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有听说，没参与。
625年的时候玄奘已经抵达长安，住在大觉寺。这场斗争的影响极深，传播又极广，闾巷间、酒桌上无不传闻，老百姓都知道，玄奘不会没有听说。但是这场争论中关于玄奘的记载，史书上没有看到。
玄奘在干什么呢？学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对法琳最大的支持，对反对者最大的反击。
玄奘先在大觉寺跟随道岳学习《俱舍论》，然后又跟随当时首都地区最有名的两位法师法常和僧辩学习《摄大乘论》。法常和僧辩据《慈恩传》的记载是“上京法匠”。第一，有学问，“解究二乘，行穷三学”；第二，有名望，“道振神州，声驰海外”，所以拜师的人很多，“负笈之侣，从之如云”。但是虽然很多，这两位大师却对玄奘是情有独钟。而且僧辩是点名要做玄奘的导师。
原先玄奘跟法常学习，法常和僧辩的关系很好，两人又讲同一门课《摄大乘论》，而且都是“上京法匠”，所以经常交流。法常就跟僧辩说：“哎！知道吗，玄奘，现在是我的学生，正跟我学着呢。”僧辩一听，那哪成啊，你都做他导师了，我也要做他导师。说完就把玄奘拉过来，不管玄奘同不同意，就拉着玄奘的手称“吾之徒也”。这是什么？爱才心切。玄奘当然不会不同意了，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不用排队就进门了。这叫求学心切。
学习的重点，不在于老师教了什么，而是你领悟了什么，要“转识为智”，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能够举一反三，学一知十。玄奘的学习就是如此，他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内涵，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深意。法常和僧辩就说他“汝可谓释门千里驹”，只可惜我们年纪大了，看不到那天。这两位法师的称赞，让玄奘一下子从一个地方名人变成了一个全国名人，“誉满京邑”。
不光佛界关注，政界也关注，朝廷里有一个人就非常欣赏玄奘，谁？萧瑀。
萧瑀是什么人？当朝宰相，尚书左仆射。高祖李渊称之为“萧郎”，就是萧兄弟、萧爱卿、萧心腹，就是铁哥们、自己人。
“郎”不是随便称呼的，更不是皇帝称呼臣子的，古代君臣关系中这种称呼非常少见，甚至说罕见，能称之为“萧郎”，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种“情深意浓”的关系。可见萧瑀深得李渊的赏识、信任和器重。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有些人受赏识，但不受信任，受信任，但不受器重，总之就是不能把赏识、信任、器重并为一体。但是萧瑀做到了，或者说李渊和萧瑀做到了，可见他们君臣关系不一般。不一般到什么程度呢？不一般到不管大事小事，政务还是家务，李渊都要和萧瑀说。怎么说呢？上床说，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到床上去了。在朝堂上聊不够，私下里还让萧瑀坐在床上说，这是不常见的，也是不成体统的，很少有皇帝把臣子引入卧室同榻而坐，对膝而谈的。皇帝的床叫御榻，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坐在上面的。一般臣子见皇帝，好一点的是赐坐，这是恩赐；最多的是平身，站着说话，这也算优待。不让跪就已经不错了。因为封建时期，礼仪是很重要的，它表示的是一种距离，是一种等级，是一种尊颜，是一种设防，是一种臣服关系。一般来说跪着算正常，站着就不错，能有“坐”那都是相当奢侈，“卧铺”就不敢想象了。等于说在这个时候李渊已经为萧瑀撇弃封建礼仪了，可见不一般。
不光坐在同一张床上，而且说话很温柔，谈话的时候都是郎啊郎的称呼。即便在朝堂上，萧瑀也是要比一般臣子高出一节的，高在哪里呢？高在站位上。封建社会的朝堂是有台阶的，一般情况下，臣子站在下面，仰视皇帝，皇帝是坐在龙椅上，俯视臣子。距离不大，但它表明的是皇帝高高在上。萧瑀是站在台阶上的，甚至有时候就坐在李渊的旁边，每次上朝的时候，李渊都要赐他在自己旁边，或站或坐。可见萧瑀的受重视程度。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个人受重视，肯定有原因。李渊为什么重视萧瑀呢？三点原因：
第一，萧瑀出身好，有工作经验。萧瑀是名门之后，累世金枝玉叶，高祖是梁武帝，祖父是后梁宣帝，父亲是后梁明帝，萧瑀自己又是前朝重臣。这些经历都让萧瑀对国典朝仪最为熟悉。而李渊刚刚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政权一旦得到巩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旧制度，树立新规范，改变原来旧的那一套，让自己和旧王朝有所区别。比如改元，易服，变旗帜，选定官话，颁布新的历法，制定新的礼乐制度和法律规范等等。李渊也不例外，李氏政权要有所区别于隋朝政权，这就需要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而萧瑀就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李渊很重视他，让他主持“国典朝仪”。
第二，萧瑀人品好，为人正派，有才能。隋炀帝即位以后，娶了萧瑀的姐姐萧氏，立萧瑀为重臣。但是萧瑀不但没有因为此事就对隋炀帝感恩戴德，反而整天对杨广品头论足，惹得隋炀帝很不高兴，一脚就把萧瑀踢出中央政权，调离政治中心，贬到京城之外做了一个河池郡守。但是萧瑀上任之后，把这个地方治理得一片大好，在隋末这样一个乱世实属难得。而且萧瑀这个人识大体，能看清形势。李渊建都之后，萧瑀马上宣布归顺大唐，这让李渊非常高兴。萧瑀这个人做事认真，为人正直，这就让李渊不用担心他有异心。据史书记载，萧瑀这个人性子直，偏于严厉，不讲情面。当然这也符合他的工作要求。萧瑀这个人的工作除了主持“国典朝仪”之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绳违举过”，是个搞检举的。这就要求这个人必须铁面无私，公平公正，而且能顶住压力。萧瑀就能胜任这样的工作，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引起了很多的不满，就有很多人向李渊告联名状，弹劾萧瑀。但是李渊不但不撤萧瑀的职，反而把他从右仆射升为左仆射，可见萧瑀在李渊心中的地位。
第三，萧瑀和李渊以前是同事，现在是亲戚。隋炀帝时期，萧瑀和李渊就同朝为官，以前关系就很好，相互了解，彼此欣赏。而且萧瑀娶的独孤氏女子，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同宗，所以萧瑀就是独孤家族的女婿，这就让他们之间有些亲戚关系。
工作需要，私交甚好，这些理由都让李渊非常重视和赏识萧瑀。但是，一个人一开始受器重，不一定永远受器重，一开始在这个位子上，不一定永远在这个位子上，需要不断地拿出理由来证明自己能够胜任。所以也是萧瑀后来的表现让李渊更加信任和器重他。
萧瑀不但和李渊关系很好，和李世民关系也不错。唐初的时候，李世民领右元帅攻打洛阳，萧瑀是府司马，相当于总参谋长这样一个角色。大概萧瑀这个府司马做得相当称职，以至于后来李世民做雍州牧的时候，专门申请萧瑀去做他的州都督。而且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渊问萧瑀的意见，萧瑀就建议李渊让位给李世民。所以这两个人关系是不错的，李世民也同样信任和赏识萧瑀，但是却不如李渊时期那么器重萧瑀。什么原因呢？
领导人变了，政治环境变了，但是萧瑀没变。李世民一上台就有了自己的政治舞台，领导班子，比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杜如晦等等，这些人是李世民的心腹，所以萧瑀只能归于第二梯队。而且萧瑀这个人自己有问题，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恰是萧瑀的优点，成了他的缺点。萧瑀善恶太过于分明，而且不讲方式。有时候需要模糊处理的事情，仍然是一本正经地处理。其实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有缺点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有优点的不一定都是好人，但是萧瑀容不得缺点，“绳违举过”不管大事小事一律批评，而且是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讲方式地批评。本来批评就没人喜欢，检举就得罪人，再不注意方式，就更没人喜欢了。
就连萧瑀自己当初推荐的那个右仆射封伦，也不太喜欢萧瑀。按理来说，封伦是萧瑀推荐的，一个是左相，一个是右相，两人关系应该不错，可惜不是。封伦太聪明，聪明得狡猾，狡猾得奸诈，是个小人。《旧唐书》说隋朝政治日渐败坏，就是封伦一手造成的（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你想想，一个人能把王朝搞垮，国家搞毁，这个人的危害应该有多大。
封伦是个马屁精，老是拿萧瑀开涮，说好的事情马上就变。
每次上朝前他先和萧瑀统一意见，说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不要说，哪些事情要怎么说等等，但是一上朝马上就变。萧瑀说完之后，封伦一看李世民脸色不对，马上就改变立场，和萧瑀唱反调，这就搞得萧瑀既郁闷又没有办法。这两个人一个讲真话，但不善于言说；一个善于言说，却不讲真话。所以这两个宰相，让李世民不爽的总是萧瑀，让李世民高兴的总是封伦。
而这个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又亲近封伦，疏远萧瑀，这让萧瑀忿忿不平，上书弹劾房玄龄等人，言辞激烈，说这些人都是小人，在害陛下。但是房玄龄亲近封伦并不代表他们就是一伙人，疏远萧瑀也不是他们意见不合，而且封伦是坏但不是没有可用之处。李世民是听了封伦的话，但也不是一个糊涂的老板。作为一个精明的老板，他懂得怎么利用臣子，而不被臣子利用。李世民的高明就在于他不以个人喜好作为评判臣子的一个标准，他清楚地知道封伦是个“闹”钟，萧瑀是个警钟，房玄龄绝不是小人。但是萧瑀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就必须有个说法。而李世民也不可能因为萧瑀一个人去得罪很多人，皇帝也必须是团结一部分人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必须牺牲的，即便这个人是好人，是忠臣。所以萧瑀这么干就只能跟自己说拜拜，李世民就说萧瑀触犯圣意，让萧瑀回家去了。
可是没多久李世民又把萧瑀请回来了。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萧瑀无错；第二，封伦死了。萧瑀被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错，而是要照顾到某些人的利益。同时李世民也是想用这种方式警告萧瑀，让他注意方式，什么话该在什么地方讲，该用什么方式讲。
但是萧瑀这个家伙死性不改，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我提醒陛下注意小人我有什么错，没有错我改什么。一上来还是“大闹朝政”，声色俱厉，这个就不受欢迎了。后来即便他说得对，大家也不听他的（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所以萧瑀连“敌人”也没有了，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没有朋友是可怕的，没有对手也是可怕的，所以萧瑀很寂寞。一个寂寞的人是可怕的，尤其是一个不习惯寂寞的人突然寂寞了，那他就要爆发。终于有一次萧瑀就在朝堂上和陈叔达“干”上了，两人含怒争辩，惹得李世民不高兴了：这是朝堂，不是你家客厅，岂容你如此放肆，行了，行了，你们都回家去吧。又以不敬免。所以李世民只能忍着萧瑀的“正直”用着萧瑀，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萧瑀在李世民时期三起三落。
虽然后来出现了种种问题，在李世民刚即位的时候，萧瑀的实际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仍然是当朝宰相，左仆射。而且即便后来遭到贬职，萧瑀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把萧瑀、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挂于凌烟阁，而且经常对房玄龄等人说“此人（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并赐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些都足以说明萧瑀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
所以得到萧瑀这么一个牛脾气的人的欣赏是非常难得的。第一，萧瑀地位高，当朝宰相，一般人他看不上。第二，萧瑀看得上的也确实没几个，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而萧瑀又是一个痛恨缺点的人，所以能让萧瑀看得上的大概就是“完人”了。而在萧瑀看来，玄奘就是这样的人。
公元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春，长安庄严寺的住持慧因法师因病辞世。慧因一辞世，萧瑀就奏请朝廷，建议由玄奘出任住持一职。这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但是玄奘拒绝了。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萧瑀为什么要推荐；第二，玄奘为什么要拒绝。
萧瑀为什么要推荐玄奘？因为萧瑀信佛，玄奘脱颖。
萧瑀这个人从小信佛，是个居士，有很高的佛学造诣。他和傅奕之间有一段对话。当年傅奕上书高祖主张废佛的时候，萧瑀就说：“佛是圣人，非圣人者无法，而傅奕这样对圣人妄加评论，恶意诽谤，就是目无法纪，应该受到惩罚，处以严刑。”这是引用《孝经》的话“非圣人者无法”来驳斥傅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