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西湖孤儿佛门僧宝
一、“自小孤苦无依，流落在庙里做小和尚”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几乎同时，此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疾速崩溃的非常时期，政治黑暗腐朽，西方文化像山洪暴发一样冲击着中国大地，对社会的改良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革命，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革命情结”。在以革命为主流的时代，也有人想从改良的方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
明开法师就是这样的一位立志佛教改良的当代高僧。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风雨声中，大清王朝正在走向灭亡，觉醒的志士仁人要用鲜血铸造一个新中国的时候，他来到了人世间。综观他的一生，都在为改革中国汉传佛教的弊端，使其与新社会相适应，奋斗了一生。
明开法师，俗名徐德贤，祖籍浙江绍兴，生于1910年农历正月初三日，在杭州西湖边长大。明开法师在1972年2月13日写的《徐德贤的经历》中是这样描写他的青少年生活的：
我名徐德贤，以前做和尚的名字叫做明开，现年63岁，原籍浙江绍兴。家庭出身是工人，父亲是创烟工人，母亲是摇丝工人，舅父是摇船工人。
1910年，我1岁，由父母从绍兴带我至杭州西湖昭庆寺前住。
2岁丧父，6岁丧母，依舅父生活。10岁时舅父溺死，寺内一僧（即我的师父）怜我孤苦无依而病弱，带我到寺内做了一个时候的小香伙，当家和尚嫌我倭小病弱，不要。到舅父工作过的那只船上依舅父的表弟过活，也嫌我倭小病弱，不能做事，不仅讨厌，甚至打骂，到16岁时坚决不要我在船上。由师父带我至寺内做小和尚，到17岁（1926年）在寺内受戒，正式做了和尚。
从明开法师的简练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与佛门非常有缘，青少年时代是在西湖边的昭庆寺文化圈里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环境，才使明开法师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没有踏上革命之路，而是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就当时的社会气候而言，连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都要告别传统，走清末新政之路，在十来年之中，保皇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分别上演了慈禧太后流亡、还都、天足运动、选派游学、废除科举、奖励实业、派五大臣出洋、溥仪登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孙中山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鉴湖女侠、黄花岗起义、武昌首义、清帝退位、民国诞生、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这一切都是在维护传统和反传统之间进行的。民国成立以后，政治上的保皇传统蜕变成文化保守主义，新革命传统演变成文化自由主义，反传统文化的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强音。通过录音资料，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听到孙中山那呼唤革命的时代声音：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的强国，为什么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了呢？因为我们的国民都睡着了，我们中国人要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大家要醒醒，醒醒！
但是，明开法师虽然出生在鉴湖女侠的故乡，却没有响应孙中山的呼唤，走上革命之路。这是因为，他一出生就与维护传统文化有缘。当他1岁的时候，就“由父母从绍兴带至杭州西湖昭庆寺前住”。牙牙学语，就在昭庆寺的晨钟暮鼓声中开始熏习佛法了。在“2岁丧父，6岁丧母”成为“西湖孤儿”以后，开始“依舅父生活”了4年，到了“10岁时舅父溺死”，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怜他“孤苦无依而病弱，带到寺内做了一个时候的小香伙”，实际上是出家当小沙弥。根据明开法师在1972年为苏州园林管理处填写的《职工登记表》的记载，他当小沙弥的生活经历只有1年，即在13虚岁时。该登记表记载如下：
明开法师的父母之所以在他刚一出生就迁徙到杭州昭庆寺前居住，这与他们的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昭庆寺在明清以来，是西湖边的商业中心。兹引张岱（1597—1679）在《西湖香市记》里的一段话为证：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引者按：杭州民俗以阴历二月十二日（一说初二日或十五日）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昭庆寺在西湖春三月的这种“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的商业氛围，为明开法师的父母和舅父被雇佣为创烟工人、摇丝工人和摇船工人提供了衣食来源，他们靠出卖劳动力来抚养明开法师。同时也说明明开法师从1—12岁一直生活在杭州西湖边的昭庆寺信仰圈内，对佛法耳濡目染可谓深厚，所以当他舅父被溺死以后，他就被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收为徒弟，做了一年照看香火的小沙弥，后因“当家和尚嫌”他“倭小病弱”，被迫回“到舅父工作过的那只船上依舅父的表弟过活”了3个年头，最终舅父的表弟还是用昭庆寺当家师同样的理由，把他撵走了事。就在此时，还是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慈悲，再次带他“至寺内做小和尚”。这说明明开法师与昭庆寺的因缘殊胜。从1岁到16岁，一直生活在昭庆寺蕴涵出来的佛教信仰氛围中，涵养出了他的佛教情操，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家为僧之路，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佛门僧宝。
二、“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
明开法师在昭庆寺的正式出家生活，在他1972年所写的《徐德贤的经历》里记载得十分清楚。他说：
到16岁时……由师父带我至寺内做小和尚，到17岁（1926年）在寺内受戒，正式做了和尚。
又据明开法师在1972年填写的《职工登记表》的记载，他实际上在昭庆寺生活了3个年头。该登记表记载如下：
明开法师在16虚岁（1925年）时由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剃度为僧，并赐法名明开，字真源。17虚岁时在该寺受戒。19虚岁（1928年）时离开昭庆寺，到“常州天宁寺学经”。
明开法师在昭庆寺的这3个年头里，接受了汉传佛教的传统教育，涵养出了他的佛教性格。这是因为，昭庆寺是东南地区着名的律宗道场。张岱在《西湖梦寻》卷一《西湖北路·昭庆寺》里云：
昭庆寺，自狮子峰、屯霞石发脉，堪舆家谓之火龙。石晋元年始创，毁于钱氏乾德五年。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立戒坛。天禧初，改名昭庆。是岁又火。迨明洪武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奉敕再建，廉访杨继宗监修。有湖州富民应募，挈万金来。殿宇室庐，颇极壮丽。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乱，恐贼据为巢，遽火之。事平再造，遂用堪舆家说，辟除民舍，使寺门见水，以厌火灾。隆庆三年复毁。万历十七年，司礼监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而两庑栉比，皆市廛精肆，奇货可居。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东香客及乡村妇女儿童，往来交易，人声嘈杂，舌敝耳聋，抵夏方止。崇祯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及至清初，踵事赠华，戒坛整肃，较之前代，尤更庄严。一说建寺时，为钱武肃王八十大寿，寺僧圆净订缁流古朴、天香、胜莲、胜林、慈受、慈云等结莲社，诵经放生，为王祝寿。每月朔，登坛设戒，居民行香礼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庆。今以古德诸号，即为房名。
这说明昭庆寺自“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立戒坛”以来，虽然时毁时建，但它的律宗道场地位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始成为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汉传佛教寺院中保存下来的戒坛，规模最大的是北京戒台寺的戒坛和泉州开元寺的甘露戒坛。此外，就是杭州昭庆寺的戒坛。昭庆寺戒坛始于宋太平兴国元年（978）建的万寿戒坛，后经重建，成为江南着名的戒坛。
正如林子青所说：
明代中叶，封闭戒坛，受戒轨则遂遭废弛（《百丈清规证义记》
卷七）。至万历间，如馨于南京灵谷寺，重兴南山，开坛传戒，三昧寂光继之，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弟子见月读体参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遂为近代传戒的典则。同时三峰法藏撰有《弘戒法仪》一卷，盛传戒法于江南；清初终南山超远加以补充，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见月弟子书玉弘律于杭州昭庆寺，撰《二部僧授戒仪式》及《羯磨仪式》，有了这些着作，传戒的体制乃渐备。
由此可见，昭庆寺是明清以来重要的律宗道场。明开法师在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气氛十分浓厚的寺院出家为僧，一开始就造就了他严持戒律的规范，奠定了他高尚的僧格，成为他以后弘法护教的动力。
贰丛林参学师承太虚
一、“学习经书有困难，因为不识字”
明开法师出身贫寒，从小失去双亲，没有上学的机会，所以到19虚岁时，才开始学习文化知识。正如明开法师在《徐德贤的经历》里所云：
受了戒，有了戒牒，可以到各处寺庙申请居住。自己想到父母去世早，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但是学习经书有困难，因为不识字。听说常州天宁寺有学戒堂，里面读书的都是小和尚，我就到常州天宁寺（1928年，19岁）住学戒堂，课程是四书，宗教仪式，清规戒律，而且要动辄打人，我住了一年。
由此可见，明开法师对佛教和过世的父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要“好好地做个和尚”，做和尚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要为已经去世的父母“多念些经”，把他们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尽人伦孝道，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也是做出家僧人的底线。但要想“多念些经”来尽孝道，就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行，否则就无从做起。就在“因为不识字”
而“学习经书有困难”的时候，“听说常州天宁寺有学戒堂，里面读书的都是小和尚”，他就从杭州昭庆寺北上到常州天宁寺（1928年，19岁）住学戒堂。
学习的课程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佛教仪式、清规戒律。当时主持天宁寺的是寿冶大和尚，他是民国时赫赫有名的禅宗宗师，提倡禅教并重的天宁寺家风，把天宁寺学戒堂的规矩定得很严，对学僧“动辄打人”，从中可以窥见天宁寺学戒堂的严肃学风。
常州天宁寺始建于唐代贞观、永徽年间（627—655），由禅宗牛头禅的创始人、金陵牛头山幽栖寺法融（594—657）禅师开山。唐天复年间（902—904），维亢禅师正式建寺，名“广福寺”，至唐朝末年，改名“齐云寺”。至北宋熙宁三年（1070）神宗皇帝下诏书，命令全国各州郡都建崇宁寺，因而又称为“万寿崇宁寺”。北宋政和元年（1111），皇帝下诏改为“天宁寺”，南宋绍兴七年（1137），又改名为“报恩广孝寺”。不久，再改名为“光孝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皇帝为纪念被俘、死在金国的北宋徽宗皇帝，下诏改“崇奉徽庙道场”。元朝至元年间（1335—1340），仍复称“天宁寺”，沿用至今。天宁寺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一直是着名的禅宗道场，但在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戒润律师来寺住持，开坛传戒，曾一度改为律寺。但不久纪荫禅师前来秉拂，仍复禅宗临济法派，至今三百余年，禅宗门庭未尝改易，与镇江金山江天寺、扬州高珉寺、宁波天童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
明开法师在1928年来天宁寺学戒堂求学时，正值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反迷信风气盛行。尤其是电影《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掀起了武侠片浪潮，三年内共拍摄了18集续集。但这是一部拿僧尼开心的低俗的武打片，在社会上给80万僧尼的感情和人格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国民政府高官和学者掀起的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密切配合，佛教界被迫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来自保。这种自保措施，基本上沿用了清末寺院办学的方式。常州天宁寺也早在清宣统三年（1911），为了应对这场掠夺庙产的所谓“兴学”运动，显彻大和尚就创办了“学戒堂”，旨在提高沙弥文化素质和佛教信仰情操。真是无巧不成书，常州天宁寺的“学戒堂”几乎与明开法师同龄。19岁的明开法师正是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宁寺的“学戒堂”虽然是寺院办的学校，实际上就是清朝遗留下来的私塾，仍然以学习儒家的四书为启蒙教材，与当时的新式教育落差极大。举例来说，就在明开法师开始启蒙教育的1928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于5月成立，6月9日，又成立了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在北京，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可见，明开法师与同时代的青年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他走的是回归传统之路，所受的教育是传统的私塾式的佛学院，而当时的新青年却进的是现代教育的大学，但目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当时的新青年可谓殊途同归。
二、“1929年，20岁，到吴县穹窿山寺习禅”
在常州天宁寺学戒堂学习了1年的文化知识和丛林规矩以后，明开法师开始把学习的重心转向对佛教经验的修证。由于天宁寺是有名的禅宗寺院，其禅堂在全国赫赫有名，当时汉传佛教界流传着“金山寺的腿子高珉寺的香，天宁寺里好供养”的禅堂风格。明开法师很有可能受到天宁寺重视禅堂坐禅家风的影响，到苏州吴县穹窿山住茅蓬进行苦修。
穹窿山在苏州以西20公里处，是苏州地区最高的山，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佛教和道教圣地。就佛教而言，早在三国时代就有佛教流传。据文献记载，三国时代杰出的佛经翻译家、佛学思想家和音律家支谦，约241—253年间就隐居在穹隆山，专事佛经翻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