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浸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当中，思忖良久。我得以排遣旅途烦闷的方法多得很。可是我既不擅长、也没有心思来思考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我是多么地容易忘记过去的不幸啊，尽管它们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如果灾祸已经发生了，回头想起来，它们的影响竟然慢慢地变得如此的微弱，最后我总是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如果灾祸尚未降临，那么一想起即将有祸事临头，总会使我心惊胆战、忐忑不安。我那令人大伤脑筋的想象力总是自寻烦恼，左思右想即将有什么灾难要降临，这扰乱了我的记忆，使我回想不起已经发生过的灾难。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不需要严加防范了，而且再去为它劳神也是于事无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尚未到来的灾难弄得心力交瘁。在我担忧灾难会降临时吃的苦头越大，事后就越容易忘记它们。与此相反的是，我不断地耽于对往日幸福的回忆，我不停地回味着它，这样，只要当我渴望这份幸福的时候，我都可以再次享受它。我相信，多亏了这种中庸的秉性，我才从来没有养成记仇的脾性，而这种仇恨将会让一个爱报复的人的心灵怎样地骚动不安啊！人一旦有了这种脾性，就会对曾经遭受的侮辱耿耿于怀，并想方设法要对自己的仇敌进行报复，而自己也会深受这份仇恨煎熬之苦。我性情暴躁，一激动就会很生气，甚至勃然大怒，但是仇恨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很少在意自己遭受到的侵犯，所以也不大会在意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曾经给过我的伤害，是因为我担心我可能会继续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伤害我，那么我就会立刻忘掉他业已对我造成的伤害。人们常常训导我们要宽恕他人。这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心中的仇恨，因为我的心从未感到过一丝的仇恨。我极少在意我的仇敌，也无需什么美德来饶恕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为了折磨我而作茧自缚到了什么程度。我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有权有势，并且利用了他们的权势。但是，有一种事情是超出了他们的权力的，我谅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为折磨我而绞尽脑汁，但是他们无法强迫我为了迫害他们而焦头烂额。
就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天，我就完全忘了最近发生的事情——除了我不得不提防的事情以外，议会、蓬巴杜尔夫人、舒瓦瑟尔先生、格里姆、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部被我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相反，我记起了我动身前夕读的最后一本书了。我也回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此书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段时间寄给我的。有两个念头紧紧地攫住了我，它们在我头脑里交织互现，所以我决定试着把二者结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简约风格是不太适合这样一个可怖的题材的，同时也很难想象，我当前的处境会让我产生一些欢快的思想，来减轻这个故事的惨淡气氛。然而我还是大胆试了一把，只为了在车中寻找一点乐子供自己消遣，心中也并没有报什么成功的希望。但是从我落笔的那一刻开始，我惊奇地发现，我思想的转变是那么地柔和，我的表达是如此的自如。我花了三天时间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好了，其余部分我随后在莫蒂埃完成了。我相信，这辈子我也没有写过什么作品，比这首诗有着更为柔情动人的特征、更为鲜明的色彩、更为朴素的描写、更为贴切的性格塑造、更为古雅传统的质朴——尽管这个题材有着可憎的恐怖的特点。因此，除了以上说的优点，我还具有克服写作中固有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也会永远是我最喜爱的一部作品。重读这首诗，我每次都会而且永远都会感到一种心灵得以从苦难中解脱的欢乐。远离了不幸的折磨，我的这颗心为自己找到了安慰，从自身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补偿。有些大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厄运显得豁达宽容。试把这些哲学家们都集中起来，放在和我相似的处境中去——让他们在尊严受到侮辱的那个时候，去写这样一个题材相似的作品吧，你会马上看出来，他们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了。
当我离开蒙莫朗西前往瑞士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到依弗东去，在我多年的挚友罗甘先生家里住下来。他退休住到那儿已经有几年时间了，曾经邀请我去看他。在路上，我听说去里昂很麻烦，就没有取道里昂。但是话说回来，不路过里昂我就不得不路过贝藏松，那是一个要塞。如果要通过那里，就有同样的不便之处。因此我决定朝左走，路过萨兰，以看杜宾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为掩护向前走。梅朗先生在盐场工作，以前曾经多次邀请我去看他。这个权宜之计成功了。我没有找到梅朗先生，心中一面窃喜路上没有耽搁，一面继续赶路，路上也没有人盘问我什么，一切都非常顺利。
一进入伯尔尼境内，我就让车子停下来。我走出马车，人整个地扑到地面上，亲吻着大地，高兴地大叫道：“哦，天哪，你是美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就这样，一有希望，我就盲目地乐观，甚至对注定要让我遭殃的东西有一种狂热的喜爱。车夫十分惊讶，以为我疯了。我又上了车，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在可敬的罗甘的怀抱里享受着纯粹而真切的满足了。啊！让我在这位称职的主人家里喘息片刻吧。我要恢复一下我的勇气和精力，我马上就会用到它们的。
在这段叙述里面，我把凡是我能回想起来的场景都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一遍，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虽然这些场景本身并不很清楚，但是一旦读者抓住了阴谋的线索，就会清楚阴谋的整个过程。比方说，尽管它们不能解决我即将提出的问题，但是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一下，为了执行针对我的这个阴谋，我非走不可，那么为了让我走开，所有事情就都应该和实际发生的那样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不是被卢森堡夫人半夜派人前来吓倒，如果我不为她的焦虑不安扰乱心绪，我就会像先前那样镇定自若；如果我不呆在元帅府里，而是回到床上一睡到天亮，逮捕令就会像先前那样付诸执行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许多别的问题，就得先搞清这个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留意一下那份具有威吓性质的逮捕令下达的时间和实际的逮捕令下达的时间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个简单却又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在对事实的解释过程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很重要，当你试图探寻事情的隐秘原因时，这些细节可以帮助你用归纳法来发掘出这些原因。
黑暗从此笼罩着我，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无论我怎么努力，都被其深深埋葬，根本无力穿透黑夜那可怕的阴晦。我身陷在不幸的深渊中，我能够感觉到别人给我的打击都针对着我而来。我觉出了他们打击我的直接的工具，但看不清楚操纵这些工具的手以及那只手使用的方法。羞耻和不幸自动降临到我身上来，但我表面上看来却是若无其事。当我这颗被悲伤撕咬着的心发出悲叹的时候，我却像一个无病呻吟的人在无理取闹。毁掉我一生的那拨人发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公众成为了他们这一阴谋的同伙，而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因此，在叙述与我相关的事情、我所遭受的虐待以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溯到发动这些阴谋的背后主使，或者说，无法一面陈述事实，一面认定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都在前面三章中指出来了；所有与我利益相关的事和所有秘密的动机都在这里面揭示出来了。但要我解释（即便是猜测性地解释）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如何结合到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的离奇事件的，则是不可能的。倘若我的读者中有人愿意探究这些神秘之事并发现真理，就应让他们重新仔细阅读前面三章，让他们利用手头掌握的信息对所读到的事实进行考察，让他们从一个阴谋追查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施动者追查到另一个施动者，直到元凶浮出水面。我很清楚他们的调查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引导他们得知真相的那些地道是蜿蜒曲折的，我自己都在这黑暗中迷失了。
在依弗东居住期间，我跟罗甘一家认识了，其中有他的外甥女以及她的女儿们。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在里昂就认得了孩子们的父亲。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曾经到依弗东来看望她的舅舅和姐姐们。她的长女，大约十五岁，聪明伶俐、性格又好，我十分喜欢，我对这母女俩都十分依恋。罗甘先生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当上校的侄子，他侄子年纪有些大了，对我也十分尊敬；但是尽管他的伯父极力促成这门亲事，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如愿结婚，但是他们年龄的悬殊和那小女孩的强烈反对，使得我也支持她妈妈来反对这桩婚事，这婚事最后也泡汤了。上校后来和他的亲戚狄安小姐结婚了，我个人觉得这位小姐相貌姣好、性情温和，使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这样，罗甘先生总是不能忘记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讨得他的欢心。我心里却很宽慰，因为我坚信我对他和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之责，这并不总是意味着让自己八面玲珑讨人喜欢，而是给予他们最好的忠告。
如果我回到日内瓦去，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遭遇？我对这个问题将信将疑的时间并不久。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焚毁了，6月18号日内瓦也对我下了通缉令，此时离我在巴黎被通缉正好已经9天了。在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透顶的辞藻堆砌在一起，明显违反了教会法，所以刚刚听说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是真的。等到消息真的被证实之后，我担心起来，生怕这样明白清楚、耸人听闻地践踏肇始于良知的一切法律，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但我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因为一切都很平静。如果民众中有一些什么吵嚷，也是针对我的，我被这些村氓和学究们公开地骂着，就像一个小学生没有流利地说出教义问答，就会受到鞭笞一样。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整个欧洲都对我一片骂声，其暴怒之状，前所未有。所有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温和、彬彬有礼、慷慨豪迈的民族，以其良好的教养和对不幸者的尊重而引以为豪——突然间忘掉了他们最看重的美德，都争先恐后地来打击我，用辱骂我的次数的多寡和猛烈的程度来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我被当作一个没有正统宗教信仰的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极端分子、一个疯子、一头野兽、一匹恶狼了。《特勒夫日报》的下一个管理者攻击我说我具有伪装的狼性，其言词之偏颇恰好证明他有伪装的狼性。简而言之，似乎在巴黎，人们随便出版什么书籍，如果不插话对我辱骂一番，就好像怕拂了警察的意志似的。我想找出这种愤恨的原因来，却徒劳无功。我简直要怀疑整个世界是不是都一起疯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永久和平》的编纂者会挑起纷争！《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由》的编者竟然是反宗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然被称作恶狼！《爱弥儿》的作者竟然是一个疯子！我的天啊！如果我发表了《精神论》或者类似的着作，又会被扣上什么样的帽子呢？然而，在反对《精神论》的作者的风暴中，社会大众并没有和迫害者众口一词，而是用对他的颂词为他伸冤了。把他的书和我的书比较一下吧，比较一下两本书的不同遭遇，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的不同待遇；然后有可能的话，找出这些不同之中蕴含的能使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满意的理由来吧。这就是我的要求，对此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我在依弗东过得颇为舒适，在罗甘先生和他家人的盛情要求下我决定继续住下去。本城法官莫瓦利·德让先生也盛情鼓励我在他的辖区安居下来。上校家的花园和法院之间有座独立的小楼，他恳请我在那里住下来，我同意了；于是他就立即开始布置家具，为我准备必需的家庭用品。罗甘是对我最殷勤的人，整天围着我转。我对他的厚爱非常感激，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的厌烦。搬新居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就写了信给戴莱丝来与我相会。我突然听说，在伯尔尼邦，那些极端热情的教徒们掀起了一股反对我的风暴，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它的根源。参议院不知受到什么人的煽动，似乎打定主意不让我安度自己的隐居岁月了。法官先生听说了这股动向的信息，就专门为了我给几位政府官员写信，谴责他们不该这么毫无理性的采取不宽容态度，说既然他们已经收容了那么多的匪徒，却拒绝收容一个受迫害的才子，这实在是一种羞耻。据消息灵通人士猜测，他的谴责措辞激烈，不但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激怒了他们。不管怎样，反正无论法官的声望还是口才都无法为我挡住这一击。他一听说有针对我的命令要下达，就提前通知了我。我决定赶在命令到达之前，也就是次日动身。我苦恼的是，不知我将何去何从。日内瓦和巴黎都不欢迎我，我清楚地预料到每个国家看到邻国排斥我，都会群起而攻之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到一座配备了家具的空房子里安顿下来，那房子是她儿子的，在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位于讷沙泰尔邦。我只需要翻一座山就可以到达那里。她的这份盛情来得真是时候。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疆域内，我将会自然而然地免受迫害；至少宗教不会成为一个借口。但我有一个不愿说出口的隐情，使我犹豫不决。我生来就热爱公正，这种热爱吞噬着我的心灵，加上我又暗中对法国青睐有加，这使得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反感，他的处事法则和所作所为，践踏了所有自然法则和人类义务的尊严。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那些带框的版画中，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肖像下面我写了一首双行诗，结尾是这样的：
I l pense en philosophe，et se conduit en ro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