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决定采用一种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的方式来和我绝交，并在信中说他如何地顾全我的颜面，说他从来不把我的信拿给人看。他料定，我在一怒之下，肯定会拒绝他这种伪装出来的审慎举动，允许他把我的信拿给所有的人看的。这可就正中了他的下怀，一切都按照他所期待的那样按部就班地发生了。他把我的信传遍了巴黎，并附上了自己的说明。不过，这些说明并没有取得他所预期的那种效果。他用诡计让我允许他把我的信拿给人看。但是，这并不能让他免遭非议，大家还是认为他不地道，说他很不严肃地抓住我的一句话，然后用它来坑害我。人们总是在问我跟他有什么私人恩怨，竟然使得他对我如此仇恨。最后，大家还是认为，即便他有充分的理由和我绝交，但是，尽管友谊不复存在了，我却还是保有友谊所赋予的若干权力。可不幸的是，巴黎人太轻浮了，当时的这些看法很快就被人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者被人忽视，而得势之徒则由于在场而受人尊敬。阴谋与恶毒的活动继续进行，而且花样不断翻新，很快，它那不断更新的效果就将此前的一切全都给抹去了。
这个把我欺骗了那么久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最后摘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深信，他已经把事情处理到了无须再戴面具的程度。我去除了先前担心对这个恶棍不大公平的顾虑，让他去扪心自问，并再也不去想他了。在收到这封信之后过了八天，我又收到一封埃皮奈夫人寄自日内瓦的信，是对我上一封信的回复（见信函集B，第十号）。我从她在这封信中生平第一次采用的那种强调中看出，他俩是在互相配合，并自以为他们的计谋必然成功；他俩认为我已经穷途末路，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将我彻底碾碎的快乐了。
我的处境确实相当悲惨。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离我而去，而我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离开我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要离开我。狄德罗自吹还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惟一剩下的朋友。可他虽然在三个月前就答应来看我了，却一直没有来过。冬天已经降临，随之而来的是我的旧病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强壮，但毕竟无法经受住那么多喜怒哀乐的折磨。我已经精疲力竭，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抵抗任何事物。就算我早已承诺过要搬走，就算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同意我在此刻搬出退隐庐，可这时我既不知道搬往何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一步一挪地走到那个地方去。我一动不动地发着呆，丧失了行动和思考的力量。只要一想到要走一步路，要写一封信，或者要说一句话，我都会不寒而栗。然而，我又不能不回复埃皮奈夫人的信，除非我承认自己理应受到她和她的朋友施加给我的种种虐待。我决定写信把我的心情和决心告诉给她，我毫不怀疑她会出于人道、出于大度、出于礼节、出于我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优秀品质——虽然她也有很多恶劣的品质——而赶忙对之予以认可的。下面就是我的这封信：
1757年11月23日，于退隐庐
如果人能悲痛而亡的话，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我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我俩之间的友谊已经彻底结束了，夫人。不过，不复存在的友谊仍然保有一些权力，我是知道该如何尊重它们的。我绝没有忘记您给予我的那些恩惠，因此您尽可以放心，我对您还是抱有一个不再被人爱的人所可能有的感激之情。再多的解释也于事无补；我有自己的良心，请您也问问自己的良心吧。
我曾想过要离开退隐庐，而且早该这么做了，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在这儿呆到来年春天。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那我就呆到春天吧，如果您同意的话。
在把这封信写好并发出之后，我便只想着安安静静地呆在退隐庐，养养身体，尽量恢复一下元气，并安排布置一下，以便来年春天能无声无息地迁走，而不显出决裂的架势。可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却不是这样打算的，过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几天以后，我终于有幸等到了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来访了。这次来访再及时不过，他是我最早的朋友，而且差不多也是我所剩下的惟一的朋友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时的那种喜悦之情，大家可想而知。我将满腹的心思都说给了他听。有好多别人在他面前隐瞒着的，掩饰了的，或者捏造出来的事情，我都向他作了澄清。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凡是觉得适合告诉他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假装向他隐瞒那件他已经知道得很清楚的事情，也就是那既不幸又愚蠢的爱导致我身败名裂这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对她的爱，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向她表白过。我对狄德罗讲了埃皮奈夫人为了截查她的小姑子写给我的那些纯洁无瑕的信而使用了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我想让他从埃皮奈夫人企图收买的那两个女人的嘴里直接听到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戴莱丝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但是轮到她母亲说时，她却一口咬定对此事一无所知，这让我大感震惊。她就是这样说的，而且绝不改口。但就在四天之前，她还把那件事详细地对我重述过一遍，可是现在当着朋友的面，她却矢口否认了。她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开始痛切地感到，把这样一个老太婆长期留在身边，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不过我并没有对她破口大骂，甚至不屑于说点鄙视她的话。我觉得我对她女儿欠下的情实在太多；女儿的坚贞不渝的正直和母亲的卑鄙怯懦正好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已经拿定了如何处置这个老太婆的主意，只等时机一到就付诸实行。
这个时机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早。12月10日，我收到了埃皮奈夫人对我的上一封信的回信（见信函集B，第十一号）。内容如下：
1757年12月1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您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爱，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可怜您了。您真是不幸。但愿您能和我一样问心无愧。这对您未来的生活之安宁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您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我就很奇怪您的朋友竟然能把您给留住。要是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就自己的义务去向我的朋友们请教的，因此，关于您的义务，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如此出乎意料而又如此清楚明白地下达的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迟疑。无论天气怎样，无论我的健康状况如何，哪怕是得在树林中或是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会说什么和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即搬出退隐庐。因为，尽管我事事都想讨乌德托夫人的欢心，但我却不想让我自己丢脸。
我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困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定：我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一个星期之后，我就绝不会再在退隐庐过夜了。我开始清理自己的衣物，决心宁可把它们丢在露天里，也要在第八天之前把钥匙交出去，因为我急切地想在人们能为我写信到日内瓦并收到那边的回信之前，将一切事情都处理完毕。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勇气，我又恢复了全身的精力。可以说，是埃皮奈夫人未曾料到的荣誉感和愤怒让我恢复了这种精力，好运也助长了我的大胆。孔代先生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说我处境艰难，就提供了一座小房子让我住，这座房子位于他在蒙莫朗西路易山的花园中。我急切而又无限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条件很快就谈妥了。我匆忙地买了几件家具，加上我们原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住宿之用。我费了老大的劲，花了好多钱，才让人把我的东西用车拉了过去。尽管是冰天雪地，我还是在两天之内就搬完了家。这样，我在12月15日就退还了钥匙，之前还付了园丁的工资，而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告诉她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的决定，我却不为所动。我让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那些衣物和家具坐邮车到巴黎去了。我还给了她一点钱，并答应替她付房租，无论她是住在她儿女的家里，还是住在别处，并承诺尽我之所能为她提供生活费用，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绝不让她饿着。
最后，在我到达路易山的第三天，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1757年12月27日，于蒙莫朗西
夫人，当您不同意我再住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您家的房子更简单和更必要的事了。当我一知道您拒绝我在退隐庐过完这个冬天之后，我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住进来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情。我感谢您邀请我到这儿来居住，如果我付出的代价不是那么惨重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您呢。您觉得我很不幸，这一点也没错，天底下没有谁比您更清楚我是多么的不幸了。如果说选错了朋友是个不幸的话，那么从一个如此甜蜜的错误中醒悟过来，则是更为残酷的不幸。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促使我从里面搬出来的种种原由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而且，将它相当精确地记录下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段时期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这影响将一直波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一时的愤怒使我有着非凡的精力，从而离开了退隐庐；但我一搬出去，这份精力就无影无踪了。刚在新居安顿下来，我的尿潴留的毛病就加重了，并且频繁发作，一个新的疝气的毛病又使病情复杂化了。疝气已经折磨了我好长时间，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病。不久我就受到了这种最痛苦的病患的折磨。我的老朋友蒂埃里来看望我，并给我讲了我目前的病情。探条、捻子、绷带，所有为老年人看病的准备工具齐集在我身边，这让我突然感到，当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时候，他若还有一颗年轻的心的话，就会为此而吃尽苦头。温暖和煦的天气并没有使我恢复精力，整个1758年，我是在极度虚弱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大去之期不远矣。我热切地等待着死神的临近。我从友谊的幻梦中苏醒过来了，所有使我热爱生活的东西都离我远去，我再也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使生命变得美好了。我只看到悲惨和病痛，它们妨碍着我享受各种生活乐趣。我盼望逃开我的仇敌的魔爪从而获得自由的那一时刻早日到来。不过，让我们还是重新来理一理事情发展的线索吧。
我退隐到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很尴尬；她很可能根本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做。我的健康状况一塌糊涂，天气又如此恶劣，又举目无亲，这都使她和格里姆相信，只要把我逼到绝路上去，他们就可以逼我求饶，并自降身份做出卑鄙的事情来，以便住在那个我的尊严迫使我离开的避难所。我搬家之事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提前防范；他们别无选择了，只剩下两个极端——要么整个把我毁掉，要么试图让我回去。格里姆倾向于采取前一种；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宁愿采取后一种方法。她的最后一封信让我相信她倾向于后者，在这封信中她的语气缓和多了，并且似乎敞开了和解的大门。她的这封信让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足以证明，她发觉选择适当的措辞是很困难的，并且在写信过程中斟酌再三。她把话说过头了就会连累自己；但是在她写完前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从她的房子里搬走以后，人们只会注意到，她竭尽全力不让一个失礼的词在这封信中出现。为了让读者自己来判断，我将全信抄录如下（见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1758年1月17日，于日内瓦
先生，昨天我才收到您12月17号的来信。它送过来时是装在一个大箱子里面的，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段时间它都在路上。我只能回答您的附注，因为信的正文部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我可以向您解释一下的话，我非常乐意把过去的所有事情看作是一个误会。回到附注上来。您可能记得我们有约在先，园丁的工资经由您手付给他，以使他感到他是依靠您的，免得像他的前任一样，出现那种令人啼笑皆非、很不得当的场景。这是有证据的，比如他第一个季度的工资都交给您了，而且在我离开前的几天，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会把您已经垫付的工资还给您的。我知道起先您曾阻止我这么干；但这是我请您垫付这些工资的；我只是履行义务，而且我们已经就此约定过了。卡乌埃已经告诉我说，您拒绝接受这笔钱。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有一些误会。我再命人把这笔钱给您送过去。我不明白，既然我们有约在先，为什么您还要为我的园丁付工资，而且您付的工资甚至超过了您住在退隐庐的时间。因此，先生，我相信，一想到我是非常荣幸地告诉您以上这些话，您是不会拒绝收回您出于好心提前为我支付的那笔钱的。
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使我不再信任埃皮奈夫人了，我也不希望和她和好。我根本没有回复她的这封信，而且我们的通信也就此结束了。看到我心意已决、不再和她和好，她也做出了决定，加入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的小集团，她和他们沆瀣一气，为的是彻底把我毁掉。当他们在巴黎搞阴谋活动的时候，她就在日内瓦活动。格里姆此后到日内瓦与她会面了，接着完成了她已经开始了的工作。特龙桑很轻易就被他们拉过去了，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成了我最为强劲的一个迫害者，他没有任何可以抱怨我的理由，这一点和格里姆一样。他们三个，合起伙来，暗中在日内瓦播下了坏的种子，四年之后这些种子眼见着在日内瓦发出了芽。
他们发现，在巴黎捣鬼比较困难。因为我在巴黎更为知名，而且巴黎人不那么记仇，也不那么容易受到仇恨的影响。为了把他们给我的打击处理得更加巧妙，他们开始散布消息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的信，信函集B，第三十号）。由那时起，他们装作仍然是我的朋友，他们不乏聪明地散布着对我的蓄意谴责，却打着抱怨他们朋友的不义之举的旗号。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听众放松了警惕，更倾向于听信他们的话而责备我的不义。他们对我背叛朋友和忘恩负义的谴责之词传播得如此小心谨慎，正因为如此，结果就越显着。我知道他们指责我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但他们指的这些罪行究竟是什么，我却不得而知。我从流言蜚语中推测出，我主要有如下的四大罪状：一是退隐乡间，二是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是我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是我离开了退隐庐。如果他们还加上了别的牢骚，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实在是太令人钦佩了，以至于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牢骚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