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整件事情的印象，我回想起来还是很模糊，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将记起的事情有序排列并连缀起来。我只能按照它们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样子把它们记录下来，显得零散而又孤立。我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调解人。他装腔作势地说，人们害怕我的写作会扰乱当地的安静，并且我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他让我明白只要我愿意放下手中的笔，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本来我就打定主意放弃写作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向宗教界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条件是，我只是不写与宗教相关的问题而已。在要求我作了一些改动以后，蒙莫朗要我立据为证，一式两份。但是我的条件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找他索回字据，他归还了其中一份给我，另一份自己留着，却装作是弄丢了。从这以后，当地人受到牧师们的公开怂恿，嘲笑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变得完全无法控制了。我在宗教讲坛上被称作反基督教的人，在当地被当作狼精一样被人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已经足以让人们认出我来：我感到这样太不方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下它又显得我太懦弱了。我下不了决心更换着装，就仍旧穿着我的长袍、戴着毛帽子在乡间安静地散步，追逐我的是暴民的抗议和叫骂，有时候他们还用石头砸我。有几次，我从他们屋前走过，我听到屋里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我并没有加快脚步，这就让他们更加愤怒了。但是他们只限于威胁威胁而已，至少是不会使用枪支的。
然而，在这场骚乱的全过程中，还是有两件值得我高兴的事情，这两件事给了我真正的快乐。第一件事情是通过元帅勋爵，我受到了让我感恩戴德的对待。讷沙泰尔所有正派的人们都为我受到的虐待和那拨人对我的陷害而义愤填膺。他们对牧师们非常憎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教唆，只是幕后指使者的工具而已。他们开始害怕，我的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先例，会导致名副其实的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当地的官员们，尤其是在狄维尔诺瓦先生之后继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尽他们的所能来保护我。皮利上校，尽管只是一个平民，为我做得甚至更多，而且更为成功。就是他想办法让老教友恪尽职守，让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栽了跟头。因为皮利上校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就充分利用他的声望设法阻止暴乱的发生。但是他只能利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威力来反抗金钱和美酒的势力。情况对他极为不利，在这个方面蒙莫朗占了上风。然而，我对他的热忱和努力还是心怀感激，我非常渴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做点什么，多少给他一点儿报答。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成为一名邦议员，但是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的事情上他得罪了宫廷，国王和总督都不怎么喜欢他和看重他。然而，为了皮利上校，我还是斗胆给元帅勋爵写了一封信，我甚至提到了他渴望的那个议员之职。我的努力是如此的成功，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国王很快就授予了他议员的资格。这就是命运，在同一时刻，我可能高高在上，也可能对命运俯首称臣，它继续拨弄着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当人们败坏我的名声的时候，我让皮利上校当上了邦议员。
另一件让我大为高兴的事情，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望我。她带女儿去布尔朋矿泉疗养了，疗养完她们特地到莫蒂埃来，和我一起待了两三天。她对我的不断关注和不辞劳苦，终于使我克服了长期以来对她的反感。我的心被她的柔情征服了，我充分回报了她长久以来对我表示的真诚友谊。这次来访深深地感动了我，尤其是在处于那种境况的时候，我非常需要友谊的安慰，以鼓舞我的勇气。我害怕她会感觉到人们对我的侮辱。我本应该避免让她看到我受辱的这些场景的，以免让她难过，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在我们散步期间，她的出现使那些刁民们有所收敛，但她还是足以判断她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就在她住在我家期间，夜里我开始在自己屋里遭到袭击了。一天早晨，韦尔德兰夫人的侍女发现窗台前落满了头天晚上扔过来的石头。一个大而笨重的椅子，本来是牢牢地安在我家门前的街边的，被拆了下来，搬过来靠在了我家门上。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早晨第一个开门出去的人，肯定会被砸倒在地的。韦尔德兰夫人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因为除了她自己耳闻目睹之外，她的一个近侍在村里人缘很好，跟很多人都搭讪，甚至有人看到她和蒙莫朗谈话。但是，她好像对我的遭遇毫不理会，从来不提蒙莫朗或别的什么人。我有时候谈到对蒙莫朗的看法，她也只是简短地回答几句。她似乎深信只有英国是最适合我待的地方。她频繁地谈到当时身在巴黎的休谟，谈休谟盼望和我做朋友，希望我到英国以后能够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谈休谟的时候了。
国的声望不错，尤其是在百科全书派成员之间，因为他写了一系列商业和政治论文，后来他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由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惟一的作品。虽然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也只能从道听途说的消息来间接了解他，但是我相信，他将真正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式的对奢华的偏爱矛盾地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种想法以后，我将他为查尔斯一世所作的辩护看作是不偏不倚的奇迹。我欣赏他的道德，正如我钦佩他的天才。结识这位奇人并和他成为好朋友的愿望，使得渡海去英国变得更加诱人。休谟先生的密友布弗莱夫人也真诚邀请我去英国。当时我一到瑞士，就收到休谟通过布弗莱夫人转过来的信，对我大加恭维。他在夸奖了我的天才以后，又极力邀请我去英国，并答应动用他的影响力和他的朋友圈子，保证我在英国呆得开心。我立即去找元帅勋爵，他是休谟的朋友兼同乡。他肯定了我对休谟的正面评价，接着告诉我关于休谟的一则文学逸闻，这则逸闻给了我们俩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经以古代人口问题为题撰文抨击休谟。当这本书要印行时，他却不在。休谟就着手帮他修改校样，并监督该书的出版。这种做法很合我的心意。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有人写了一首歌来反对我，我还帮他以六个苏的价格卖这首歌。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说起休谟，说他对我非常友好并以主人身份极力邀请我去英国的时候，我就对休谟怀有一种美好的先入为主之见。她极力催促我顺水推舟接受休谟的热情邀请，叫我马上写信给他。因为我对英国没有好感，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去英国，所以我既没有写信，也没有允诺去的问题。但是我叫韦尔德兰夫人以她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情，以保持休谟对我的好感。当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把关于休谟这位名人的一切告诉我了。她让我深信，休谟是我的朋友，而她也是休谟的朋友。
在韦尔德兰夫人离开以后，蒙莫朗加快了策动阴谋的步伐，那些民众也变得无法无天起来。然而，我还是平静地散步，丝毫不受他们抗议和叫骂的影响。对植物的爱好是经狄维尔诺瓦博士熏陶养成的，这给我的散步平添了新的乐趣，让我走遍乡野收集植物标本，而不受那些暴民的叫嚷干扰。而我的冷漠淡然又只能让他们更加愤怒。使我最为悲伤的一件事情，是看到我的众多朋友，或者自称我朋友的人们的家属，也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比如狄维尔诺瓦一家，连我的伊萨贝尔的父亲和兄弟也不例外；还有波瓦·德·拉·杜尔，她是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我寄宿在她家）的亲戚，再就是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这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笨蛋，愚蠢之极，行事极其粗暴无礼，为了避免暴怒，我只得决定嘲弄他一下。我仿照《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的小册子。在这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里，我得以颇具幽默地对形成迫害我的理由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加以抨击。贝鲁把这个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了，但在当地反响平平。如果幽默稍微含蓄精妙一点，讷沙泰尔人即使用尽心智，也无法欣赏这种雅典式的诙谐和幽默。
这一时期，我更加不辞劳苦写作的是另一部作品，此文手稿放在我的文稿中。我应该说明一下我以这个题材为文的原因。
当通缉令和迫害的风波气势汹汹的时候，日内瓦人竭尽所能加入了叫骂的队伍，显得格外突出。我的朋友凡尔纳夹杂在这群人中间，他以货真价实的神学式的高尚，选择在这个当口发表反对我的一些信件，他想通过这些信件证明我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些信写得极为自负，但并不好，虽然有消息称博物学家博内也参与了炮制这些信。那个所谓的博内，尽管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谈到与我有关的事情，就全然是一副不容异说的正教嘴脸。我当然是不打算回复这些信的。但是因为有机会对此评说两句，我就在《山中来信》中插入了一个多少有点鄙夷的注，这让凡尔纳大为光火。他狂怒的叫喊响彻日内瓦，狄维尔诺瓦已经气晕了头。过了一段时间，出版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它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的水写就的。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被斥责为把自己的几个孩子丢到大街上去了，带着一个被士兵们糟蹋过的邋遢女人，放荡淫逸的生活使我的身体完全垮了，长着梅毒烂疮，册子里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客气话。我不难看出抨击我的人是谁。读了这个诽谤性的小册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知道，人世间所谓的名誉、声望所有这些东西到底其真正价值何在——我看到一个从来没有逛过妓院的人被描述成一个色情狂，而实际上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像个处女一样胆怯害羞；我看到自己被说成要被梅毒折磨而死，而我从来没有染上一丁点性病，而且医生还告诉我，我不易感染性病。仔细考虑之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驳倒此书对我的诽谤，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在我住得最久的城市印刷出来。我把它寄给迪舍纳照原样印了出来，加上了按语。在按语里提到了凡尔纳先生，我还加了几条简短的注释，目的是说明真相。我觉得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还不能使我满足，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他对我非常客气，当时我和他保持着书信往来。路易亲王、贝鲁和其他人，似乎都怀疑凡尔纳是否是那个诽谤书的作者，而且责备我没有经过调查就指名道姓地怀疑他。他们这一番责备，让我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小册子压后，不要出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照我说的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发现他无数次对我撒了无数次的谎。再多撒一个也不足为奇。而且那个时候，我被深重的黑暗包围，我不可能穿透黑暗发现任何真相。
生镇定地忍受了这番罪责，如果他不该受到这样的归罪之责，那么在他先前的狂怒之后，这回竟然能够如此镇定，这简直是太令人吃惊了。他给我写了两三封措辞严谨的信，我觉得他的目的好像是企图从我的回信中弄清楚我究竟知道多少，手头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给他回了两封短信，满纸都是冷淡、严峻，但措辞却非常有礼貌，他也一点都没有生气。我看出他希望和我保持通信往来，就没有回复他的第三封信。他就请了狄维尔诺瓦来跟我说。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相信那个诽谤我的小册子不是凡尔纳的手笔。但是这些都不能动摇我业已坚定的想法。然而我弄错了也是可能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得向凡尔纳道歉，因此我请狄维尔诺瓦给他带口信说，如果他能够告诉我那本书的真正作者，或者至少向我证明这书不是他写的，我定会真诚地向他道歉。除此以外，我感到，归根结底，如果他是无辜的，我也没有权力要求他证明给我看。我决定用一长页备忘录来解释我坚信他是该书作者的原因，并把它交给凡尔纳无法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决断。没有人能猜得出我选的仲裁人是谁——它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最后宣称，如果议会审查了备忘录，作了他们认为有必要而且是简便易行卓有成效的调查之后，认为凡尔纳不是诽谤书的作者，我会立即真诚地抛弃我原有的想法，我会跑去扑倒在他脚下请求他原谅我，直到他愿意原谅我为止。我敢说，我对正义的热切向往、我灵魂的正直和高尚、我对人与生俱来的追求正义的信心，从来没有比在这份备忘录里显示得更充分、更彻底、更审慎、更打动人心的了。我毫不犹豫地请了我最势不两立的仇敌来为我的诽谤者和我作仲裁人。我把这个备忘录读给贝鲁听，贝鲁建议我不发表它，我就没有发表它。他建议我等凡尔纳拿出他允诺的证据来。我就等着，我至今还在等着他的证据呢。贝鲁建议我在等候证据期间保持沉默，我沉默了。在我的余生中，我将继续沉默，人们责备我将一个严重的、虚妄的、未经证明的罪名推给了凡尔纳。但是在我心目中，我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就是那个诽谤书的作者，就像我相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我的备忘录现在放在贝鲁手里。如果它有一天得以公诸于世，我之所以这么想的理由就会一目了然，让雅克的灵魂也会被世人所理解，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我的同时代人拒绝去理解的。
现在该说到莫蒂埃的最后一场灾难了，该说我从特拉维尔谷地离开的事情了，那是我在此地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忍受了最非人的待遇之后的事了。我无法清楚地回想起我一生中这段不愉快时光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可以在贝鲁出版的这一时期的记事中看到，我稍后将谈到贝鲁的记事。
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变本加厉。尽管国王多次下诏，尽管邦议会频发禁令，尽管当地领主和地方官员多方努力，当地民众还是当真把我看作反基督教的人。发现他们所有的叫嚷抗议派不上用场之后，他们最后似乎打算要付诸武力。在街上，石头已经追着我跑了，只是从很远的地方扔过来，砸不到我罢了。最后，九月初的一天晚上，莫蒂埃集市散了之后，我在住的房子里遭到了袭击。这样一来，和我同住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