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给吐蕃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按照传统习惯，吐蕃人每天要将赭石色的泥土涂在脸上，说是能驱邪避魔。这个传统习俗既不卫生也不舒适，但千百年来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所有吐蕃人都照章行事。文成公主到吐蕃后，仔细了解和分析了这种习惯，认为这样做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就婉转地向松赞干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松赞干布觉得文成公主言之有理，立即下令废除了这项习俗。
文成公主以汉族女性的温柔素养影响着松赞干布的决策。她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提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丈夫治理这个地域广阔、民风慓悍淳朴的地区，却又不是那种极有权势欲的女人。她参与治国，却从未有过权力的诉求，因此松赞干布和大臣们对她是心服口服。
文成公主对吐蕃发展的贡献是多样的。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之后，文成公主带来的汉族乐师们开始履行职责，卖力地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演奏唐宫中最受推崇的音乐，使得松赞干布如闻仙音。他对音乐和演奏音乐的乐师都大加赞叹，并在族人中选拨了一批资质聪慧的少男少女，跟随汉族乐师学习。交流始于音乐，却又不止于音乐。渐渐的，松赞干布又命令大臣与贵族子弟诚心诚意地拜文士们为师学习汉族文化，研读他们带来的诗书；还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贵族子弟千里跋涉远赴大唐，在长安城内研读诗书，以便将汉族的文化引回吐蕃。就这样，中原文化逐渐浸润了吐蕃的领地，深入了吐蕃人的内心。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又在吐蕃生活了30年，继续致力于加强唐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她热爱藏族同胞，深受百姓爱戴。她一手设计和协助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她源源不断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
由此看来，文成公主最珍贵的嫁妆并不是那些有形的实物，而是她为一个渴望改变的民族所打开的一扇窗户。在文成公主的努力之下，吐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唐与吐蕃的关系一度达到水乳交融的巅峰。
杨国忠的“红颜”之局——妃子笑背后的辛酸泪
古往今来，人们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政治潜规则时时都在上演，却在唐朝一代宠妃杨玉环的身上达到了极致。
杨玉环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她天生丰腴多姿，优越的教育环境又使她具备了很高的文化素养，不仅精通音律、能歌善舞，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
公元734年，杨玉环参加了玄宗女儿咸宜公主的婚礼。席间，咸宜公主的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很快便将她纳为自己的王妃，两人的婚后生活异常甜美。不料，三年后唐玄宗的爱妃武惠妃病逝，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之下，他将目光投向了与武惠妃长相极为相似的儿媳杨玉环身上。与李瑁成亲五载的杨玉环不得不离开寿王府，来到了陌生的骊山。
公元745年，唐玄宗将杨玉环册封为贵妃。玄宗自废掉王皇后便未再立后，因此当时杨玉环在宫中的角色就相当于皇后了。杨贵妃所受的优待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她自小生在四川，特别喜欢吃荔枝，而广东南海所产的荔枝又更胜于蜀荔，唐玄宗便每年都令人以驿站接力的方式，快马加鞭地为杨贵妃从南海运回荔枝。
杜牧的《过华清宫》便生动地记载了荔枝入宫的盛况：“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杨玉环贵为唐玄宗的宠妃，杨氏一族的荣耀和豪奢自然也堪比帝王。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先后应召入宫，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每月各得脂粉费十万钱。唐玄宗去华清池泡温泉，杨氏五家便作为扈从随行，每一个家支列为一支队伍，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合起来便是一道五色缤纷的风景线。
据说，当时沿途掉落的首饰遍地可拾、熠熠生辉，其奢侈程度无以复加。杨家得到的荣宠甚至改变了长安地区老百姓的封建生育观，当时坊间流传的歌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就是很好的印证。
当然，杨贵妃也有得罪玄宗的时候。一次，杨贵妃因恃宠骄纵被玄宗遣回娘家。没想到贵妃出宫不久，玄宗竟然相思成疾、茶饭不思，只好让高力士又将她召回来。还有一次，贵妃偷了二十五郎的紫玉笛独吹自娱，东窗事发后，她又以忤旨之罪被罚出宫外。杨贵妃出宫之后，剪下自己的一缕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唐玄宗心一软，又令高力士将佳人召回。
杨玉环深知玄宗离不开自己，在宫中的做派愈发骄纵放肆起来。而在她的远方表兄杨钊身上，则暗藏着某些更为危险的潜质。杨钊年少时是个放荡不羁的赌徒，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人们都很瞧不起他。三十岁那年，在四川从军的杨钊得到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赏识。章仇兼琼表面任命他为采访支使向朝廷供奉蜀锦，实际上是担心朝中李林甫专权会影响到自己的禄位，所以欲使杨钊进入朝廷成为自己的内援。
到长安后，杨钊把价值万金的土产一一分给杨氏诸姐妹并说这是章仇兼琼所赠。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不久，唐玄宗便任命他为金吾兵曹参军。自那以后，杨钊便可以在后宫中随意进出了。
杨钊在长安立足之后，进一步利用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优渥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宫中赌博娱情的时候，杨钊便负责掌管记分簿。玄宗对他的精明运筹十分赏识，不久便让他担任监察御史一职，很快又将他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短短一年之中，杨钊便身兼十余职，成为了朝廷的重臣。
杨钊在国家储备的运作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为轻货送进京城，还经常告诉玄宗说国库十分充实，让玄宗尽管放心。
公元749年二月，玄宗率领百官参观国库，发现情况正如杨钊所说，当下大喜，便赐杨钊紫金鱼袋，让他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公元750年十月，杨钊借避“金刀”之讳向唐玄宗请求改名，借表自己的忠心，玄宗便赐予“国忠”之名。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的奢侈腐化自不必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贵妃昔日的“穷亲戚”始终都没有停下钻营的脚步。
起初，杨国忠竭力讨好宰相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便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的过程中，由于杨国忠恃宠敢言，所以每次都是由他首先发难。
后来，户部员外郎王鉷因为过于得宠成为了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不过，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杨国忠对此十分不满，便暗中进献谗言，使得玄宗开始疏远李林甫，并将王氏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王氏死后，他的所有职务都被杨国忠一人所独揽。
公元752年，李林甫病逝，杨国忠被玄宗任命为右相兼文部尚书，身兼四十余职，终于登上了自己权利生涯的顶峰。除了上下钻营的手腕之外，杨国忠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干。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地区用兵，造成千万无辜士卒白白丧命。杨国忠先后两次发动征讨南诏的战争，不仅给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严重的灾难，也使得中原的大片良田无人耕种，陷入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
为了笼络人心、发展势力，杨国忠在朝中掀起了一股论资排辈之风。官员的晋升不是以贤能作为标尺，而是看其上有没有空位。杨国忠还精简了选官程序，实际上就是将选官大权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方面，他的做法导致朝中官员质量严重下降；另一方面，杨国忠迎合与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此颇受称赞。杨国忠的亲信甚至联名请求玄宗在省门为杨国忠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