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进入了川陕边境。1933年初，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抵制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又重创军阀杨森，歼灭军阀刘存厚大部。这时，红四方面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当时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封建迷信势力盘根错节，各种帮会道门甚多，如扇子会、哥老会等，而且有的帮会还有自己的武装。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势力，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全力支援红军。当时的工作真是繁忙而又紧张。
1934年春，我在川陕工农革命学校学习。一次，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支农村工作队，到红江、长赤、木门等乡下工作。队长是罗华同志。我们分了3个小组，我任第三组的组长。我们到达红江县（现通江县平溪坝区），县委书记亲自接待了我们。县委书记是一位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妇女，头戴八角帽，穿一套干净的列宁式制服，皮带上别着一支小手枪，显得格外英武神气。她，就是张琴秋同志。一见面，她就热情地说：“非常欢迎同志们和我们共同战斗工作。”接着把各个区的情况，特别是妇女受压迫的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并给我们布置了具体任务：宣传扩大红军，动员民工送粮及机关送柴，妇女做军鞋支援红军，给贫苦农民分土地……当时，我们工作队的人都很年轻，没有工作经验，她就亲自带我们下乡，并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告诉我们：如有违犯，要受纪律处分。她严格要求我们，从不放松一件小事，连我们写的标语她都要亲自过目。在生活上，她和我们打成一片，亲自安排我们的吃住，和我们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屋，处得非常融洽、亲热。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张琴秋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往事历历，追忆起来，犹在眼前。
记得在长赤的一个晚上，山上燃起了火把，天空映得通红。张琴秋同志对我们说：“山上有情况，大家不能睡觉，要准备应战。”她迅速地把机关干部、赤卫队、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作了周密布置。不多时，敌人果真来了。国民党所部李家钰、田颂尧的被打散的部分兵力和地主的残余武装纠合在一起，想乘主力部队不在的空隙，袭击我们的基层政权。张琴秋同志不仅能文，而且能武。在她的指挥下，我们打得异常英勇，一举击溃了敌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打死敌人10余名，地主老财也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可威风啦，消灭了敌人，武装了自己。我们每人手持大刀长矛、短枪，披挂手榴弹，在场坝上公审敌人，庆祝胜利。
战斗胜利结束，张琴秋同志不顾疲劳，又亲自去看望伤员，告诉大家怎样护理，并让大家上山去找草药，给伤员洗伤口，使伤员早日康复。张琴秋对同志的体贴入微，在红江、长赤、木门一带传为佳话。一次，我们几个人患了重感冒，她把自己的床板让给我们睡，还亲自熬辣汤给我们喝，又隔一会儿来看我们出汗了没有。病中，我看见她在我们身边忙碌，至今回想起来还难以忘怀。
在张琴秋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白匪到处宣扬我们红军杀人、放火，如何如何坏。通过我们的宣传，做工作，老百姓真正了解了红军，躲到山里的老百姓纷纷回到家里，有几十个年青人主动要求加入红军。
在四川流传着“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枪”的故事。据1933年《中国论坛》第2卷第7期载：1933年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士在红军离通、南、巴北上时，率农妇赤卫队500余人，保护负伤红军300余人，驻于苦树（草）坝附近。有田颂尧部一团，由小路袭击，张率农妇应战。敌军官长发现红旗，见前山头有缠红布之农妇，即下令：“八百米处发现敌人，齐放！”士兵们却未发一弹。山谷中口号大震：“欢迎革命的士兵到红军中来！”“红军是打日本的先锋！”敌官长又下令“快放”、“齐放”，但士兵们仍不动。及团长率同马弁到来，以机关枪督战，不前进者即用机关枪扫射。
此时士兵大哗，其中有一下士向团长大声质问：“老子们打了几十年仗，从未见过保国卫民的军队，放着东洋人帝国主义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堂客（四川人称呼女人为堂客）打仗！真岂有此理！官长立即枪毙发言士兵。”不料突来一片“打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一时大乱，敌团长亦被绑，营长以上者无一人逃脱。此后，“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枪”被当时一些报刊登载，川陕苏区农妇赤卫队的声名大振。
张琴秋同志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军女干部和威武的指挥官。
（二）
1933年10月，国民党分六路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围攻。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为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连续作战。1934年秋，彻底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发动的“六路围攻”。在此期间，我在川陕根据地的王坪、沙溪嘴一带工作，又有机会见到张琴秋同志。
当时，我在川陕省经济委员会工作，就住在沙溪嘴红军后方医院里。有一天，一阵马蹄声传来，远处尘土飞扬，奔驰过来一行人马，到近处才看清马上坐的全是女红军。她们个个挎手枪，英姿飒爽，定睛一看，走在前头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常常想念的琴秋同志，她这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政委，是下来到各所属医院检查工作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封锁，我们的生活极为艰苦，粮食、盐巴紧缺，只能把黑豆、蚕豆磨成粉当主食；没有盐，就只能吃白水煮野菜。张琴秋同志为了使伤员早日康复，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伤员的伙食。同样是黑豆面，她给炊事员讲如何调剂得适合伤员的胃口。为了使伤员吃到盐，她通过各种办法，省下别的开支去买盐，心里时刻惦记着伤员。她到各个医院去检查工作，伤员一见到她犹如见到了亲人，我亲眼看到伤了腿的伤员架着拐杖从屋里挣扎着出门欢迎她，那情景是很动人的。伤员热烈欢迎她，不只是因为她在生活上关心入微，还因为她带来了欢乐，带来了歌声，带来了战胜困难的力量。我没想到，她不但会指挥作战，还善于歌舞。每到一地，她就会被伤员们围起来，为伤病员跳高加索舞。她还领着大家唱歌，唱得很动听。我听她唱过根据地的民歌《八月桂花开》，歌词是：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
光辉灿烂显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啦哈，
亲爱的农友们啦哈，
唱一支《国际歌》，
庆祝苏维埃。
她还唱过湖北民歌《穷人打柴歌》：
穷人多可怜，
没有粮食卖，
只有上山去打柴，
挑在街上卖。
这一声声唱到了大家的心里，把众人的心拢到了一起。
现在，每当我从舞台、银幕上看到塑造的红军干部的英雄形象，就自然联想到张琴秋同志，她那英姿勃勃的形象常常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展现，久久萦回。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部组成西路军，于10月26日奉命从靖远县渡黄河西征。张琴秋同志担任了西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在艰苦的西征中，她虽然有孕临近分娩，但仍然坚持随军行动。在月子里，她随军转战祁连山。在弹尽粮绝后不幸被俘，由于敌人没弄清她的身份，她和一批难友被押送西宁。马匪深知张琴秋英勇善战，对她恨之入骨，到处悬赏捉拿。张琴秋同志在其他被俘同志的掩护下，改名苟秀英，装扮成脏得不起眼的伙佚，避开了敌人的注意。虽然身陷囹圄，但她仍然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她经常在晚上利用敌人报纸上登的消息，向同志们讲当前的形势，使同志们知道红军又打了哪些胜仗，知道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红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张琴秋同志的启迪、帮助下，使我们这些被俘红军认识到西路军的失败，不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此时，党也在积极营救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周总理派张文彬同志到西宁看望被俘同志。张文彬见到张琴秋后，告诉她：“现在已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你们，你们要采取合法斗争，不要蛮干。”张琴秋同志及时地把这消息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受到了鼓舞。正当大家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秘密筹建地下党支部，有组织有领导地与敌人展开斗争之时，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同志的身份被暴露，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把她和另外两个女红军干部一块押送南京，向蒋介石请功。到南京后，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对张琴秋同志的处境十分关心，在当时国共已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经过严正交涉，终于把她营救出狱。
1939年8月，我在中央党校36班学习。张琴秋同志在延安女大任教育长。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寻找革命真理，抗战救国。所以女大的任务很艰巨，要把一批女青年培训成干部输送到前方。那时，女大分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张琴秋同志亲自给她们讲课，还经常深入到班里找学员谈心，做政治思想工作。普通班除了学马列主义一般理论常识，主要是学文化。张琴秋同志经常不顾白天工作的疲劳，晚上爬山到学员住处去帮助学员复习功课。
中央党校和女大只隔一条河，下午休息时，我常到河边散步，也常和张琴秋同志见面。那时我的文化程度低，她很关心我的学习，鼓励我说：“现在你们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首先要下工夫学文化，没有文化，要搞好工作是困难的。再就是要学好党的方针政策和历史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1941年，我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工作，张琴秋同志经常来机关办事，她对我仍然十分关心，她鼓励我说：“你现在有工作任务了，不可能像在党校那样有那么多时间学习，但不要因为工作忙就放弃了学习，要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吃力。”我参加革命时一字不识，后来能有一定文化，顺利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是与张琴秋同志对我的帮助、鼓励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后，张琴秋同志曾在全国妇联工作，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职。由于谢老和我在内务部工作，她曾多次找谢老谈到与内务部有关的工作问题，如改善纺织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等。她也极重革命情谊，对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总是关怀备至。她不止一次地向谢老讲，要为西征中牺牲的烈士建立纪念碑，将失散、流落的人员妥善安排。她同战争年代一样，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好作风。
如今，张琴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1个年头了，党中央为张琴秋同志在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她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仿佛看到张琴秋同志在九泉之下欣喜含笑的面容。新长征的大军浩荡前进，张琴秋同志精神永在，她仍然战斗在我们的行列中。
（王定国同志1993年的回忆，本文入编时有删节）
我的革命生涯
陶万荣
我叫陶万荣，1916年5月出生在大别山区的湖北麻城县乘马岗得顺寨一个穷苦农民家里。1924年，在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麻城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9月，王树声同志在乘马岗的东岳庙里建立了麻城县的第一个秘密农民协会。不久，北伐军攻下了武汉，湖北的广大农工热烈响应北伐军，纷纷起来斗争，黄（安）麻（城）两县最为热烈。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黄麻两县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由地下转为公开，党的特别支部也迁人县城，大规模的农民革命高潮出现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响彻城乡。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就是对这种革命形势的生动写照：
农民协会办起来，
千年奴隶站起来。
麻黄来了共产党，
穷苦大众把头抬！
我的父亲、哥哥都相继参加了农会，姐姐也加入了妇女会。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犹如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迅猛向前，冲击着军阀统治和封建势力。就在这关键之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先后叛变革命，分别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开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顿时，腥风血雨遍布城乡，白色恐怖笼罩四方。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和“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的反动口号下，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天，我姑父正在村里召开秘密会议，突然被敌人包围，姑父被捕，后在武汉惨遭杀害。一些来不及走的农会、妇女会干部被他们剖腹、挖心、分尸，残酷杀害。我父亲当时恰巧不在村里，幸免于难。敌人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屠刀斩不断长江水，乌云压不垮大别山。英勇的家乡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投入了战斗。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就是家乡人民的誓言：
哪朵葵花不向太阳？
哪个男人不向共产党？
任你白匪再猖狂.
烧我房屋抢我粮，
一颗红心永向党，
头断血流不投降！
1927年秋天，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我们家乡，11月13日，黄麻两县的“秋收暴动”胜利了，两县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革命声势空前高涨，我父亲和姐姐分别担任了乡苏维埃和县妇女会的领导，哥哥参加了红军。在革命烈火的熏陶中我也渐渐长大了。
1926年，13岁的我担任了乘马区儿童团团长，领着小伙伴们打土豪、斗地主、站岗放哨、传递信件、帮助红军家属拾柴、担水。一次，我们儿童团因在追剿反动红枪会匪徒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了上级的嘉奖。这一年，我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春，我调到少共麻城县委工作，同年4月，中共鄂豫皖地区特委成立，郭述申同志为特委书记。红军也统一了领导，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从此，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1930年秋，我又调到少共鄂豫皖特委做儿童工作。
1931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少共鄂豫皖特委改为省委，由沈泽民任省委书记。省委准备让我去红安县负责搞儿童工作，正好这时四方面军军委举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向省委要五人去学习，我向领导申请去学习，被批准，我来到了训练班所在地——河南新集。班上有学员和干部100余人，其中现在仍健在的有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陈福郭、徐明德、马志六、耿习祥等人，我学的是报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