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罗斯福已卒，杜鲁门代为美国总统。七月，与斯大林、邱吉尔会于柏林西南的波茨坦行宫。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自此发出宣言，劝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中申明实施开罗会议的条件：惩办战争罪犯；摧毁日本足以武装军队的工业；铲除其反动势力，而扶翼其民主势力。为此之故，盟国的军队须占领日本之地，至达到目的方行撤退。日人仍负固不服。八月六日，美人投新发明的原子炸弹于广岛。九日，又投诸长崎。苏联亦于是日对日宣战。日人知无可挣扎，乃于十日接受中、英、美的宣言，惟要求保存其天皇。盟军由美国代表中、英、苏答覆。申明日本天皇及其政府的统治权力，当置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下；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当依其人民自由表示的意思决定。日人也接受了。美国乃以其海军将领麦克阿瑟为最高统帅，于九月二日，与中、英、苏、澳、加拿大、法国、荷兰、纽西兰九国，在东京湾美舰上受日之降。其在我国的军队，则由我最高统帅蒋中正委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代表，于九日，代表英、美、苏三国，在南京受日之降。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地，而东北三省除外。苏军自宣战后，即攻入朝鲜及伪满。伪满国主溥仪出走，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为苏军所俘，伪满亡。二十日，日关东军皆降于苏。整个的战事，至此胜利结束。
三十九、实施宪政和中苏交涉
抗战胜利了，建国的工作，却有待于努力的还很大。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计划，本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由党取得政权；训政时期，代国民行使；至宪政时期，乃还诸国民，而宪政的实行，则以地方自治的完成为断。后来舆论多主提早实施宪政。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乃拟定《宪法草案》，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并选出代表，期于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十二日召集。未及期而战事作。二十七年(1938)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在实施宪政以前，先设立国民参政会，以为代表民意的机关。然舆论并不以此为已足。三十二年(1943)，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议决：于战事结束后一年，召集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三十四年(1945)元旦，蒋主席宣示：本年内如军事形势许可，决于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而共产党及民主同盟等政党，对于《宪法草案》，未能同意；对于国民大会代表，则谓其选出业已十年，未能代表民意；且对于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亦有异辞。其所要求者，则为在宪政实施之前，先成立一个包括一切民主成分的联合政府。共产党自西安事变以来，虽与政府合作抗敌，然其军队仅名义上属于政府，其所据之地，及其在敌后所建立的根据地，即所谓解放区者，亦皆自有其政权。政府屡与商谈，欲求一统一的办法，未能有成。及日寇投降，共产党又因受降问题，与政府发生争执。说到此，则又宜先叙述东北之事。
当三十四年(1945)二月间，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会议于雅尔达，曾订立协定。苏联担任于击败德国两三个月之后，对日本宣战，而英、法承认苏联：（一)收回库页岛南部，占据千岛群岛；(二)恢复帝俄在东三省的权利；(三)对于外蒙古的现状，加以保存。(二)(三)两项，皆关涉中国，罗斯福允采取措施，征得蒋主席同意。及八月十四日，我国遂与苏联订立《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日作战。战后共同防止其再事侵略，一方受日攻击，他方当与以援助、支持。苏联别以照会，申明东三省为中国的一部，承认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新疆自三十三年(1944)以来，哈萨克族与政府军队有冲突之事，苏联对此，申明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中国则以照会声明：外蒙人民，屡次表示愿望独立，对日战事终止后，如其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与以承认。别立三协定：(一)合中东及日人所谓南满铁路者，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二)以大连为******，指定码头、仓库等设备，租与苏联；(三)旅顺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由中、苏两国使用，其防护则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为之。此三协定，其期限皆为三十年。别立协定，规定苏军进入东北后与中国所派行政人员的关系。并以记录表示胜利后苏军撤退的日期。东北既下，中国遂改其地为九省二市，派员前往接收。此时关于受降问题，政府和共产党之间，既有争执，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及军队，亦未能顺利进行。政府军与共产党军，在多处发生冲突。形势极为紧张。蒋主席乃电邀共产党主席******至重庆，举行协议。决议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在实行以前，先邀请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开一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军队改编之法，则由军政部、军令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协议。于国庆日发表声明。全国闻之，无不欢欣鼓舞。然尔后情势仍未好转。而我国是时，不徒东北系借苏联之力恢复，即内地受降、遣俘，亦借美国军队协助。美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谓：“国内事务，虽应由各国民自行处理，然本世纪来的情势，显示任何一地不克保持和平，全世界的和平立受威胁。因此，美国及所有联合国家，咸认中国应取和平协商方法，调整内部争议。”外交上的形势，亦很紧张了。
此时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氏来华，乃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别立一三人小组会议，由马歇尔及政府、共产党代表各一人组织之。议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解除日军武装，遣送归国之事，而设军事调处执行部以执行之。政治协商会议，亦赓续开会议决：依去年国民政府命令，国民代表大会于三十五年(1946)五月五日召开，从前选出的代表仍然有效，而增加东北、台湾、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各新代表。其权，限于制定宪法。《宪法草案》，则别设审议委员会，加以修改，以备国民大会的采择。宪法制定后，行使宪法的机关，限于六个月内召集。在宪政实施之前，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增加委员名额，以容纳国民党外之人。又制定《和平建国纲领》，以为实施宪政前施政的准绳。《纲领》中明定：遵守三民主义，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合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都平等、合法，保障人民自由，缩编军队。自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之后，各地冲突已渐次停止，交通亦渐次恢复，遣俘之事亦在加速进行之中。惟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各项，尚未能悉数实施。东九省苏军，于四月中撤退，政府接收工作，仅及沈阳，自此以北，军队亦仍有冲突。国府已于五月五日还都。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之中。为国民的，很希望其能顺利完成，使建国的工作，得以急起直追的精神赴之了。
至于外蒙则于三十四年（1945）十月二十日起，举行公民投票，多数主张独立，政府业经予以承认。此事似乎丧失领土，然在历史上，如外蒙等地的隶属，本来徒有其名。自前清末年以来，因政治的不善，外蒙和中央政府纠纷迄未解除。逮为白俄所陷，其国的国民党起而加以驱逐，实际上遂成独立。两族间纠纷多的，必一度分离，乃能扫除旧有的葛藤，重建良好合作的基础，正不必徇名而忘实了。
四十、目前的情形和未来的展望
抗战八年，幸获胜利，善后之计，自然刻不容缓，善后之计，莫如兵、财，而二者又互相关联着。
当抗战之际，我国军队，数达五六百万。此固足表示我国国力的雄厚，然在现代，兵器改变了战术，工业的发展决定了兵器。非有新式的配备，是断不足以言战的。我国在抗战时期，将士非不忠勇，然正式的打击敌军，收复失土，必有待于缅北战役以后，即其明证。所以目前之务，必须缩减军额，而求其配备的完全，训练的精到。好在整编的方案，在三人小组会议中，业已议有办法。当战争未结束时，美国拟助我训练有新式配备的军队三十九师，至胜利来临之日，成者已达十九师，现在仍拟训练完成。海、空军亦由美国协助，在建立扩充之中。如能完成，我国的兵力，就可以焕然改观，而担负起保障世界和平的责任来了。
至于经济情形，则以我国抗敌之久和战区之广，所受的创伤自然是很深的，但亦有可以乐观之处。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来偏在沿江沿海一带，此次抗战，根据却建立在内地。新式工业，有一部分迁移到后方。旧式的工业，亦以合作社等方法经营，而渐见发展。从今以后，当可逐渐矫正偏枯之弊了。东北及台湾，被敌人占据得很久。抗战以来，敌人在华北设立振兴公司，在华中设立开发公司，所经营的事业颇多，且多能利用现代的经营方法。现在被我缴获，亦于我国的经济进步有裨。我国现在的急务，在于工业化。所谓工业化，就是利用现代机械之力，而不再限于从前的人力、畜力等。这包括一切生产事业，并非专指狭义的工业而言。关于这一端，我们自希望得到经济上先进之国的援助，而其进步乃快。在“九一八”以前，我国即有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设立。由国际联盟，与我以技术上的合作。当时敌人曾宣言反对，可见其与我国的前途关系之大。抗战胜利之后，我国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从事于决定计划，制作方案，以利用全国的资源。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即将于此等计划方案之下与我合作。我国的形势和美国最相像。地形的平坦不如美，而复杂则胜之。人力的充裕，则远超过美国创建之时。现在所可利用的资本及技术，亦速非美国创建时所能比拟。美国自创建至兴盛，不过数十年，我国的繁盛，苟能善自为之，亦必可立而待了。
外交上的情势，亦在好转之中。国民政府虽努力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因为国势所限，实未能推行尽利，如关税虽云自主，卒受日本的压迫，订定了名为互惠而实则有利于彼的税率；领事裁判权的撤销，更因“九一八”之变而未能实行，即其明证。太平洋战争起后，我国和盟邦的关系密切了，侵略主义的不合理，各国亦更有觉悟。英、美二国，乃于三十二年(1943)一月十一日，同时与我订立新约。将领事裁判、沿海及内河航行、得在我境内驻兵及租界等非法的权利，概行取消。此后和我订立新约的，又有多国，都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不平等条约，到此才真算取消了。
国际大局，在战后亦现出光明。当三十年(1941)八月，英、美两国，业经宣布了《大西洋宪章》。太平洋战争发动后，更觉有扩充其范围的必要。三十三年(1944)八月，我与英、美会议于美京附近的邓巴顿，始讨论《联合国宪章》。三十四年(1945)二月，克里米会议中，又谈及国际安全当设保障。四月，联合国全体在旧金山开会。六月十六日，遂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机构，大会而外，有安全保障理事会，以常任理事国五，即我与英、美、苏、法，及选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六组成。国际纠纷，和解乏术，即得运用外交和经济制裁。并得要求所属的军事参谋委员会，对侵略国采取行动。而军事参谋委员会，则得运用加盟诸国的陆、海、空军。其维持国际的和平，较诸国际联盟，力量要强得多了。又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调剂各国间食粮、货币、投资、劳工等问题。有国际信托统治委员会，以统治(一)旧国联委任统治，(二)新自敌国分离，(三)会员国自动托治之地。虽其办法还有些和国联的委任统治相像，然其统治须顾及被统治之国的利益，且须受其他国家的监察，也进步得多了。此外列国互助的组织，又有善后救济总署，以三十二年(1943)设立于美国，我国亦设有分署。是年布里敦森林会议，又订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两协定。前者以供给长期间的资金，后者以稳定各国间的货币。真利必存于两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及二十年而大战又作，法西斯主义的扰乱，固为其一因，而各国在经济上缺乏调剂，竞以关税壁垒，汇兑倾销等政策，互相争斗，实亦为其重要的。原因。这次战后，列国能注意及此，未始非一线的曙光。我国为五强之一，其责任自然也相当重大了。
中国在国际间地位的改善，及其前途无限的希望，实缘其艰苦的奋斗有以致之。论者或以此次的胜利，中国并未能用兵力将敌人驱逐出境，疑其实系倚赖盟国之力，这是错误的。竞争的胜负，本非专决之于军事；即以军事论，我国亦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三十四年(1945)国庆日，美国的军事评论家曾撰文以贺我，他说：“中国的崛起，当归功于其保持民族自由的决心，及其人民与军队的精神。二年前，远东的局势为联合国阵线中最黑暗的一面。在苏联保守中立之时，联合国的援助，几乎完全隔绝。日本有大批的新式战具，中国则缺乏重兵器及货车、铁路、车辆等。英、美兵工厂虽有上述物资，然只有一条脆弱的、长五百英里、由阿萨密自空中越喜马拉雅山至云南高原的生命线，仅能运少数汽油、炸弹及子弹，以供给空军分队，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战具，则无法尽量供给。然在此时期内，中国的精神绝不少馁。当时中国的情形，许多人认为绝望，易以他国处此，必早已崩溃，而中国人毫不失望。此种精神，证明中国为联合国主义的堡垒。假若中国崩溃，则日本可任意吸取中国的资源，而大增实力；欧洲战事结束后，英、美军虽可调攻日本，日本军阀亦可移至中国，继续抵抗。果尔，盟军所付的代价，将不堪设想。而中国并未崩溃，以其最后的力量，努力抗战，绝不稍懈。中国的英勇，诚将留为人类历史上的胜绩。中国对于结束战争的贡献，将为其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外人之称道我者如此，我们亦不该妄自菲薄了。但抗战的胜利，只奠定了建国的基础，建国的前途，须待努力之处还很多，我们正不可不格外奋勉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