能充分理解的方式同时经历着（lives）它们。”（《先锋派》一文，第9-10页）。另见F。Fortini的《先锋派和中介》（Avanguardia e mediazione）一文，Nuova corrente第45期（1968年），第100页及其后。我们并不赞同Fortini的所有观点，但我们认为，他还应当更加详细地阐述其将先锋派看作是缺少中介（mediation）的解释——这是对卢卡奇（Luk cs）的一个主题的重复。对先锋派来说，拒绝和赞同非但不是辩证法的一部分（通常，一个隐藏在另一个的伪装之下），它们还回避任何有关现实的中介，但它们仍然声称要从现实中“爆发”。这层考虑会在历史先锋派的研究中带来重大的方法维度的更新。
32.Robert Klein：《形式与意义》（纽约：Viking，1979年），第186页；原始法文版La forme et l’intelligibl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0年）。关于本雅明和Klein的关系，见André Chastel为上述摘引一书所写的导言，第Ⅺ-Ⅻ页。
33.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分析可见M。卡西亚里的Vita Cartesii est simplicissma一文，载于Contropiano第2期（1970年），第375-399页。
34.阿多诺：《美学原理》（伦敦：Routledge＆Kegan Paul，1984年），第66页；原始德文版Aesthetische Theor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0年）。
35.同上。
36.然而，我们应当回想起，克里斯蒂娃在数年前就符号学研究所写的东西；甚至从马克思主义—它较之克里斯蒂娃更少一些目的论—来看，我们也能完全赞成“符号学研究（semiological research）是一门除了能发现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姿态，不能在其研究的底部发现任何东西的学科（列维·斯特劳斯会说，no key to no mystery），该学科必须这样认知自己，否定自己的成果，然后重新开始一切。通过把一种精确的知识假定为自己的目标，它完成了其理论路线，该理论在将自身作为一个意指系统（signifying system）的同时，使符号学研究回到其起点—也即，回到符号学（semiology）自身—从而对其进行批评或将其颠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La sémiologie comme science critique一文，见Theorie d’ensemble一书（巴黎：Editions du Seuil，1968年），第83页。此外，大部分的法国批评理所当然地认为符号学活动“具有创造性”。但是，在把语言学模式直译到建筑文本分析领域的尝试中，这种意识并不那么明显。再次参见Garroni的《符号学草案》（Progetto di Semiotica）一书。同意其论文中所认为的，论及建筑时不适合谈及“语言”的，还有Diana Agrest和Mario Gandelsonas的《符号和建筑：意识形态消费或理论著作》（Semiotics and Architecture：Ideological Consumption or Theoretical Work）一文，见Oppositions第1期（1973年），第94-100页。在Patrizia Lombardo的Semiotique：I’architecte s’est mis au tic一文中，能找到对近来的建筑符号学研究的评价，见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一书第179期（1975年），第xi-xv页。还可参见Tomas Maldonado的《建筑和语言》（Architettura e linguaggio）一文，Casabella 41，第429期（1977年），第9-10页；Omar Calabrese的《建筑符号学在意大利的文化起源》（Le matrici culturali della semiotica dell’architettura in Italia）一文，同上，第19-24页；以及Ugo Volli的《建筑符号学的暧昧概念》（Equivoci concettuali nella semiotica dell’architettura）一文，同上，第24-27页。值得注意的是，对Vittorio Gregotti的采访《建筑和语言》（Architettura e linguaggio）一文，被作为执业建筑师宣言，同上，第28-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