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长安虽好，也不是玄奘的理想之地。李渊虽然名义上建国，天下仍然处于战乱之中，这个时候李渊的首先任务是巩固政权，扩大战果，统一天下，稳坐江山，而不是搞什么文化产业。他才不关心你庙里面有没有僧，他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拥有天下，所以长安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也是战马飞驰，战报频传，是“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并不像玄奘想象的那样子，他只能是感慨一下，重新上路。上哪呢？四川。当时的四川，在隋末战乱中相对太平，国内高僧大德纷纷游走到了成都，成都就成了一个佛法中心，法事盛行。
所以玄奘马上跟兄长建议：“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可见玄奘目标之明确，他并不是想找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想找一个立业之地。第一次到长安没做太久停留玄奘就南下四川，路线是经子午谷，越秦岭，然后抵达成都。
在经过汉川的时候，遇到了空、景两位法师。景法师就是洛阳四大道场首席法师之一讲《涅槃经》的慧景法师，空法师也是道场的一位大德。这次见面的场景《慈恩传》说是“相见悲喜”。喜什么呢？喜相逢。悲什么呢？悲在这种地方相逢，悲时局混乱，法事萧条。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这种局势下，谁想到还能再见面呀，但是就见到了，喜，但是喜的背后就是悲，为什么喜就为什么悲，所以“相见喜悲”。据记载，玄奘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天天向两位高僧大德学习请教，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这是难能可贵的，时局虽然动乱，学习还应该继续。等到达成都的时候，那已经是“大约在冬季”。
玄奘一到四川，就抓住一切机会向各位高僧大德学习请教，“敬惜寸阴，励精无怠”，先从宝暹学《摄大乘论》，又跟道基学《毗昙经》，后又从道震学《迦延经》，得到了蜀地高僧大德的一致好评，道基说：“我游览全国，讲经多场，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少年有如此神悟！”当道基说这话的时候，玄奘多大呢？20岁，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能得到道基这样一位高僧的褒奖，这是非常难得的，从此玄奘在四川这个地方名声大振。
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的一天，对玄奘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这天玄奘受具足戒。按照佛教规定，已经受过十戒，年龄满二十岁，学业有成的僧人可以受具足戒，这就表示你由一个普通僧人晋级为高级僧人，持有“本科”学历。具足戒也叫大戒，是比丘、比丘尼应受的戒律，这是佛教最全面的戒律，比丘有250条戒条，比丘尼有348条戒条。
因为剃发受戒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不是每个寺院都有资格设立戒坛。所以一般是各地僧徒集中到某一指定寺院举行剃发受戒仪式，费用自理，要求受戒人自带衣被、戒金、钵盂这些必需品。
受戒仪式大概是这样的。由三位法师和七个证人带着受戒人到传戒地点，这叫做“三师七证”。三位法师，其中一位负责作法，叫“教授师”；一位负责剃发，叫“摩羯师”；一位负责受戒，叫“得戒师”。七位证人作为公证人员证实这一仪式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首先由受戒人表明意愿：我自愿加入某某集团，比如说我自愿加入僧侣集团。然后由摩羯法师用庄重沉稳的语调宣读戒律：“终生不杀生。做得到吗？”
“做得到。”
“终生不偷盗。做得到吗？”
“做得到。”
……
所有的250条戒律宣读完之后，由摩羯师向众人提问：“受戒人玄奘自愿加入僧团，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这叫做“一白三摩羯”，一白就是“某某加入僧团”，三摩羯就是问“大家有没有意见”，连问三次。如果没有意见，我现在宣布：“僧玄奘正式加入僧团，下面颁布戒牒。”
戒牒由政府印制，寺院发放。公元620年已经是唐朝的天下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政府是唐朝政府。戒牒上写明：
姓名：玄奘
戒名：具足戒
时间：唐高祖武德三年
地点：成都空慧寺
……
然后三位法师和七位证人在戒牒上写上自己的姓名，传戒和尚谁谁谁，证戒师谁谁谁，教授师谁谁谁等等，最后由宗教团体及其负责人签字盖章。这就是戒牒，是僧人的身份证明，有三方面作用：一，利于当局对僧人进行管理。二，便于寺院对僧人接待。僧人要到其他寺院，首先要出示戒牒，证明有效身份。三，利于僧人自我约束，戒牒后面附有戒条，便于僧人严守戒律。这个过程就是具足戒。
但是戒不白做，仪式不白举行，要交钱的，就像会员要交会费，党员要交党费，受戒人要交戒金。戒金一方面用于制作戒牒的成本费，一方面是考察受戒者的诚心。戒金必须由僧徒亲自化缘而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朋友资助，父母供给那是不行的。大概费用清朝的时候是银子一两五钱三分。
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二十一岁的玄奘，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
按照佛教仪规，受大戒之后的比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学习戒律，所以玄奘在成都一方面学习戒律，一方面学习佛教经典此处经典的意思是经书与典籍，而非我们今天讲的经典。。
这是玄奘国内行的第一段旅程，始洛阳，到长安，翻秦岭，过汉川，抵成都。努力成就了名望。在四川这段时间，玄奘和长捷法师获得了非常大的声望，成为当地的地方名人，当地政府的说法是“陈门双翼”，《慈恩传》说“吴、蜀、荆、楚无不知闻”。
按理来说戒也受了，名也有了，功成名就。四川这个地方又是天府之国，是不是就该留下来，作为一个地方名人享受在这里的崇高待遇？长捷是这么想的，但玄奘不这么认为。玄奘还要游走。去哪里呢？长安。为什么呢？第一，蜀中已经学无所学；第二，长安有更大发展空间，有了本科学历，他还想考个研究“僧”；第三，玄奘不在乎名与利。
成都的生活玄奘“敬惜寸阴，励精无怠”，根本就没有想过名与利这些东西，结果是不想名名就到了，功成名就。所以有些东西不值得追求，只是一些附属品，所谓功到自然成，做好该做的事情，该有的自然会有。
两三年“敬惜寸阴，励精无怠”的结果是精通诸部，蜀中已经学无所学。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说最怕就是学无所学，没得学。所以玄奘想上长安。但是这也有问题，长安有“法事”吗？不就是因为长安“未有讲席”所以才“游蜀受业”的吗？你现在回去干什么呢？
此一时，彼一时。当年长安“未有讲席”有客观原因，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因为那是一个动乱年代。现在唐朝已经建国六年，各方叛乱已经基本平定，游走各方的高僧也已经定居长安，文化产业也已经被提上日程，长安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城市。这其实也源自玄奘心中的京都情结。洛阳给玄奘留下的印象就是首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地位，无论藏经量、名师数量还是影响大小、文化氛围，都是其他地方所不能相比的，包括成都。要真正的有所成就，就要上京城。
所以两个人的水平高低马上就体现出来了，高下立显。《慈恩传》说：如果论讲经论义，俩人差不多，但是要比起志向来，就没法比了，“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的志向，那是兄长所比不上的。其实玄奘要的东西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所以玄奘要上京城。
但是这个想法，首先就遭到了长捷的反对。长捷说，我们从洛阳上长安是因为“丧乱若兹”，从长安下四川是因为“此无法事”，你现在从四川回长安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成都，要多好有多好，要多安定有多安定，你追求法事也有法事，留下来的好处实在太过明显。你为什么要离开？长捷的意见是劝玄奘能够留下来过安定的生活，不要“北漂”，这是关心。
但是关心有时候其实就是阻拦，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关心，实际上是吗？不一定。
奋斗还是安定，北上还是思蜀。玄奘早就有主意了，十三岁他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一个人的可贵就在于他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
但是兄长挽留，怎么办？不辞而别，私自与商人结伴，“泛舟三峡，沿江而遁”。原因一方面是长捷挽留，另一方面是离别苦痛。结果这一别，竟成了“永别”，俩人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玄奘圆寂后二人才相邻而葬。
公元623年，玄奘乘坐商船，与商人结伴，离开成都，前往长安。
为什么是商人呢？“商侣”关系由来已久。商人在佛教史上扮有重要角色，并有重要意义。释迦牟尼一成佛，首先就接受了大富商送给他的一套别墅。佛教的传播也基本上就是按照商路传播。所以商人和僧人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们通常是结伴而行。这就有两个问题，僧人为什么要与商人结伴？商人为什么愿意僧人跟着？
僧人为什么要与商人结伴，四点原因：
第一，有安全感，解决人身安全问题。商人出行的时候一般都是商队，人数众多，为了保护财产，也雇有护卫和保镖，这样就能防止野兽攻击和劫匪抢劫，与他们同行，安全有保证。
第二，有饭吃，解决温饱问题。商队出行一般都带有充足的食物，而且僧人吃的不多，“过午不食”，所以不会让商队有太大损失。基本上有商人一口饭吃，就有僧人一口饭吃。
第三，有房子住，解决住房问题，不至于晚上睡荒郊野外。
第四，有车子坐，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商队为了赶时间，一般都有车队，船队，和明确的行进路线，所以僧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去向，搭便车。
这几点其实就是解决了僧人出行时衣食住行这几个基本问题和身家性命的根本问题，所以商人是僧人的最佳伴侣。佛典甚至有规定说比丘尼外出旅行，必须有商人为伴，没有商人伴侣，就不许出外旅行。那么没有商人，与和尚一起外出可不可以呢？不可以。明文规定，比丘尼不得与比丘同行。对此季羡林先生说“佛祖和他身后那些佛教掌权者何以对自己的和尚这样不信任，而对俗人商人又这样信任，我们今天非常难以理解”。
那么商人为什么愿意让僧人跟着呢？季羡林先生的问题是“为什么视财如命的商人单单对一个他们丝毫也不了解的、乞丐一般的出家苦行僧竟会这样大方，这样尊重，这样抱有好感”。答案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援。
第一，僧人可以帮助商人“合理”避税。僧人不用交税，所以每到关口的时候，商人就把商品交给僧人，这样可以“合理”避税，季羡林先生说是“走私漏税”。
第二，僧人戒律严明，值得商人信任。比如戒律规定，僧人不得藏匿金银，不得贪恋钱财，这就让商人相信僧人没有歹心；戒律还规定，僧人不得做生意，做买卖，这就和商人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不存在争利行为。所以商人就可以放心地让僧人跟着。
第三，僧人对商人很尊重。佛教中很多规定明确指出僧人如何与商人相处，比如大小便，事先要跟商人打招呼，否则大家以为是贼，高喊捉贼，这就不好，一产生误会，二有辱佛门。方便的时候，也要事先判断风向，到下风口去方便，不得在上风，否则熏到商人不好。如果是坐船出行，想要方便，要先放上一块木板，粪便先堕木板上，然后堕水。如果没有木板怎么办，用厕草，或瓦器之类的垫上，包起来，完事之后，弃之。所以僧人与商人在一起，首先要照顾到商人的感受。
第四，商人的祈求心理，寻求一种心理寄托，祈求佛祖保佑。所以商人与僧侣结伴实际上是互惠互利。
玄奘就是与商人结伴，“泛舟三峡，沿江而遁”。这一“遁”就遁到了“荆州天皇寺”。
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夏，玄奘到达荆州，挂锡天皇寺。
这一到来所带来的是什么？名人效应。本来就“湖北人民欢迎你”，“吴、蜀、荆、楚无不知闻”，结果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下荆州热闹了，文化圈沸腾了，圈里圈外的人都来瞻仰这位文化名人，这位二十四岁的高僧，都来一睹风采。不光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当地政府也高度重视。当时的荆州地区最高长官汉阳王李瑰，听说玄奘来了，马上就去拜见，诚心诚意地邀请玄奘讲法。受汉阳王的邀请，当地政府的委托，本着弘扬佛法的志向，玄奘就在荆州做讲演。一讲就从夏天讲到了冬天，从《摄大乘论》讲到了《毗昙经》，“自夏至冬，各得三遍”，场场爆满。汉阳王更是带队前往，所有官吏集体授课。讲得是汉阳王拍手叫好，百姓们集体称赞，“更有触动心灵者，悲不自胜”，场面不比现在的明星偶像差，粉丝一个比一个热情。
就连荆州地区最德高望重的智琰法师也是玄奘的铁杆粉丝，智琰听完玄奘的讲法之后，激动得不得了，说像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还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我真是太有幸了！说完就要拜玄奘为师。这是对知识的尊重。你要知道当时玄奘才多大？二十四岁。智琰法师多大？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高僧向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拜师，这本身就了不起。我们说玄奘值得敬佩，智琰法师也值得称赞。这是一位顶级大师对一位少年的最高褒奖。
讲演之后，汉阳王亲自为玄奘举行了招待会，施给的物资据《慈恩传》的记载是“亲施如山”，但是玄奘都一无所取。
公元623年冬天，玄奘离开荆州，继续北上，边走边学，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从慧休法师学习《杂心论》，在赵州从道深法师学《成实论》。
至此，玄奘越来越接近京城长安。但是长安真的就像玄奘想象的那样吗？长安就真的是佛法繁荣吗？这种繁荣的底下又怎样的暗藏旋涡，这种发展的背后又怎样的暗藏杀机？这个时候的长安正在遭受着一场文化大洗礼。佛教能否在这场文化革命中，求得生存？在这场争斗中，谁胜谁败，玄奘的事业能否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