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景两帝，全面推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致力于经济发展，注重人的道德思想教育。在轻徭薄赋的同时，又实行轻刑薄罚，废除苛法，使人知耻自重，自觉遵纪守法。在宽松刑法下，百姓既在精神上获得一定解放，又在肉体上免遭摧残和羞辱，使人的才智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国家也从而得到安定。
自战国以来，随着地主阶级级的兴起，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受到普遍重视，各国纷纷任用法家，变法图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终于使秦国并吞六国，海内为一。但是，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核心，把法家思想极端化，使国家走进了死胡同，“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法家政治主张与社会实践，皆达到历史的高峰，随之而来的便是从高峰上跌落下来，走向自己的反面，“天下愁怨，溃而叛之”，遂陷于绝境。
秦末大起义，既是广大民众反抗秦朝暴政的斗争，也是对法家思想的大扫荡，任何刻峭寡恩、专制独裁，在愤怒的民众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令后继的西汉政权时刻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对人民让步。
先是刘邦入关后，首先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以顺应民心，聚集反秦力量，壮大了队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简单的几条法规，可能包治一切，“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网漏吞舟之鱼”，使坏人逍遥法外。于是，“相匡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部分地恢复了秦法，甚至秦法中最残酷的“夷三族”之令，继续付诸实施，使“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同样是黥、劓、刖、宫、大辟五刑俱全，其严酷栏爱并不逊于秦时。《晋书·刑法志》称：“萧何定律，除三夷连坐之罪。”但是，条令中没有的，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皇帝旨意就是法令，不受法律条文限锎。考于史实，吕后称制元年，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曾宣布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证明在吕后称制之前的两代，尚有夷三族之罪。妖言令即诽谤罪，凡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都有被定为诽谤罪之危险，轻者景官囚禁，重则杀头丧命，是一项阴毒莫测的法令。秦始皇曾以妖言诽谤的罪名，一次坑杀儒生460余人。西汉统治者虽多次宣布废除此令，仅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彻底废除，直到汉哀帝即位后，还鲺布废除“诽谤诋欺法”。因此，法律的宽松或严厉，是受社会矛盾的缓和或尖锐所制约，苛法的实行或废除，取决于社会矛盾，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意志的具体手段。
汉文帝即位时，西汉经：过二十多年休养生息，出现“民务稼穑，衣食滋烦”的发展趋势，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是以“刑罚罕用”。其一，在统治阶级内部，危害国家安定的诸吕势力被彻底铲除，皇权复归刘姓，政权得到巩固。其二，各同姓诸侯王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但因各自忙于封国内部事务，积极储存力量，既不能直独与朝廷为敌，又形成不了联合对抗朝廷的力量，同中央的矛盾处于潜伏时期。其三，朝中将相皆为旧时功臣，个人利益阜已得到满足，同朝廷已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忠贞不贰地维护刘姓天下。统治集团内都相安无事，天下自然和乐太平，成为汉文帝废除苛法、几致刑措的先决条件。特别是朝中握有实权的几位大臣，斗争经验丰富，遇事沉着果断，尤其是对刘邦开创的西汉政权忠心耿耿，功劳显赫，在广大民众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诸如厚重少文的右丞相周勃，善为奇谋的左丞相陈平，能征惯战的老将灌婴，擅长律历计算的御史大夫张苍等人，皆经过秦末战争考验，遇事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不尚空论，讲求实效。其“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不唯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对巧舌如簧的辩士摒弃不用，故而其“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文帝置身这些三公九卿之中，不扶自正，欲走歧路而不能。良好的用人环境，极有助于主观愿望的实施，使其能够做到政尚简易、躬修玄默、轻刑薄罚、务劝农桑。在上者能顺民心，居下者愿为效力，其政令举措无往而不胜。故“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呈现出一度安乐祥和的历史瞬间。
先是文帝前元元年（前179），有感于法令严苛暴民，失于过当，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讨论废除收律、相坐法。文帝指出：“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但是，周勃、陈平却认为“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明确表示不同意废除收律和相坐法。接着文帝又对他们说：“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不仅坚持要改，并把法令不当的责任推到“吏”的身上。于是，周勃、陈平不敢再坚持己见，一面表示同意废除，一面称颂文帝盛德：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召，尽除收律、相坐法。此为文帝有轻刑之名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很难废除，相坐法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要封建社会存在，此法就不能废除。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中郎将张释之以贤能见用，迁升廷尉，掌管刑罚大权，处理诉讼。由于张释之持法严正，秉公无私，就连文帝不合法规的干涉也敢驳回，凡无真凭实据的疑案，一律从轻了断，故而使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张释之出任廷尉不久，发生一起惊驾案，由其处理。案情经过：“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张释之接过此案后，亲自审理传问，行人回答：“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听完行人诉说，张释之认为此人先听到避惊传呼，躲于桥下，而后触犯惊跸法令，按津当罚金四两，于是回奏文帝：“此人犯跸，当罚金。”文帝听后，很不满意，要求严惩，怒冲冲对张释之说：“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甚不以为然，完全是打算重刑厚罚的面孔。张释之据理相争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张释之极力维护法律尊严，使之取信于民。文帝被张释之说得无言以对，很久才说出一句：“廷尉当是也。”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首先应遵法醇谨，执法公正。世风良莠，治安好坏，直接与统治者的执法有关，即使有好的法令，而不依法办事，也等于没有。
行人惊驾案过后，又发生一起“盗高庙座前玉环”案，并很快便将窃贼抓获。文帝又一次动怒，将案犯交廷尉严治。张释之依据案情，衡以法令，很快作出判处：“案盗窃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文帝见奏大怒，斥责张释之说：“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文帝显然是要继续推行夷三族之法。此前，文帝亲自宣布废除此罪，当为定制，然而本身又有法不依，任意更张，属吏还有何法可守？张释之见到文帝发怒，赶忙脱帽磕头谢罪，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对于张释之如此坚持法令原则，不唯上命是从，文帝也无可奈何。随后，文帝又将此事告知薄太后，结果，还是认为廷尉判处正确，批准弃市。天下人见张释之敢于多次纠正文帝有法不依的行为，都称颂他持议公平，执法严明，不隗为一代贤能廉明的大法官，而文帝轻刑之名，不无掠廷尉之美。
汉文帝十三年，文帝下令废除肉刑，之所以颁布这个法令，是因为一段感人的故事。
“三王德弘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不如一缇萦！”班固的这首叙事诗充满了感情，讲述了少女缇萦以身赎父，感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