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好不容易离开了热河，肃顺等辅政大臣顿时感到轻松不少，殊不知恭亲王已带着太后的授意，匆匆忙忙地赶回北京寻求支援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周祖培是“北京派”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是享有极高声望的三朝元老，却与肃顺有着极深的矛盾。奕向他转达过太后的用意之后，他决定趁此良机将肃顺等人扳倒。
于是，周祖培首先授意自己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董元醇写了一个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这个奏折的中心思想主要有二：一是皇帝年纪太小，国家又处在危难之中，皇太后理应主理朝政，其他大臣无权干预；而辅政的人也应该从亲王中选派，防止皇权旁落。
这个折子的实质，便是将大权从八大臣手里剥夺出来，转而移交到太后和亲王手中。肃顺等人看过奏折之后，纷纷感到心急火燎，怒不可遏。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更是亲自捉刀写了一篇针锋相对批驳董元醇的奏折，并在奏折中请求太后对董元醇严加惩处。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对两派的折子都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态度，以此试探八大臣的反应。
果然，八大臣群情激愤，竟不顾君臣礼节，反复催着太后给出一个说法。无奈之中，两宫太后只得在8月11日抱着小皇帝召见八大臣，共同商议董元醇的奏章。当时的情况是，八大臣出言不逊，公然顶撞，肃顺更是语带讽刺，轻蔑有加。两宫太后的抗议湮没在八个男人掀殿揭瓦的咆哮声中。最终，肃顺等人索性拂袖而去，扔下气得浑身颤抖，满面泪痕的慈禧和慈安。
从第二天开始，八大臣更是发动了群体“罢工”：既不处理朝政，也不向太后呈递奏章。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在内宫，两个太后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慈禧本想抗争到底，决不妥协，而慈安则劝她暂时忍让，等回到北京之后再从长计议。慈禧思前想后，发现热河的行宫已经完全被肃顺一党所控制，最后只能服软，下发了八大臣拟定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
直到这个时候，肃顺等人才言笑如初，照常办事。两宫太后虽然在这次斗争中遭受了奇耻大辱，但还是逐渐平复了怒火，决定佯装平静，伺机而动。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的灵柩起运回京，这是政治风向转变的开端。由于肃顺等人树敌太多，当时的北京派大臣和握有实权的将领们几乎都倒向了奕这一边，就连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宝将军也不支持肃顺。
按照祖制，小皇帝每天都该从灵柩起运的地方出发，另择近道到达灵柩计划抵运之处，恭候灵驾的到来。但是，慈禧以载淳年纪太小经不起折腾为由，要求八大臣另想变通之法。
八大臣并没有意识到慈禧这样安排的玄妙之处，决定让小皇帝和两宫太后在目送灵柩出发后便直接沿小路先回北京，一路上由载垣和端华等护送，而肃顺等人则随灵柩从大道出发。如此一来，八位大臣实际上便被分作两路。慈禧等人的提前抵京，为政变准备了十分充裕的时间。载垣与端华虽然也能提前抵京，但两人却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注定了热河集团的失败。
五天之后，慈禧太后抵京，按计划向留京大臣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八大臣欺侮他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
不得不说，女人的眼泪往往也是政治斗争中的利器。多数大臣都心生恻隐，又被奕和周祖培鼓动，纷纷倒向了两宫太后一方，在奕的暗示之下，想要公报私仇的周祖培向慈禧请示：“太后为何不将八大臣治罪？”而慈禧假装糊涂，明知故问道：“他们是先帝遗诏任命的辅政大臣，岂能随便治罪？”周祖培意味深长地笑着说：“皇太后不妨先解除他们的官职，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治罪了。”心照不宣的慈禧立即点头首肯。
于是，奕奉上了早就写好的治罪诏书，两宫太后欣然戳印。这时，听闻此事的载垣和端华两人才匆匆赶来，他们大声怒斥奕等人：“你们怎么可以擅自进入内宫？”奕只是冷笑着回答说：“皇上有诏。”他的话音未落，宫廷侍卫已将两人按倒在地，结结实实地捆绑着送往宗人府。
被押解出宫门之后，载垣和端华才发现连他们的随从都已经被奕遣散了。两人方知大势已去，后悔至极，却为时已晚。
他们错误地以为咸丰帝的遗诏便是尚方宝剑，这种想法真是太简单、太天真了！
就在这天晚上，护送咸丰灵柩的队伍还停留在密云县境内。醇亲王懿譞和睿亲王仁寿率领大队亲兵秘密赶往肃顺的驻地。他们悄无声息地解除了肃顺随从的武装，随即一脚踢开了肃顺的房门，此时肃顺还在床榻上与两个小妾调笑。随后，肃顺也被押送往宗人府。就在这一天之内，热河集团的三个头目全部被捉拿归案。
慈禧和奕导演的整个政变，历史上称为辛酉之变。从谋划到成功不过短短三天的时间，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从这以后，慈禧开始临朝听政，逐步将整个大清掌控于股掌之中。
光绪的“变通”之局——不成功便成仁的谋划
辛酉之变以后，慈禧采纳恭亲王奕的建议，将载垣、肃顺、端华等人处死，让咸丰帝的长子载淳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同治”。
慈禧太后表面上与慈安太后一起垂帘听政，实际上则逐步掌握了实权。1875年，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因病去世，膝下无子，醇亲王懿譞的儿子载湉便被慈禧选中继位，这便是日后的光绪帝。光绪继位时年仅四岁，短短六年后慈安太后又因病暴亡，于是朝中的大权便完全操纵在慈禧一人的手中。
慈禧对光绪的教育，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是“严”，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并且经常对光绪大加训斥，目的就是要驯服光绪，让他畏惧自己。二是“教”，光绪在慈禧的规定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经、史、子、集的学习。
因此，光绪不仅精通经史易理，还能写得一手好文，并且不时在文中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导师翁同龢等人对光绪满怀希望，认为他将来必定能够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按照祖制，光绪十四岁便到了“亲政”的年纪，可是慈禧太后又将时间拖延了两年才作出姿态“撤帘归政”。而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然把持在她的手里。
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加棘手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却仍然没有止住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的野心。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民间有识之士看清了清廷的落后与愚昧。这些草根知识分子怀着满腔指点江山的热忱，却苦于没有一个谏言的渠道。
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一千二百多人中发起“公车上书”，首开风气之先。他们要求清政府变法、拒和、迁都，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回响。但是，由于清王朝等级森严的机构设置，“公车上书”的奏章并没有送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死心，而是屡败屡试，不断上书。
公元1897年，康有为在奏章中措辞激烈地指出中国再不变法图强，终有一天会迎来亡国之日。这篇奏章一开始被顽固派大臣扣押，后来经由许多报纸杂志的转载才进入了光绪帝的视线。光绪帝读完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想要召见康有为。
按照祖制，非四品以上的官员是不得和皇上见面的。光绪受到顽固派大臣的阻拦，无奈中只好派翁同龢、李鸿章等人与康有为进行对话，再将康有为的观点转达给自己。不久，光绪便被康有为的信念和态度深深打动，他命令属下对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押。从康有为的文章之中，光绪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信念。
悲哀的是，光绪虽然有变法革新的鸿鹄大志，实际上却不过是慈禧的傀儡。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未果，有一次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机会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皇帝也不当亡国之君。”
当时，朝中的维新派呼声高涨，被形势所逼的慈禧只得放给光绪一点革新的权力。慈禧此举的用意是十分高明的：若是光绪的变法稍有差池，她随时可以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救火和整治。康有为、梁启超获悉慈禧的此项举措之后欣喜若狂，以为变法之路从此将一马平川。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维新派期盼已久的《定国是诏》，也就是变法的宣言书。在诏书中，光绪斥责了顽固的旧派官僚，指出变法是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还不留情面地揭露了顽固派官员空有救国之言的虚伪嘴脸。
五天之后，光绪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执意召见康有为并与之畅谈一个多时辰。这次见面增强了光绪对变法的信心，也加深了他对变法内容的认识。于是，在随后的一百多天中，光绪一共下达了一百一十多道诏书，变法的内容覆盖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在经济上，改革财政，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组织商会；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
在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普通民众上书言事。在军事上，淘汰绿营，编练新军。在文化上，废除八股，兴办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这一系列的革新举措，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发展工商业并逐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
可以肯定，这些全面改革的理念对增强当时中国的国力是大有裨益的，但其中的很多措施明显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利益根基，难免引起他们的恐慌和愤怒。守旧派们围绕在老佛爷脚下，希望慈禧太后替他们做主。
对于革新，慈禧太后其实是完全反对的。她是封建守旧派的最高代言人，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掌控欲，根本不可能具备改革的观念和素养。光绪的改革一旦取得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政局了。
因此，一方面，光绪帝踌躇满志，不断下诏进行变革；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则秘密地调兵遣将，随时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更让人心寒的是，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阻光绪皇帝，还经常扣押往来的诏令和奏章。天真的光绪对这些消极怠工的大臣采取了简单的罢黜处理，甚至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此时，慈禧太后虽然躲在颐和园里，但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监视。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便眼疾手快地罢免了翁同龢等人，斩断了光绪的左膀右臂，并命令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
“罢黜六堂官”事件一出，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用武力钳制光绪。首先，令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清廷最为精锐的陆军包围了北京；其次，将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将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派亲信部队严密护卫自己所住的颐和园。如此一来，慈禧已是有恃无恐了。
反观光绪，他名义上住在南海瀛台，实际上就是被囚禁在那个孤岛上。他手中没有军权也没有政权，只有空谈改革的一腔热血，实在是让人叹息。
在“百日维新”期间，围绕在光绪身边的得力干将不过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有为和梁启超六人，这些手无寸权的文弱书生只能以奏章和诏令往来，就像是孩童之间所玩的文字游戏。
光绪虽然对慈禧太后的密谋完全不知，但也能在每天给太后请安的时候感觉到气氛日益凝重。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光绪麾下的书生们竟没有一个能站出来帮忙。光绪尚有心智，他预料到自己只能在紧张不安和焦虑中坐以待毙。尽管如此，光绪还是尝试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争取袁世凯的军队，挽回败局。袁世凯当然十分懂得博弈的规则，他在见过光绪之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得信后又立即上报给了老佛爷。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将跪迎的光绪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番。她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谕旨，宣告光绪退位，自己再次训政。将光绪软禁起来之后，慈禧又派人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谭嗣同和刘光第等六人捉拿归案，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就此偃旗息鼓。
用一纸空文对抗慈禧所代表的沉重封建势力，无异于螂臂挡车。
直到1908年11月14日光绪暴亡。光绪至死都念念不忘的变法，虽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却让更多中国人看到了革新与希望的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