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教6的设计、试制给所里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实践机会。他们不仅学到了老设计师们传授的知识，也亲身感受到老一辈航空人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团结协作、肯吃苦、能拼搏的精神，体验到了大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工作氛围。正如航空专家、工程院院士屠基达在《自行设计初教6飞机》一文中回忆：“初教6原型机的研制很有特点，不仅速度快，更令人感动的是，人们似乎都溶化在一起了，如设计与工艺，技术人员与工人，领导和群众，沈飞的设计人员和洪都的设计人员等。总之，凡参与研制的人们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支持，遇事商量着办，没有扯皮，没有门户之见和‘版权’之争，出了事故，也没有互相埋怨，正如我们最老的设计师之一林梦鹤同志所说的那样，‘虽然非常紧张，但这是我参加研制机种中，心情最愉快的一次。’这大概代表了很多当事人的心情。”
往后的事实证明，初教6飞机不仅是洪都集团，也是中国成功自行设计制造，并大量装备空、海军使用的第一个机种，标志着洪都已经从修理、仿制开始发展到自行设计的新阶段，对培养部队飞行员，加强国防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从更重要、更长远的意义来看，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的飞机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强了工厂的发展后劲。
在这批年轻的设计人员里，石屏是佼佼者之一，当时，石屏参与了初教6飞机发动机安装的强度计算工作。他对航空事业热情，执着；他精力充沛，总有使不完的劲；他对工作专注、投入、严格，为了一个疑问或不确定的数据会反复计算论证，直到弄清为止；他不浮躁，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对设计中出现的问题，总喜欢问这问那；他思想单纯，待人随和，除了工作和学习，生活上要求很简单，甚至有些太过马虎……这些飞机设计师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职业精神，在参加初教6设计的过程中，他都在自己的行动中不断展现出来，得到前辈和同事的肯定，也引起了工厂和设计室领导的关注和重视。
1958年3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航空工业局提出，空军急需一种较先进的强击机。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据此开始搜集资料，进行研究，拟定了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即强5）的设想和方案。8月12日，航空工业局向洪都发出“苦战三年，将洪都改变为喷气式飞机制造厂”的指示，要求洪都设计并试制新的喷气式强击机。这对正在紧张自行设计制造螺旋桨飞机——初教6的洪都来说，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洪都在建厂之初被定位为5000人的教练机厂，然而，强5落户洪都，使洪都从研制螺旋桨飞机跨入到研制喷气式飞机的行列之中，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对设计人员来说，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支持新的型号研制，设计室引进了大批年轻的设计员，同时，洪都从上海紧急调集了大批知青，培养工人队伍，强5的上马使洪都的规模迅速扩大。
航空工业局将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的陆孝彭调到洪都担任强击机的主管设计师。陆孝彭认为：“我们是搞螺旋桨教练机的，要搞喷气式强击机，跨度太大，应该在米格-19的基础上改。”于是，根据他的建议，报局里批准，工厂又开始米格-19的仿制工作。作为“先行部队”的设计室，在初教6原型机顺利飞上蓝天后，又调集大部分力量去熟悉、消化米格-19的图样资料，要求设计人员摸透，吃透，做到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不久，便开始了强5飞机的设计，设计人员干劲很大，连续作战，苦干2个月，就发出了部分图样，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准备工作和零部件制造也展开了。这时正处在“******”的年代，上上下下热气腾腾，层层加压。这样，形势逼人，人逼生产，出现了浮夸风。加上工厂过去几年仿制工作比较顺利，形成了一股仿制思潮，大部分人对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没有思想认识，而是认为只要把图样画出来，就可以试制，飞机就能上天。全厂上下都提出了“奋战一年，飞机上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这个时候，石屏在强度组负责强5机身机翼对接接头、对接框、机身中部壁板以及航炮的强度计算。计算的工作量很大，每天加班。由于机身中部的切面经常更改，强度计算也要相应地跟上，更换一次切面，就要重新计算一次，有的甚至要计算10多次。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飞机设计，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件浪漫而又有趣的事，但实际上，具体的设计过程非常严格细致，有些甚至刻板单调。而强度计算这项工作就是成天与一部手摇计算机（全室共用）、一把计算尺、一个算盘（做加减法）打交道。成千上万的数据需要反复计算，要核实。一旦有差错，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差错，往往前面的工作都会白做。一天下来，桌上就会堆上一沓厚厚的计算稿纸，而真正有用的，或许只是几页纸，几个数据，这项工作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采访中，石屏深有体会地说：“搞过强度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认真对待数据。”
在工作之余，为了在设计室普及强度知识，根据领导的要求，石屏依靠强度组的人力和资源，创办了《强度通讯》，他和强度组的成员编辑稿件，并翻译国外强度知识方面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强5的设计工作暴露出大量问题。前面讲过，为了强5的设计研制，洪都新招了大批设计员，当时，这批设计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飞机设计工作。由于缺乏经验，技术难度大，强5设计进展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部门让徐舜寿陪同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副总设计师谢米尔诺夫到洪都，帮助审查强5的设计图样。谢米尔诺夫非常认真，他站着看了两个星期的图样，看完后，这位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放心，我睡不着觉呀！”针对强5设计中机翼和机身连接的方式，他提出建议，改用米格-19的“元宝”式接头。其实，当时洪都不是不知道要采用这种方法，但由于国内没有万吨水压机，现有工艺水平做不出这样的接头，必须到国外采购。后来，又发现发动机的安装有问题，强5的设计工作不得不暂停。
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与梳理，洪都决定对强5重新进行发图。
1959年9月的一天，设计室主任高镇宁把石屏叫到办公室谈话，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想调你到总体组担任组长。”语气不容置疑。这个时候的石屏，到设计室工作只有一年时间，连副组长也没当过，到总体组任组长，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石屏面显难色。高镇宁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和气地说：“大胆去干吧！年轻人得有闯劲，我看你能行！”
高镇宁主任是石屏非常敬重的一位领导，他技术全面，经验丰富，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重视培养和发展新人，又注意发挥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他待人和气、热情又没有架子，深得人心，带出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征善战的设计队伍，为洪都从建厂初期修理、仿制，再到自行设计飞机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后来洪都飞机设计所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他调到航空工业部担任领导，之后又担任国家科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
在强5重新进行发图的时候，石屏调入总体组。身为组长的他，不仅要迅速熟悉业务，还要协调并带领全组完成任务，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强5飞机要重新进行外形定线，石屏带领全组的人到模线室画1∶1的理论外形。当时没有计算机，只有一个手摇计算机，设计人员要将理论数据一个一个画在模线台上，用透明胶条连成一条线。这个工作特别繁琐，经常要返工，工作量很大。1960年元旦，石屏和组员们仍然工作在现场。当天晚上，领导到现场看望慰问大家，并鼓舞士气，石屏和组里人员的情绪也很高。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以苦为乐，大家一边工作，一边聊着家乡的事情，兴起时，还会一起唱唱歌，鼓把劲。
进入总体组，石屏与主管设计师陆孝彭的接触更多了，关系更近了，这让他很高兴。陆孝彭是中国著名的航空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4年，陆孝彭和徐舜寿、高永寿、虞光裕等到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实习，1946年，他又被派到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公司继续实习。1949年，时年29岁的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中，一直活跃在飞机设计战线的最前沿，是一位具有丰富飞机设计理论知识，而且经历过飞机设计的专家。
当时，洪都飞机设计室只有陆总一个人设计过飞机，有经验，因此，各个系统、各个专业有了问题，都会向陆总请教。能师从这样的老师，石屏认为是一种幸运。陆孝彭也逐渐熟悉了这位做事仔细、干练、好学的青年，并将许多工作交给他做。石屏总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好每一件事，让陆总放心。这种交往，不仅让石屏学到了许多飞机设计理论和实际技能，也学到了陆总热爱祖国、倾心航空、专注事业的优秀品格。陆总习惯站着看图样，思考问题，一上班他就入神地站在图样前，全神贯注，经常一站就是一天，听取汇报也是如此。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一旦发现问题，决不放过，一定要设计人员讲清楚，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给石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对石屏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石屏总会动情地说：“一个高镇宁主任，一个陆总，他们成为我进行飞机设计和管理的楷模，他们使我终生受益。”
此时的洪都正处在一个繁荣时期，不仅生产蒸蒸日上，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很不错。相对省、市的其他工厂来说，职工工资高，生活环境好，在全省可说是一流水平。生活区里有崭新、整齐的家属楼，单身职工楼，有学校、医院、食堂、新华书店，还有足球场、灯光球场、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等，一应俱全，犹如一个繁华的小城镇。
厂里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非常活跃，水平也很高，经常到省里去比赛，甚至参加国家级比赛。厂里还成立了“海燕”文工团，下设歌舞团、民乐队、话剧团、越剧团、京剧团等，其水平也相当高，也经常参加省、市和全国的文艺汇演。每到晚上和周末，生活区里又是放电影，又是开舞会，还有排练、训练及各种演出、比赛……文化体育生活比南昌市里还丰富多彩，吸引着厂里大批职工，特别是年轻职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南昌流传着一句民谚：“听到洪都，跑都跑不赢。”足见其吸引力、影响力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