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楼主人
伏跗室是浙东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的藏书室，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六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先生名贞群，字孟颛，一字曼孺，号伏跗居士、成化子、妙有子。因“幼而丧父，老而丧子”，故晚年自署孤独老人。原籍浙江慈溪，从先祖迁居宁波江北岸，后住市区水凫桥畔。清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二十三日生。十七岁时，中光绪壬寅科，补宁波府学生员。后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民国二十一年（1932）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历时十载，从事表彰先贤、保护文物等工作。曾主持重修天一阁，编著《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在“倭寇窥鄞，警报日闻”的情况下，“伏处危城，校印斯目”。又重修黄梨洲先生讲学处白云庄，参与编辑《四明丛书》。民国三十六年（1947）任《鄞县通志》编纂，修辑《文献志》人物、艺术两编。新中国成立后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宁波市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先生自幼好学，其父“求恒斋”遗书两千册，读之不足，弱冠以后，即访求典籍。宣统二年（1910），冯君木《求恒斋藏书目》题记云：“贞群颇知买书，精装细校，矻矻不倦，所蓄已逾万卷。”时当清末民初，因废科举，兴学校，许多人以为古籍已无用，宁波的一些藏书之家，如赵氏“种芸仙馆”、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圣居”、徐氏“烟屿楼”、赵氏“贻谷堂”、陈氏“文则楼”等，书籍多辗转流散。先生专收有用之书，罗列室中，如遇脱误虫伤，即为修补，所请“匠人多至八人”。如有残卷缺页，即多方购抄。如今保存着的一册《伏跗室藏书阙叶记》和许多藏书题记，足可证明先生为求得一部善本或足本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藏书多达十余万卷。其藏书印有“伏趺”朱文方印，“伏跗室”朱文方印，又白文方印，又朱文长圆印，“伏跗室藏书印”朱文方印，“冯群”白文方印，“冯贞群”白文方印，“冯贞群印”白文方印，又朱文方印，“孟颛”朱文方印，“曼孺”朱文圆印，“妙有”朱文方印，“伯后”朱文长圆印，“贞群过眼”朱文方印，“孟颛读过”朱文方印，“慈溪冯氏伏跗斋藏书印”朱文方印等。
伏跗室藏书中有善本三百多种，如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宋刻本十六册，宋许洞撰《虎铃经》明复宋刻本四册，元赵汸撰《春秋属辞》元刻本八册，明杨循吉撰《辽小史》明刻本一册，清黄宗羲撰《留书》旧抄本一册，清史荣以毕生精力所作《李长吉诗补注》稿本二十册，清全祖望撰《鲒埼亭诗集》谢山眉批抄本一册，清姚燮撰《姚复庄诗文稿》稿本三册等。
先生为读书而藏书，因此多收史籍和文集，而对于小说、词曲之类通俗文艺不甚注意。他的好友，北京大学讲师马隅卿正好与他相反，专收小说及词曲秘本，自署书斋为“不登大雅之堂”，并曾对先生说：“你所收的大多是正统派的著作。”这一评语恰好反映了伏跗室藏书的一个特点，冯先生自以为然，就记入《鄞县通志·文献志》里。
冯贞群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而且还是一位对古籍文献深有研究的学者。他擅长校勘，喜作考订，具有丰富的版本和目录学知识。所藏书籍多经手披目览，批校题跋，经年累月，以此为乐，即使在战乱的岁月，也从不间断。遗著有《钱忠介公年谱》、《姜西溟先生年谱》、《伏跗室书目》、《伏跗室文稿》等，有的已刻入《四明丛书》，有的尚待整理出版。
二、命名小考
冯贞群先生藏书处为何命名为伏跗室？我是从先生自撰的《伏柎室记》一文中获知的。这篇文章写于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生前未发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伏跗室赠书之初，由先生家属抄寄给我。近年因“冯孟颛先生纪念馆”陈列需要，设计者据抄本复印件重排后刻石，并嵌于伏跗室东墙之上。
事后，我校读了石刻文字，发现有几处与原稿不符。原文未分段，抄本加有标点。在“十年来”与“十万卷”之前，各留一空格，从这两个空格里透露出作者所指并非确数，而石刻文字未留空格，与原意似有出入。此外，石刻又改“伏柎室记”为“伏跗室记”，删去“柎”字下原注“柱斗也”三字；在“狡兔跧伏于柎侧”句中漏一“跧”字；“杜户潜居”改作“杜门潜居”。这些都有损原著面貌。
伏栿室的命名，原出于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此文收录于梁萧统《文选》一书。鲁灵光殿为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故址在今山东曲阜市。《文选》注云：“王延寿字文考，有隽才。父逸欲作灵光殿赋，命延寿往图其状。延寿因韵之以献其父，父曰‘吾无以加也’。时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见此赋，遂隐而不出。”文中描述宫殿建筑上的图形，有“狡兔跧伏于柎侧，狷狖攀椽而相追”等句子，形象生动。伏柎室又写作伏跗室，或伏趺室。趺同跗，脚背也，“伏处趺坐，致力于学”，可谓冯贞群先生形象的写照。
可是，伏跗室何时命名？文献无征。我初读《伏柎室记》时，见文中有“弱冠以后访求典籍”之说，就想到命名时间的上限当在先生二十岁，即光绪三十一年。后见其所著《求恒斋书目》，有记云：“群少孤，先君弃养时方八岁耳。遗书赖吾叔父君木先生整齐，凡得八巨箱，比群稍长，堪读父书，乃举以付群。数年以来，续有购置，岁月既积，累累渐多，爰于长夏日曝书时，分类排比，写定目录一册。合旧有八箱，都计书五千四百余册，地图、碑帖百八十余品，后有所得，当陆续写入焉。”书目编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按常理，此时藏书目录仍以其父“求恒斋”冠名，可证伏跗室尚未命名。
后来，我在“文革”期间，从普通旧书堆中，偶然发现一册由宁波府教育会铅印于宣统二年九月的《宁波府教育小志》，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伏跗室丛录”，记述明末清初李太虚和高江村的两则遗闻逸事，作者“曼孺”。由此可知宣统二年已经有了“伏跗室”的室名，因而初步考定伏跗室命名于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之间。
近来，我又开始对伏跗室藏书史作进一步研究，终于在天一阁库房里找到了冯君木书“伏趺室”三大字横披，上款“宣统元年六月”，落款“君木为曼孺书”，下钤“冯氏君木”朱文方印。这样，伏跗室命名于宣统元年（1909）六月，就有了直接依据。这一年，冯贞群先生已经二十四岁了。
三、战时守藏
冯贞群先生爱读书，从收集做学问必需的书籍开始，逐步扩展，为读书而藏书。他年轻时，正处在科举制度刚废除，许多人以为古籍已无用，故家旧藏纷纷流散的历史背景下。所以古籍的收集积聚过程，也就成了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伏跗室藏书的鼎盛时期，据先生编目后统计，那时有藏书三万多册，十二万余卷。随着藏书数量的不断增加，他对文化典籍的感情便愈加深厚。随着对藏书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他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感也愈加强烈。因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有“与藏书共存亡”的决心与气概。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八月十六日敌机首次空袭宁波，轰炸栎社机场。此后，敌机常窜入城市上空轰炸扫射，扰乱破坏。《宁波文史资料》曾据战时地方报纸报道统计，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机空袭宁波市区达一百三十五次。其中七次大轰炸，日机出动五十二架次，投弹一百四十八枚，毁房两千余间，炸死平民二百九十三人，炸伤六百余人，当时的城区要道与商业繁华地带均遭到空袭，炸弹所落之处，一片断垣残壁，燃烧弹投掷的地方，更是大火熊熊。
抗战初期，许多学校迁到乡下上课，范氏天一阁、朱氏别宥斋、孙氏蜗寄庐藏书也都先后搬迁到山区或农村。唯冯氏伏跗室藏书可能不具备搬迁条件，冯贞群先生就在藏书楼南厢房旁边的天井里建筑了一座简易防空洞，以躲避弹片。伏跗室地处宁波城区西北隅的孝闻街，当年虽较冷僻，但在不远处的迎凤街，华美医院附近均遭落弹。亲友们多次劝先生去外地暂避，他明知敌机轰炸有生命危险，但仍坚持亲自守护，唯恐书籍因战乱而散失。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军相继攻占绍兴、宁波，浙东陷落。于是，冯贞群先生杜门守志。其详细情形，先生长孙冯孔豫曾函告云：“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日寇陷宁波，闻先生之名，于第二天早晨，以日间谍头子芝原平三郎为首的三四个日军官，闯入先生家中，武装威逼他主持组织宁波维持会。他以年迈多病为借口，婉言固辞，竟被封门而去。一周后，芝原平三郎偕同汉奸郭逸民又来纠缠，并逼他去沪募捐，筹办平价米，他们扬言‘昨夜已由电台播送新闻，请你到沪’。当场经先生严辞拒绝。敌伪一计未成，又派汉奸毛稼笙邀请他出席敌伪‘文化座谈会’，先生仍坚决拒绝。伪方又行反间计，于次日公然发布‘冯某某’出席会议的新闻。不久郭逸民亦在伪《时事公报》上载其本人‘血口喷人’式的辞职声明，内容谓参加伪职‘乃是由冯孟翁推举’等语。先生看后大怒，一再去函更正，但伪报讳莫如深，始终不予以发表。以后汉奸郭逸民的党羽，有个绰号叫‘周驼背’的告冯衷博（冯贞群之子）说：‘令尊应出来做事，我方辗转设法向内地（国民党政府）呈报，冯孟颛已参加和平运动（指投敌）了，故今后即不做事，已与参加相同了。’像这样，经过敌伪双方威胁，反间、捏造附逆投敌的舆论，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他们企图以假乱真，欲置先生于死地。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先生冒着被日寇逮捕的生命危险，亲自怀着鄞县文献会的公章、账册和文件，到鄞东国民党游击区，向国民党政府省六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俞子良等办理移交手续，并说明被诬真相。自鄞县沦陷以来，虽经敌伪多次威胁利诱，先生杜门守志，五年于兹，幸保清白之身，坚决不任伪职，保持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六十七年了，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抹去历史的记忆，因为伏跗室仍保留着当年建造的防空洞。“文革”期间，我住守在伏跗室，见洞内积水，为防蚊子孳生，曾在里面养鱼。洞外四周，原有方形砖墙，围住洞顶上的填土。“文革”后，伏跗室重新对外开放，墙与土均被当时的管理者拆除，只露出圆筒状水泥顶，南北两边有小出气孔，与地面平。凡初次踏进伏跗室大门的人，往往会投以好奇的目光。有人在写文章介绍时误以为当年藏书主人“将所有藏书连同他的书斋搬入洞中，誓与藏书共存亡”。其实它只是一个内高2.1米，直径1.45米的圆筒形掩体，里面只可站立四、五个人而已。
四、访书还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冯贞群先生任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交际主任。在重修天一阁藏书楼的同时，他以藏书家敏锐的眼光，率先访得天一阁流散书籍归阁。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三十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会议报告：“由冯贞群先生访得的天一阁散出书，有《万历郴州志》、《嘉靖广东通志》、《嘉靖广州志》。”这三种明代地方志在先生亲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中有记载。
访归之书虽是残本，但均可与阁内残留之卷匹配。如《万历郴州志》二十卷，明胡汉纂修，明万历四年刻本，劫后阁中只存前七卷一册，访还十三卷三册，遂成完璧。《嘉靖广东通志》七十卷，明黄佐纂修，明嘉靖刻本，劫后阁中只存二卷一册，访归十一卷五册。《嘉靖广州志》七十卷，明黄佐纂修，明嘉靖刻本，劫后阁中只存四卷一册，访归三十三卷五册，书前冯贞群题记云：“《嘉靖广州志》残本存三十三卷，廖君淦亭之所赠也，藏弆箧中，历有岁月，今登天一阁编写书目，知为阁中散出者，遂归之阁中，并记之。”
除上述三种外，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补遗》中还记载，“民国二十八年八月贞群访得市归”的有《新刻东海王先生纂辑阳宅十书》四卷，明王君荣撰，明万历十八年刻本二册。
新中国成立后，冯贞群先生任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继续关心天一阁文物保护工作。他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一月五日，先后两次将伏跗室已经入藏的天一阁散出原藏书和天一阁刻本共二十二种交给市文管会，还藏天一阁。当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财政拨款少，说是让售，实际补偿不足，而作为奖金支取。
是年五月归阁的有：《文苑春秋》四卷，明崔铣辑，嘉靖十七年刻本四册。《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十卷，唐李隆基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四卷，唐李隆基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四卷，宋赵佶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直解》四卷，宋邵若遇撰，明朱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疏义》六卷存三卷，宋赵志坚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全解》二卷，金时雍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五卷，《纂微手抄》一卷，元薛致玄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注》四卷，元李荣注，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新注》四卷，李约注，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集义》六卷，明危大有编，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道德真经附注》二卷，明黄润玉注，明蓝丝栏抄本一册，附阴符经附注上下篇。《道德真经解》三卷，题无名氏解，明蓝丝栏抄本一册。计十三种。
是年十一月归阁的有：《熊士选集》一卷，明熊卓撰，明嘉靖二十二年范钦校刻本一册。《京氏易传》三卷，汉京房撰，吴陆绩注，明范钦订，明天一阁刻本一册。《司马温公稽古录》二十卷，宋司马光撰，明天一阁刻本六册。《竹书纪年》二卷，梁沈约附注，明范钦订，明天一阁刻本二册。《国朝诸臣奏议》存十五卷，宋赵如遇辑，宋淳祐十年刻，明正德公文皮纸印本二册。《翰林记》存五卷，明黄佐撰，明蓝丝栏抄本一册。《编集检择家传秘诀》不分卷，不著编者名氏，明蓝丝栏抄本一册。《占候六任遁法》不分卷，不著编著者名氏，明蓝丝栏抄本一册。《文翰类选大成》存七卷，明李伯玙编辑，明刻黑口本二册。计九种。
伏跗室藏书捐献给国家后，经鉴别，其中尚有四种属天一阁早年流散之书，即于一九八〇年编《天一阁善本书目》时归藏天一阁。有《太平御览》存三十卷，宋李昉等纂，明万历二年活字本六册。《太平御览》存二十卷，宋李昉等纂，明蓝丝栏抄本二册。《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存二卷，宋真德秀编，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一册。《晹谷空音》存二卷，明李寅撰，明刻本三册。
冯贞群先生访归天一阁原藏书总计三十种，二百二十二卷，六十册。先生对天一阁的贡献主要有三，除发起并参与重修天一阁，编著《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外，就是为天一阁访归散出之书。唯访书还阁之事鲜为人知，故秉笔记之。
五、开放之初
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冯贞群先生家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全部藏书和书楼捐赠给国家，又将全部奖金转赠伏跗室，作为保护和出版资金。受到宁波市人民政府的表彰和社会舆论的赞扬。
赠书仪式之后，我受命负责伏跗室的管理工作。一边清点整理书籍，在气候干燥的伏季作防霉除虫处理；一边动员安排租住在伏跗室内的四户居民外迁。又修理房屋，新增消防设备，清洁环境，调整排架，布展陈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次年春节起对外开放。
伏跗室是一幢清代民居建筑，正屋五楹，坐西向东，厢房分列南北，均上下二层。大门面临孝闻街，原有一条小河与街道平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塞河拓路，行驶汽车。南面是宝兴巷，北面是永寿巷，唯西面与民居仅一墙之隔，对防火较为不利。伏跗室开放之初，虽然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仍然遵循“保持原状，维护现状”的原则，不改变冯贞群先生卧室、书房、藏书系统（包括书箱）的原貌。
先生卧室在中厅北首第一间，中间用板壁分隔，前后半间有门可通。前半间设床，床边有一大橱，藏文稿、信札等。东西两头靠窗处均摆放桌椅，陈设简洁。书房在北厢房第一间，离卧室最近，朝南有一排玻璃窗，靠窗处放一张三斗桌，在这里读书写作，采光较好。书室左右两壁挂四条镜屏，均慈溪著名书法家梅调鼎行书。条幅下方设大座，坐椅中间置茶几，兼有会客室功能。靠北墙处有一木坑床，床头放摆钟、帽筒等，床两旁是两个书橱，陈设简朴实用。书库原设在南北厢房，随着居住在正屋南首的四户居民外迁，藏书用房面积扩大，考虑到楼上较为干燥，就把楼下的书籍搬到楼上。但排架系统仍与《伏跗室书目》编次保持一致，以便于检索。
“为了纪念孟颛先生在对祖国文化遗产整理保护上的贡献，政府决定，藏书室地址不变，仍保持‘伏跗室’原名，于室内悬挂孟颛先生遗像，并立介绍牌，以志纪念”，因此把伏跗室中厅作为陈列室。正中悬挂先生遗像，遗像两旁由沙孟海先生撰书对联：“是当代宿学人以文传，有满屋献书古为今用。”进门两旁分别是冯孔豫先生代表家属所撰《献书辞》和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冯孟颛先生赠书记》，两壁镜框内为说明文字与照片，下设斜面陈列橱，放置有关实物，共分六组，介绍先生生平事迹和伏跗室藏书献书概况。
伏跗室古籍开放后，为防止散失，即仿天一阁之例，只供阅览，不得外借，因此，需要新辟阅览室。阅览室设在南厢房西首一间，室内除阅览桌椅外，书橱内放着《伏跗室书目》传抄本和辞典等工具书。两壁布置凌近仁先生所绘“春、夏、秋、冬”四季花卉画，给人以安静清幽的读书环境。
伏跗室开放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两年中接待了万余名读者和观众，又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传抄了《书法离钩摘录》，为昆明师院传抄《辽小史》，更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抄录《顾亭林诗集》中冯贞群手临全谢山批校，对整理《顾诗笺注》提供了帮助。后因人手不足，停止开放，读者看书，改用预约取书的办法。不久，又因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半数干部被抽调去农村工作队，于一九六六年一月起处于封闭状态。
六、调书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从工作队回来，见伏跗室书库门上贴着封条，书房里住有“红卫兵”学生。幸而在“文革”初期，伏跗室藏书尚无恙。
可是，在动乱年代，仍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那是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我突然接到通知，立即从市革宣队驻地北郊公社回市文管会。原来，浙江省革委会政工组发文，要上调伏跗室全部藏书。同事邱嗣斌对我和洪可尧说：“在昨天市政工组召开的会议上，省政工组来人根本不允许提不同意见，他们只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需要，你们不要多问’，‘同意不同意上调，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不执行是不行的了。”于是我们三人商定，一边坚持要办清手续，交接双方都在清单上签名，各执一份；一边联名给周建人省长写信。信由我执笔，大意是“汇报伏跗室藏书捐献情况，说明我们有保护管理的责任。伏跗室藏书与天一阁有密切关系，要求留下已经放在天一阁里的善本书。因为天一阁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请求省长支持”。过了几天，省政工组来人转告：“你们给周老的信，他已经看了，书还是要调，只同意留下其中属于天一阁的书。”这样，我们就借机灵活掌握选留标准，共留住宋元刻本和其他珍本一百三十七种，计一千一百零五册。至六月十一日，上调之书全部运走，共计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被粉碎。此后，通过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我们得知调书事件与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有关，是全省性的事件。因此，全省有关单位纷纷要求退还被调走的书籍。我们曾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九七三年八月，数次向地市领导反映有关情况。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接到通知，说从宁波调省的书籍已部分运到浙江图书馆外西湖古籍部。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五日，我和同事虞逸仲等五人前去领取。因书籍被放乱，场地又较狭小，无法进行清点核对，就先装箱运回。至次年三月十九日才整理完毕，共回归一万七千零二十册。尚有一万多册书留在省委警卫处，一时无法要回。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覆灭，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此后，我们不失“拨乱反正”的时机，多次去杭州，催讨尚未归还的书籍，又多次向宁波地委王芳书记反映。一九七七年，省委铁瑛书记陪客人来天一阁参观，我们向他汇报关于一万多册书的事情。后来，他在宁波地委向省委的报告公文上作了“全部退还”的批示。十月中旬，接到地委通知，我和邱嗣斌等七人，于十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前往杭州省委警卫处点收。除缺失六十三册外，其余一万零四十四册，全部装箱，每箱加贴封条。这批离开七年之久的典籍，终于安全地回到伏跗室。
七、房产纠纷
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冯贞群先生夫人陈梅云女士病故。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其女儿柔宜，孙女太同、仲同、叔同、季同，孙子孔豫、孔衡联名向宁波市委统战部重申：“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祖父去世后，我们曾向组织申明将藏书楼全部上交政府，今陈梅云祖母已去世，我们重申将原孝闻街六十五号（伏跗室）房屋（包括陈梅云生前所住房屋）连同家具上交政府。”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海曙区人民政府公布“伏跗室”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是，正当“文革”时被上调的伏跗室藏书陆续回归，文化部门打算重新开放伏跗室之际，却发生了房屋产权纠纷。
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起，冯氏家属中的个别人开始逐渐占用了伏跗室北半边房屋（南半边正堂房为国家经租房）。更有甚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将北正堂房楼上楼下（使用面积七十四平米）以三千三百元价出售给夏某，夏某又出租给他人。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将北半边另一部分房屋租给宁波市工业建筑设计院。一九八三年初，又想将剩余部分房子以四万元价卖给香港人，并说要拆掉后改建新房。因买卖过程中拿不出房屋产权证，向宁波市公证处要求产权过户公证。公证处去函上海、北京兄嫂姐妹征求意见，他们才发觉此事”。
那时，站在孝闻街马路上看伏跗室，可见大门两旁写着两块牌子：宁波市工业建筑设计处和鄞县辰交供销经理部。人来人往，货物进出，门庭若市。屋子里不知究竟住了多少人，只见屋顶上电视机天线有五架。楼下中堂前有人用火烧饭，显然存在消防隐患。中堂以南的天井里，虽筑有临时分隔墙，但与南边书库仅一矮墙之隔。为保证藏书安全，所以不得不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将书籍移藏天一阁。
冯氏家属极大多数在上海、北京两地工作，当得知房屋被出售、出租消息后，便设法加以制止。然而经过两年时间的劝阻和调解，均无效果。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北京的冯氏家属授权委托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虞、陈两位负责人，“作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下午三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伏跗室’藏书楼产权纠纷案作最后判决，伏跗室藏书楼全部归还国家。房屋纠纷案到此结束”。次日，《宁波日报》作了报道：“伏跗室”产权已作判决，属国家房产，由文管部门管理使用。冯老先生的遗愿将重新实现。
在处理好善后问题后，“伏跗室”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纪念冯贞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新对外开放。
八、重编书目
一九八三年三月，为安全起见，伏跗室书籍移藏天一阁新书库。不久，便开始重编书目的工作。
冯贞群先生原编有《伏跗室书目》稿本六册，《伏跗室藏别集类书录》稿本一册，完成于民国七年（1918）至民国二十年（1931），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在传统的四部分类基础上另立丛书部，以为“清四库目凡合刻谓之杂编，隶属子部，墨守成法，罔敢变通。夫丛书者广无勿包，四部之内不能杂厕，特辟一门，途径坦然，学有消长，时当损益”。在古籍分类中，较早采用五部分类法。只是由于多种原因，编目工作时辍时续，前后历时十三年。毋庸讳言，此目在著录和编排上存在尚待完善的地方，正如冯贞群先生在《伏跗室藏别集类书录》题记中所说：“旧录簿目，都无论次”，“此为初稿。聊备检讨之需，非定本也”。
《伏跗室书目》稿本上多有冯贞群题记，但书目共著录多少藏书，却未见统计。我在《伏跗室文稿》复印本第十三册，见到一份伏跗室藏书数量的统计表。这是民国二十二年（1932）五月十一日向鄞县通志馆提供伏跗室材料的一部分，计“经部五百二十二种，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五卷（九种无卷数），四千五百零五册。史部八百零三种，二万九千三百十一卷（六十二种无卷数），八千三百八十六册。子部六百十七种，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一卷（二十八种无卷数），四千一百九十九册。集部一千四百六十三种，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卷（七十七种无卷数），一万零七百四十六册。丛书八十三种，二万四千四百七十八卷（八种无卷数），六千四百册。合计三千四百八十八种，十二万一千七百七十四卷（一百八十四种无卷数），三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册”。这份统计表当源于《伏跗室书目》，反映了伏跗室藏书鼎盛时期的情况。可是后来并未被《鄞县通志》采录。
赠书之初，我们即将先生手编书目誊录副本，并与藏书作了核对，在副本上作出存佚标记。发现先生编目以后三十多年里的藏书增减变动较多，除友朋互赠外，有的转让书贾，有的提供给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收藏。所出之书，先生曾于一九六〇年另列清单一份，而书目未及注销，续增之书亦大多未能补目。因此，有必要另编一部《伏跗室赠书目录》。
《伏跗室赠书目录》在先生原编书目的基础上编著而成，其分类体系悉遵先生原目。为便于核检，前四卷编排顺序亦与原目基本相同，只是原目丛书分甲乙两编，今视藏书情况合而为一。先生编目以后续增之书另编补遗一卷，读者览此，可以明瞭民国二十年（1931）以来书籍入藏情况。据余湘先生统计，著录经部四百七十二种，五百五十七部，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七卷，四千二百九十七册；史部六百七十五种，七百五十五部，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四卷，七千一百四十四册；子部五百五十九种，六百五十七部，一万零四百零四卷，三千三百四十五册；集部一千二百五十三种，一千三百三十八部，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三卷，九千一百零八册；丛书部三十九种，四十部，七千一百六十卷，一千九百五十七册；补遗三百六十九种，三百八十七部，一万七千六百九十八卷，五千一百九十四册。合计三千三百六十七种，计三千七百三十四部，十万零九千七百四十六卷，三万一千零四十五册。
《伏跗室赠书目录》由我编著，草成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同年，因成立伏跗室文物保管所，藏书从天一阁运回原址并对外开放，所以，书目未及复校定稿。同样，著录和编排中存在的问题未完全解决，目前只能起到排架目录的作用。
九、镇库之宝
南宋刻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集》十六册是伏跗室藏书中的镇库之宝，入藏于民国三年（1914），珍藏至今已近百年了。冯昭适先生云：“民国三年夏，家父孟颛先生在书贾家得是集，见其字体古秀，纸色旧黄，每本钤有季振宜等藏印，识为宋本，乃市归。检《季沧苇书目》，集数、卷数、本数皆同，盖确泰兴季氏旧物也。喜甚。俄有人来购，愿出价银一千六百版，父不许。”民国二十五年（1936），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要借此书展览，当时为防止意外，没有出库。而是用铜版印刷朱、蓝两页书影送展。“文革”期间，发生“调书事件”时，此书由我们三位经办人员冒着风险，提取保存于天一阁，躲过了一次外流后可能遭损的危难。
全书分三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共一百零七卷。宋杜大珪编，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为进士。卷首序云：“国朝人物之盛远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汉以来鲜俪矣……好事者因集神道、志铭、家传之著者为一编，以便后学之有志于前言往行者。”文末署“绍熙甲寅暮春之初谨书”，而不署序者姓名。绍熙甲寅即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其书“起自建隆、乾德，讫于建炎、绍兴。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要其梗概，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为多，多采诸家别集，而间及实录国史”。保存了许多宋代人物传记史料。数百年后，现代学者已很难见到此书宋刻本的流传。民国二十七年（1938），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同仁们“偶见宋刊本”以为是书所录“近多不见他书，其于宋代知人论世之学不无少补，传本甚少”，就从全书所载二百五十四篇文献中，“择其宋实录及已佚于宋集诸文”，辑录八十篇，成《琬琰集删存》三卷，铅印出版。可知此书宋刻本的版本价值与学术价值。
伏跗室藏本计宋椠七百八十七页，钞补三十页，刻本补配九页。集文半页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白口，双鱼尾，上下单栏，左右双栏，版心上记书名卷数，书名简写不一；下记刻工何、立、可、丘等。书上钤“季振宜”朱文方印、“沧苇”朱文方印、“季振宜藏书”朱文长方印。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江苏泰兴人，清顺治四年进士，官至御史，清初著名藏书家，其书“多从当时著名藏书家钱谦益、钱曾处购来”。冯昭适以为“是集之名并本数，与明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均合。考脉望馆书后归绛云楼，绛云楼书后归季振宜静思堂，是集或即脉望馆绛云旧物乎”。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宋刻本，在明清以来一些著名藏书家的书目中有著录。除上述赵、钱、季三家外，还见于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江标《宋元本行格表》，以及近代刘承干《嘉业堂善本书影》、傅增湘《双鑑楼善本书目》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印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此书宋本的收藏单位仅浙江图书馆、天一阁（伏跗室）、北京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共四家。
记得全国古籍善本编目之初，为了答疑，我们仔细查看了书中文字缺笔避讳等情况，通过避讳字提供刻书年代的依据。发现避讳字较多的有宋钦宗赵桓“桓、完”，宋高宗赵构“构、讲”，宋孝宗赵眘“慎、称”，宋光宗赵惇“惇、敦”。有的避讳字改用“太上皇帝御名”、“神庙傍讳”、“同英庙讳”、“犯御讳”、“今上旧讳”等。其中“构”字改注“太上皇帝御名”，避讳至“惇”字止，可知本书于孝宗时开版，至光宗绍熙五年刻成。同时还发现，书中应避讳而不避讳的字多于避讳字，偶见同一页同一字有避有不避的情况，说明坊刻本避讳不严。我们曾与浙江图书馆专家共同探讨。该馆何槐昌、吴启寿先生著文云：“《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我馆定为宋刻本。天一阁同志对该书作了许多研究工作，逐页逐行摘出宋庙讳与不避讳的字，列成一表，寄给我们校对。我们对原书逐一作了查对，我馆藏本与天一阁藏本相同。我们认为仍维持过去的著录较妥。”浙江图书馆所藏乃《四库全书》著录之底本，“有翰林院印及巡抚三宝进呈之钤”。
十、碑帖特藏
碑帖拓本是伏跗室书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特种文献，为学者所重视。冯贞群先生年轻时就注意收集，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已藏有“地图碑帖百八十余品”。二十年后数量倍增，于是就有了碑帖目录之编。
先生于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编成《伏跗室碑录》一册。卷首题记云：“所有碑帖，或得之故家，或鬻之市肆，友朋馈赠，儿子所藏，精粗并蓄，古今兼列，得三百三十余种。”《碑录》所载，包括碑碣、摩崖、图像、石经及砖拓。除拓本外，还著录木刻本、石印本、影印本、双钩本，实际著录达五百一十种之多。题记所谓“三百三十余种”，或许仅指拓本而言。
关于伏跗室藏帖，先生曾说：“法帖编目，当俟异日。”但我寻访多年，至今未见。其藏帖情况，只载于先生初编《伏跗室碑帖目录》。所录法帖不分单帖与丛帖，都按朝代先后编排；也不分拓本与印本，共著录八十一种。
伏跗室赠书后，一九六三年春，我核对完藏书，即在林德祺先生协助下核对碑帖藏本。至四月份，核对工作结束，发现自民国十七年（1928）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增减变动较多，《碑录》所载存三百七十五种，《法帖》所记存五十四种，而两目未载者增加一百十二种，合计存五百四十一种。“文革”以后，成立伏跗室文物保管所时，保管人员为便于交接，抄录移交清单，碑帖编号自一号至五百三十三号。一九九五年，伏跗室藏书和碑帖交由天一阁博物馆代管。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将原档案资料室提存的十四种碑帖，改入伏跗室碑帖库房，作为补遗，编号增至五百四十七号。总数较旧日统计稍异，可能是复本计数方法不同所致，只有留待新编《伏跗室赠碑帖目录》时，把拓本与印本分别著录，再作进一步核定。
综观伏跗室现存碑帖，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特点：
其一：兼收并蓄，不乏善本。所藏碑本，自秦汉至民国，时间跨度两千多年，其中以唐碑和清碑最多。藏帖有晋、唐、宋、元、明、清刻帖，以清代为多。碑帖善本未作详细鉴定，仅据冯目著录为明拓本者有《隋皇甫诞碑》，著录为旧拓本者有汉《乙瑛碑》、《竹邑侯相张寿碑》，魏《受禅表》，北魏《郑文公羲下碑》，刘宋《爨龙颜碑》，唐《三藏圣教序并记》、《道因法师碑》等。
其二：石刻文献，重视当地。伏跗室保存有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的清光绪初拓本，以及四明山摩崖、明州碑林中的许多石刻拓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举办鄞县文献展览会，伏跗室提供了石刻拓本三十六种，除元、明、清儒学碑以外，还有宋《胡宗愈诗》，清《甬上明人尺牍》、《贮香馆小楷》、《湖海阁藏帖》、《话山草堂帖》等。一九五四年，宁波举办文物展览会，伏跗室送展八种拓本，有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福州侯官县丞汤华墓志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明《义瑞堂帖》、《万卷楼帖》、《天一阁帖》，清《重模泰山刻石二十九字》、《甬上明人尺牍》。冯贞群先生还写了详细说明，以普及文物知识，提高市民保护石刻文物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