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狂热地喜欢水的，一看到水我就陷入一种欣欣然的梦想状态，尽管常常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我总是一起床就跑到平台上去，呼吸早晨清新而利于健康的空气，极目远眺湖天一色的地方，湖岸山峦围绕，形成一道迷人的风景。我想不起来，在对神表示敬仰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因沉思他的杰作而激起的那种默默的赞赏更为恰如其分的了，而且这种赞赏是无法用外在的行动来表达的。我明白为什么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观念很淡薄，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有墙壁、街道和犯罪；但是我弄不懂居住在乡村，尤其是那些独居的人，为什么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的灵魂怎么能够不振奋起来，每天上百次地为造物主心醉神迷呢？而我呢，尤其是在起床以后，因为一晚没睡，已经很是疲倦，我被长期以来的习惯引领到心灵振奋的境界，这几乎不需要我作任何思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的眼睛就必须深深地浸染那自然的迷人景象。在我的房间里，我的祷告就做得比较少，也不那么热烈；但是一看到美丽的风景，我就不知何故万分感动。我记得以前读过一本书，说到一个英明的主教在巡视他所辖教区时看到一个老妪，祷告时什么都不说，只说：“啊！”“亲爱的老妈妈，”这位主教听了之后对她说，“继续这样祷告吧，你的祷告做得比我们的都要好。”我的祷告也比别人的要好。
吃过早餐，我就生着闷气匆匆忙忙写了几封令人不快的信，同时内心非常渴望我无需写信的那种快乐时光的来临。我又为我的书和文稿忙活了一阵子，与其说是为了阅读它们，不如说是为了打开包裹，做点整理工作；这对我来说几乎成了珀涅罗珀手中的布了，一度带给了我打发时间的乐趣。在这以后我厌倦了这项工作，就把早上余下的三四个小时花在了研究植物学上，尤其是对林内乌斯系统的研究。我对这个系统是如此地热爱，以致我根本无法完全戒掉这个爱好，即便在发现这个系统的缺陷以后也无法戒除。这个伟大的观察家（据我看，路德维希也是如此），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从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角度看待植物学的人。但是他在风干的植物标本上投入了太多的研究精力，而少有投身于自然本身的怀抱之中的研究。而我的植物园就是整个岛屿，一旦需要进行或者证实某项观察，我就夹着一本书到树林或者草场上去：在那儿，我扑倒在即将要观察的植物旁的土地上，不紧不慢地观察它挺立在那儿的样子。这种方法极大地帮助了我，使我能够在植物受到人工培育和损毁之前了解它们处于自然状态的样子。据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医生法贡对御花园的植物了如指掌，对植物名也能脱口而出，但到了野外，他就显得很无知，再也认不出这些植物来了。这同我恰恰相反：我对大自然所造之物有所了解，对园丁培育的植物则完全无法辨识。
到了下午，我将自己整个地交给了我那悠闲懒散的个性，我总是听凭一时的冲动来行事，毫无规则可循，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很多时候，碧空如洗，一吃完饭我就跳上一只小船（岛上的会计教过我怎样用一只桨划船），一直划到湖心。一离开湖岸，我就感到莫名的欢欣。我无法解释或者理解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许这是在暗自庆幸从此以后就可以逃脱恶人之手吧。我就这样一个人在湖上乱转，有时候离岸很近，但从来不上岸。很多时候小船听凭水流和风势的摆布，任意东西，而我则沉入一种漫无目的幻想之中，尽管傻傻的，却感到心旷神怡。有时候我冲动地大声嚷嚷：“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我在您的单独庇护之下！这儿没有什么狡猾奸诈的人夹在我和你之间了。”就这样，我飘出陆地足有半法里了。我真希望这个湖是一个海洋。然而，我的狗不像我这么喜欢在水上作长途旅行，为了讨好这只可怜的狗，通常我还是遵循着一个明确的计划的。登上小岛，在那里闲逛上一两个小时，或者在高地的草皮上舒展四肢，畅享欣赏湖光山色的乐趣，观察和解剖我够得着的所有植物，如同鲁滨逊一样，为自己在这个小岛上建造一个幻想的栖居之地。我对这个小区非常依恋。当我能把戴莱丝、会计的妻子和她的姊妹们带到那里散步的时候，我为能做她们的领航员和向导而感到多么的自豪啊。我们郑重地带了一些兔子到岛上来繁衍生息。这是让雅克的又一次盛会。从那以后我来这里的次数更多了，心中的愉悦也更多了，因为我想探访一下这些新居民们此后的发展迹象。
除了这些消遣，我还有另外一个可供消遣的方法，就是乡村生活的消遣，它让我想起在沙尔麦特的那段幸福时光，而这个季节也特别适合这种消遣。我们收获水果和蔬菜，戴莱丝和我都非常开心地同会计及其一家分享采摘果实的乐趣。我记得有一个叫基什贝尔格的伯尔尼人前来看我，发现我坐在一棵高大的树上，腰上围着一个口袋，装了满满一口袋苹果，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动弹了。我并不为此感到丢脸，以后的几次也是这样。我希望这些伯尔尼人，再看到我是如何度过我的闲暇时光，就不再想着打扰这份宁静了，这样我就会平静地、与世隔绝地生活下去。我自己主动选择这种幽居生活，我宁愿被他们关在岛上。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更加可以肯定，我以后的生活不会受到打扰了。
现在作的忏悔，读者肯定不愿意轻信，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揣度我，虽然通过我的整个生命历程，他们已经看到了我的内心情感几乎与他们的完全不同。最为反常的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情感，就否认我会有所有美好的或无所谓的感情，他们总是把坏到不可能在人的心里面产生的感情强加给我。他们非常容易把我放到与自然矛盾的地位，使我成为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对他们来说，只要可以给我抹黑，没有什么荒谬的事情是难以置信的；而任何能给我带来荣誉的不同寻常的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会怎么认识或怎么说，我将继续如实地展示让雅克·卢梭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所思所想，既不解释或者证明他的情感和思想的独特性的合理之处，也不去追究别人和他的想法是否一样。我对圣皮埃尔夫人太喜欢了，在岛上也过得很舒服，我不断地把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寄托在这个岛上，我决计永远也不离开它。被迫到邻近的讷沙泰尔、比埃纳、依弗东和尼多进行的拜访，已经让我厌倦了。在岛外度过一天，仿佛就把我的幸福削减了一点；出了湖的范围，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另外，我过去的经历已经使我如惊弓之鸟。我只需要一点东西来愉悦和安抚我的心，同时也随时准备失去这些。我想在这座岛上终了此生的热切愿望，同我害怕被从这座岛上赶走的担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习惯于每天晚间到湖岸坐坐，特别是湖上不那么安静的时候。浪花在我脚下飞溅，让我感到一种奇特的乐趣。对我来说，它们就代表了世界的纷争和我居所的安宁。有时候，我被这种愉快的想法深深打动，不禁潸然泪下。我热爱并享受着这种安静，惟恐失去这份宁静的担忧困扰着我，这种不安的感觉破坏了这如此美妙的平静。我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太稳定，我实在是担心朝不保夕啊。啊！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够用准予我离开小岛的许可——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个许可——来换取永远滞留岛上的保证，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为什么不能被迫留在这个岛上呢，而不是人们勉强容忍我住在这里？那些容忍留我在岛上的人随时可以把我撵走；我能指望我的迫害者看到我在这儿过得很开心，就继续让我在这儿开心地过下去吗？我被允许住在这儿是远远不够的；我真希望可以被判决或者被迫留在这座岛上，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被别人撵走了。我满怀钦羡地看着快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阿尔贝的城堡里，他只要想快乐就能够变得快乐。我不停地让自己陷入在这些思虑当中，陷在新的风景即将临头的恐惧不安中，最后我开始怀着不可思议的热切心情希望，我的迫害者判我在这个岛上终身监禁，而不仅仅是容忍我住在该岛。我可以发誓，如果我可以决定让自己得到这个判决结果的话，我会非常乐意这么做的，因为我千百次地期望在那里度过余生，而不希望被撵出小岛。
一语成谶，我的担忧不久就变成事实了。就在我万万想不到的时候，我收到一封来自尼多法官的信，圣皮埃尔岛属他的辖区。在这封信中，他代表他的上司向我传达了离开该岛，并离开该邦的命令。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没有什么比这道命令更加不自然、更加不合理、更加出人意料的了。因为我宁愿把我的忧虑看作是一个受到不幸惊扰的男人的不安，而不是什么基于一丝一毫蛛丝马迹的预感。我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让最高权力机关默许我；他们也允许我在岛上安心地住下来；几个伯尔尼邦人和法官本人都来看过我，他们表现出的友谊和关注曾经让我深受感动。然而，天气这么糟糕，此时将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驱逐出去，毫无疑问是太野蛮了——所有这些因素都让我和其他许多人认为，这道命令一定是弄错了，那些不喜欢我的人一定是故意要选在葡萄收获的季节和参议院休会的时机，给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如果我因当时一时气愤而冲动行事，我可能马上就走了。但是我能够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冬天将至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计划，没有做任何准备，没有向导也没有马车，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除非我准备把我的文稿、私人物品、所有物件都扔下不管，我需要时间来打点一下，但是驱逐令中既没有说给我时间，又没有说不给我时间。祸事连连的日子已经开始软化我的勇气了。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我天赋的自尊心成了被迫要做的事的奴隶；尽管我心中颇有微词，但我还是不得不厚着脸皮请求准许我推迟离开。这道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给我送过来的，我向他解释了一下我之所以这样请求的原因。在他的信中，他对这道因公下达给我的命令的不满溢于言表，并深表遗憾。他的信中满纸都表示出痛心和尊敬，似乎是在友好地邀请我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我的确也这么做了。我毫不怀疑，我的信可以让这些不义之人睁开他们的眼睛，认识到他们的野蛮行径，即使不撤销如此残酷的一个命令，至少也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推延时间，或许会准许我滞留整个冬天，给我时间准备一下退路，以找到另一个藏身的地方。
在等候他们回信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我的处境，思考着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感到各个方面都困难重重，懊丧使我尤为伤心，而此刻我的身体又是这样虚弱，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而我的绝望造成的后果，就是把我脑中仅有的一点机智聪明都剥夺走了，我成功脱离这样的悲惨处境就是不大可能的了。不管我将到哪里去避难，很明显，我怎么都免不了遭到他们用于驱赶我出去的两种可能的手段的算计：一种是暗中耍手段策动当地民众起来反对我；另一种是不给出任何理由就公开地使用强制手段把我驱逐出境。因此，除非天气允许我到力所不及的远方去寻找，我是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安然避免打击的藏身之所的。所有这些顾虑使我的思维回到了刚才我正酝酿的念头上来了。我指望着，也建议我应该被判终身监禁，而不是驱赶着我不断地在大地上流浪，不断地把我从自己选定的避难所中驱逐出来。第一封信发出后两天，我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向当局提出建议。伯尔尼邦对这两封信的答复是一道命令，措辞相当严厉也相当庄重，命令内容如下：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圣皮埃尔岛，离开一切或直接或间接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永远不得再次入境，否则将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
可怕的时刻。迄今为止，我曾多次遇到过更加深重的痛苦，却从来没有过如此大的困窘。但是最折磨我的，莫过于不得不放弃我期望已久的在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是时候叙述一下这个命中注定的灾难性事件了。此事让我的灾难达到了顶峰，并且使一个不幸的民族也同我一起崩溃了，而这一民族的很多发展中的美德，原本有希望使它在某一日与斯巴达和罗马媲美的。在《社会契约论》中，我认为科西嘉人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他们是欧洲惟一一个没有被立法断送的民族；我还指出，如果科西嘉人能够有幸找到一个英明的导师的话，世人应该对这个民族寄予巨大的期望。一些科西嘉人读到了我的作品，对我谈到他们时的那种敬仰的口吻十分欣赏。他们正全副身心地忙于建立共和国，有几个主要领导人主动来向我征询对这项重要工作的看法。有位叫布塔弗哥的先生，是当地一个大家族的后代，在法国的皇家意大利团任上尉一职。他曾经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是我要求他给我以便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了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一项工作非我所能及，但是我认为我在弄到了掌握基本情况所需的材料之后，就不应该拒绝为这项伟大而又高尚的工作尽绵薄之力。我给他俩的答复大意就是以上这些，并且这种通信往来一直持续到我从圣皮埃尔岛离开的时候为止。
几乎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法国要向科西嘉岛派兵，而且已经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此次派兵让我感到忐忑不安，我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件事情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要我为这项工作——为一个民族建制立法——投注精力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是荒谬可笑的。因为这项工作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和心态，而此时，这个民族已经快要被征服了。我并没有向布塔弗哥先生隐瞒我的这种不安，但他却叫我不要担心，并向我保证，如果这个条约中有任何条款有害于他所属民族的自由，像他这样的好公民是不会继续为法国尽职的。实际上，他对科西嘉立法工作的热忱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联系，使我对他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当我听说他经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和舒瓦瑟尔先生有些往来，这样我就只能相信他的确掌握了法国宫廷的真正意图，但他让我自己去参透这一点，不肯在信中公开地表露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