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事本身很不起眼，但它影响到了我。并且在我自己已经忘记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议论纷纷。我每个星期可以外出一次，不必说明去向。有个星期天，我和妈妈在一起，圣方济会的一栋房子突然起火了。这房子和妈妈的房屋相连，里面是他们的炉灶，堆满了干柴。很快整栋房子都陷入火海之中。妈妈的房子被风吹过来的火焰包围住了，十分危险。大家都拼命地搬家具，堆在花园里。这花园正对着我以前住过的房子的窗户，我提到过的那条小溪的对岸。我给吓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什么都往窗外扔，甚至一个平日我很难搬得动的石臼也被我扔出去了。要不是有人拦着，有面大镜子也会这样被我扔了。好心的主教正好来看妈妈，这时也没闲着。他把她拉到花园里，他和她还有在花园里的所有的人，都开始祈祷。我过了一会到那里，发现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我也跟着跪下了。就在这个圣人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这一变化发生得这样突然，而且就在火焰已经包围了房子，就要钻进窗户的时候，被吹到了院子的另一头，房子躲过了一劫。两年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在布戴神父的热诚的请求下，我把我刚才说到的事作为见证补充进去，这里我是对的。但是，我把这个事实说成是奇迹，我却是错了。我看见过主教的祈祷，在他祈祷过程中，我也看见过风向的变化，而且是在那种危急关头。这是我能叙述和能证明的，但这两件事中一件是不是另一件的原因，这一点我却不能证明，因为这是我不可能知道的。可是，就我的记忆而言，那时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我也是个很好的信徒。对奇迹的爱好，对人心而言是自然的。我对那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仰，自己可能对这个奇迹有所贡献的隐秘的自豪之情，都使我偏离了正道。要是这个奇迹是热忱地祈祷的结果，我当然就有足够的理由声称自己也有一份功劳。三十年以后，我出版了我的《山中书简》，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掘出这一证据，并用于他的论文中。我得承认，这是一个幸运的发现，而且恰好是时候，这让我觉得真是件有意思的事。
我命中注定将一事无成。虽然加迪埃先生对我的进步作了最有利的报告，但是我的进步和我所付出的代价仍明显的不成比例，这就无法鼓励我再学习下去了。于是主教和院长也不想再为我做什么了，他们认为我不是当神父的材料，把我打发回华伦夫人那里去了。不过，他们也说，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这个原因，虽然人们对我有许多令人丧气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得意地回到华伦夫人那里，那本乐谱使我受益匪浅。《阿尔菲和阿蕾土斯》那首曲调基本上就是我在神学院学会的。我对这门艺术特别的爱好使她产生了把我培养成音乐家的想法，而且机缘凑巧，她家里至少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教堂乐师也常去看她。这位乐师是巴黎人，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活泼开朗，很年轻，长相非常英俊。他算不上才华横溢，但总的来说，是个很好的人。妈妈把我介绍给他。我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酬金谈了一下就妥了。简单地说，我要到他那里去过冬。让我高兴的是那里离妈妈家只有二十码远，我们一下子就能到她那里去了，还可以经常在她那里吃晚饭。
不难想象，在训练班，总是欢声笑语的，跟音乐家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在一起，比我在神学院和遣使会的神父们在一起，我快乐得不知到哪里去了。不过这种生活虽然自由些，却还是有规矩的。我生来就爱自由，却也不滥用自由。整整六个月，除了去看妈妈和上教堂，我一次也没有外出过，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出去。这是我最为平静，回忆起来最愉快的一段时间。在我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中，有些是令人感到特别舒适的，一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仍身在其中一样。我不仅能回忆起时间、地点、人物，还有周围的一切，气温、味道、颜色，以及惟独在那里感觉到的印象，这种生动的记忆会唤醒我过去的喜悦。比如，在训练班反复练习曲子，唱诗班唱过的歌曲，那里发生的一切，教士们华丽而庄重的衣服，神父的十字褡，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小个子金发神父；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法衣，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唱诗班去；我骄傲地拿着一支小小的六孔竖笛坐在乐池中，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演出以后的盛宴，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物，成百次生动地在我记忆中重现，使我像当初一样快乐，甚至还更快乐。我对于《美丽的繁星之神》一直保存着一份温爱，因为降临节的一个星期天，我天亮前在床上听到这首按那个教堂的习惯在台阶上演唱的赞美诗。妈妈的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小圣歌，妈妈非常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的一切，包括被唱诗班的孩子惹得大光其火的好心的女仆佩琳娜，都经常引我重回纯真而快乐的时光，让我心醉，也让我感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大家都对我十分满意。自从我离开都灵，我没做过蠢事，在妈妈的眼前，我也不会做蠢事。她引导着我，并且一直很好地引导着我。对她的依恋是我惟一的激情。我心灵表现了我的理智，证明了那不是无节制的激情。的确，这专一的情感可以说是汇集了我所有的才华，虽然我什么也没有学会，包括我尽心学习的音乐，但这不是我的过失，我是想竭尽全力去学习的。问题是我总是走神，心不在焉，时常唉声叹气。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能取得进步，可以做的事我都做了。可是只要有人来引诱我一下，我又会做出新的蠢事。碰巧的是，这个人出现了。像后面要看到的一样，我愚蠢的头脑偏偏知道怎么去利用这样的机会。
二月的一个晚上，天气很冷，我们正围坐在火炉边，听到有人在敲街门。佩琳娜提着灯下去把门打开。回来时后面跟了一个年轻人。他走上楼梯，从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向勒·麦特尔先生致以简洁而得体的问候，并且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希望能在教堂找点活干，挣些路费。听说是法国音乐家，勒·麦特尔先生的心就高兴得乱跳起来，他热爱他的祖国和他的职业。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客人，留他住宿。客人正求之不得，没怎么客气就留下来了。他取暖闲聊和等待晚餐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他。他个子不高，宽肩膀。他身体没有什么畸形，但总感觉不够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的驼背人，腿有点瘸。他黑色的外衣并不旧，却破烂得快成一片片的了；他的衬衣是优质亚麻布缝制的，镶有花边，却脏得不成样子；他的腿套，每个都可以装进他的两条腿；他腋下还挟着一顶帽子，是用以防雪的。他这身古怪的打扮中有几分高贵，他的行为举止也显示了这一点。他的容貌清秀伶俐，口齿清晰敏锐，但很不庄重。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他是个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浪荡子。他不像个讨饭的乞丐，倒像个做事不管不顾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那一刻他忘记了他音乐家的身份。他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一个当议员的亲戚。
晚餐时谈到音乐，他说得头头是道。他熟悉所有的名家，所有的名作，所有的男女演员，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大家提到的一切他都知道。可是一个话题刚提出，他就插科打诨，搅乱大家的讨论，把大家弄得哈哈大笑，忘记了刚才说什么。这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教堂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建议他第二天参加演唱。“非常高兴。”他回答说。问及他唱哪个声部时，他答道：“男高音。”然后又说到别的事去了。去教堂之前，把他要唱的那部分歌谱交给他看看，他却瞄都不瞄一眼。这种目空一切的架式让勒·麦特尔先生吃了一惊。“你看吧，”他悄悄对我说，“他一个音符都不认识。”“我也很怕会是这样的。”我回答道。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跟着他们进去了。歌唱开始时，我的心里直打鼓，因为我非常关心他。
很快我发现没有必要为他担心。他的两个独唱，不仅极其准确，而且韵味十足，更重要的是他的嗓音非常有魅力。我几乎还没有这样惊喜过。做完弥撒之后，他受到了教士和乐师们的极力恭维。他以惯有的风趣表示感谢，风度十分优雅。勒·麦特尔先生热忱地拥抱了他，我也一样。他看我非常高兴，自己似乎也十分高兴。
读者肯定会认为，既然巴克勒先生那样所言所行都不过是个粗人的人都会使我头脑发昏，那么可想而知，汪杜尔先生这样受过教育，有天分，有才智，又有处世经验的人，称得上讨人喜欢的浪荡子，我自然会着迷的。事实正是如此。我想，任何一个处在我的地位上的年轻人，都会这样的。一个人越是具有欣赏别人优点的能力，他就越是容易为那些优点所倾倒。毫无疑问，汪杜尔先生具有很多优点，并且有一种优点在与他同年纪的人身上是罕见的，那就是一点也不急于炫耀他的技艺。确实，他在许多他全不明白的事情上大肆吹嘘，但对他精通的事情——这样的事还真不少——他却一字不提。他等待着机会来展示他的学识，并且这样的机会一旦到来，他用不着费多大气力，就能充分地利用，达到良好的效果。他在每个话题上都只开个头就不往下说，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学识的底细。风趣滑稽，精力无穷，谈笑风生，总是微笑却从不大笑。他会把最粗鲁的事用最文雅的话说出来，绝不给人以冒犯之感。就是最正经的女人也会惊讶于竟能对他的话听得下去。不必担心有人觉得他们会生气，他们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是放荡的女人。我不认为他会弄些风流韵事，但他使那些搞风流韵事的人更快活了。在一个这种受人欢迎的才能受到看重和喜欢的地方，他是难于只做一个音乐家的。
我对汪杜尔先生的喜欢在动机上是很理智的，虽然这种感情比我对巴克勒先生的友情更热烈，更持久，却没有什么过分的结果。我喜欢看到他，喜欢听他说话。他做的每件事都使我着迷，他说的每句话对我来说都像是神谕，但我没有糊涂到离不开他的地步。我身边有个保障使我不会如此放纵。况且我认为他的妙语箴言对他很好，对我却没有什么用处。我想要的是另一种乐趣，这是他全不明白的。我甚至不敢跟他说这个，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会笑话我的。然而，我非常想把这种新的感情和支配着我的感情结合起来。我带着激情对妈妈说起他。勒·麦特尔先生也在她面前给了他极高的赞美。妈妈同意把他引见给她，但见面却并不成功。他觉得她矫揉造作，她却觉得他放荡不羁，并且警觉到我交了这样不规矩的朋友。她不仅不准我再带他来，还苦口婆心地向我描述了和这样的年轻人交往的危险，于是我在和他交往时更加谨慎，不久以后我们就分开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思想都是万幸的事。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很是钟情。他喜欢喝酒。虽然他在吃饭时很有节制，但在工作室里，他却非喝不可。他的女仆了解他，他铺开纸准备创作，大提琴拿到手上，酒壶和酒杯马上就送上来了，而且酒壶还添了一次又一次。他不会烂醉如泥，却总是迷迷糊糊的。这实在有点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好人，十分风趣，连妈妈都常常叫他“小猫”。不幸的是他因为热爱自己的艺术，工作过于刻苦，而且酒喝得太多，这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最终还影响了他的性情。他有时太多疑，容易发火。他对任何人都不使蛮，不失礼，从不说粗话，甚至对合唱团的孩子也一样，但他也不容许谁对他失礼。这自然是公平的，可是他又不够聪明，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所以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火。
过去那么多的王公和主教以能加入为荣的古老的日内瓦教士会，虽然在流亡中失去了它昔日的一部分光华，但仍保持着它的骄傲。要想加入，还必须是贵族或索邦的博士。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原谅的骄傲，那么除了来自个人优点的骄傲外，还有来自出身的骄傲。再说，所有的教士对待他们所使用的俗人，按惯例都是傲慢自大的。教士们对待勒·麦特尔先生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位领唱的德·维多纳神父，他在别的地方非常有礼貌，可是他对自己的高贵出身太骄傲了，总是不能以与其才能相对应的尊重来对待勒·麦特尔先生，勒·麦特尔先生无法忍受他的轻蔑。这一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请教士们午餐，这种午餐勒·麦特尔先生一直是受邀请的。席间，他们之间爆发了几次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吵。领唱神父表示了他的轻视，并且说了些伤害对方的话。勒·麦特尔先生觉得忍无可忍，马上决定第二天晚上就离开，谁也劝阻不了。虽然他向华伦夫人道别时，华伦夫人尽力安慰他，但他不愿放弃报复对他施加压迫的人的快感。他要在最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离开，让他们陷入困境。但他最为难的是他想带走的乐谱。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乐谱装满了一箱子，重得他无法随身带走。
妈妈做了我处在她的位置会做而且下一次也会做的事。多次挽留未果，见他不论如何都铁了心要走，她尽可能地帮助他。我敢说，这也是她应当做的。勒·麦特尔先生可以说是尽心地为她效劳了。在他的艺术以及其他方面，他完全按照她的要求做了，而且他做事的热情赋予他的对她的要求的遵从以双重意义。因此，她在关键时刻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对一个朋友在三四年时间里为她陆陆续续做的事情的报答。但是，她虽然是在报答他，却并不是只想着这仅是一种义务。她把我叫去，要我至少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只要他需要帮助，我就不能离开。她后来对我承认说，她做这些安排时，让我远离汪杜尔先生是她主要的考虑。她和她的心腹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过如何搬运箱子。他的意见是如果我们在安讷西雇牲口驮运的话，肯定会被发现的。我们应当天黑后自己把箱子抬出一段路程后，再在村里雇头驴子一直驮到色赛尔。到那里我们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因为那里已经是法国境内。我们听从他的意见。当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出发了。妈妈借口给我路费，在可怜的“小猫”并不饱满的钱袋里放了一笔钱。这对他是非常有用的。园丁克洛德·阿奈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雇了一头驴驮上箱子，当夜我们就到了色赛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