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莉发觉，他解释到这里有些混乱了，她不太明白他为什么把话岔开，但她能感觉到，他一旦开始谈起他同安娜无法谈论的心事，就会对她毫无保留。他在乡下的工作问题，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他的心病。
“嗯，我接着说吧！”他回过神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我工作时需要有信心：这份事业不会随我而消亡，我必须有继承人。但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男人预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不属于他，而属于其他人，某个憎恨他们，同他们毫无关系的人！想想看，他的处境多可怕啊！冶他停下来，显然太激动了。
“当然了，我非常理解。可安娜能怎么办呢？”多莉问。
“嗯，这就是我要谈的关键问题，”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接着说，“安娜可以办到的，就看她的了……就算恳请皇上恩准我立嗣，也得先离婚，这就要看安娜的了。她丈夫原本同意离婚的，您丈夫当时几乎巳经把这事安排妥当。我知道他现在也不会拒绝，只需要给他写封信。当时他的答复很明确，要是安娜有离婚愿望，他不会拒绝的。当然了，”他忧郁地说，“这种法利赛人的残酷行为，只有没心没肺的人才做得出。他明知道她一想到他会有多痛苦，了解她这一点，却还要她写信给他。我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很痛苦，但我跟你提到的理由太重要了，必须克服所有这些细微情感，这件事关系到安娜和她孩子们的幸福和命运。我不说我自己，虽然我也很痛苦，非常痛苦，”他说，表情仿佛是在威胁某个使他感到痛苦的人，“因此，公爵夫人，我不怕难为情，把您当救命草一样抓牢了！帮我劝劝安娜，让她给他写信请求离婚。”
“一定。”多莉生动回忆起她同卡列宁的最后一次谈话，若有所思地说。“一定。”她想到安娜，果断地重复了一遍。
“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封信。我不想自己同她谈这件事，简直就没法跟她谈。”
“好的，我会跟她说的。可为什么她自己不考虑这些问题呢？”多莉问，忽然想起了安娜眯缝眼睛的奇怪的新习惯。她还想起来，只有触及到安娜的内心世界时，她才会眯缝起眼睛。“她眯着眼，似乎就是为了不看到自己的全部生活。”多莉想。“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她，我一定要同她谈谈。”她这样答复他一脸的感激之色。
他们站起来，回家去了。
安娜发现多莉回来了，留心看她的眼睛，似乎在问她同渥伦斯基谈了些什么，但没有问出口。
“我想到晚餐时间了，”她说，“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谈呢……希望今天晚上能有机会。现在我去换衣服了，我想你也该换一换了。在盖房子的地方，我们都把衣服弄脏了。”
多莉来到自己房间，觉得好笑。她没什么衣服可换，因为她巳经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不过为了表示她为晚餐做了准备，她让女仆把她的裙子刷了刷，换了一副干净的袖口，在裙子上系了一个新的蝴蝶结，头上扎了一根发带。
“我就只能这样打扮了。”她微笑着，对换了第三套极为素净的衣服走过来的安娜说。
“哎呀，我们在这里太拘泥于形式了。”安娜说，似乎在为自己的漂亮表示歉意。“你来了，阿列克斯很高兴，难得有什么事让他这么高兴。他肯定喜欢上你了，”她又说，“可你不累吗？”
晚餐前没时间谈话了。他们走进客厅时，巴芭拉公爵小姐和男士们巳经在那儿了。男士们都穿着常礼服，只有建筑师穿了一件晚礼服。渥伦斯基向客人介绍了医生和管家，建筑师在医院巳经介绍过了。
肥胖的仆役长，圆滚滚的脸刮得精光，浆过的领结白得耀眼，通报晚餐巳经准备好了。夫人们站起来，渥伦斯基请斯维亚兹斯基陪安娜进餐厅，他自己走到多莉身边。瓦斯洛夫斯基抢在图什克维奇前面，挽住了巴芭拉公爵小姐，这样图什克维奇、管家和医生就只好单独进去了。
晚宴、餐厅、餐具、仆役和酒菜不仅与住宅的现代豪华气派相配，而且还更豪华、更时髦。多莉打量着这奢华的一切，感到新鲜。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她不由得注意起细节来（虽然她并不希望把她观察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家去，因为这样的豪华排场远远超出了她家的生活水平冤，并在心里问自己，这些是谁来操办的，怎样操办的。瓦斯洛夫斯基、她丈夫、斯维亚兹斯基和她认识的许多人，从来不想这些事情，并且轻易相信每一个体面的主人都希望客人有这种感觉房子里一切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主人并没费什么工夫，而是原本如此。但多莉知道，哪怕孩子们午餐吃的牛奶布丁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因此这么富丽堂皇而又庞杂的一个家必定由某个人精心照管着。从渥伦斯基打量餐桌、点头向仆役长示意的方式，以及他询问她要喝热汤还是冷汤的口气中，多莉断定，这一切都是由男主人精心安排的。显然安娜在这方面花费的精力并不比瓦斯洛夫斯基多。安娜同斯维亚兹斯基、公爵小姐、瓦斯洛夫斯基一样，都是客人，快活地坐享其成。
只有在谈话方面，安娜才表现得像个女主人。这个小圈子里包括像管家和建筑师这样属于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竭力对这种不熟悉的豪华环境泰然处之，却又无法同大家持续交谈，身为女主人，要主持好这样的谈话并非易事，但多莉却发觉安娜凭着惯有的老练，不但从容自如而且还颇感愉快地驾驭着整场谈话。
谈话涉及到瓦斯洛夫斯基同图什克维奇两人单独划船的事，图什克维奇说起了彼得堡快艇俱乐部上次的划船比赛。一等谈话停下，安娜就立刻向建筑师转过身去，把他拉到谈话中来。
“尼古拉·伊万尼奇上次来过以后，”她指的是斯维亚兹斯基，“新房子的进展非常快，他感到很惊讶。我每天都上那儿去，连我都总是对进展速度感到惊讶。”
“同伯爵阁下一起工作很愉快。”建筑师微笑着说。他是一个很有尊严、谦恭而又沉静的人。“这不同于和地方当局打交道，”他说，“需要无数批示。我只需向伯爵报告，商量一番，三言两语就解决问题了。”
“美国人的作风！”斯维亚兹斯基笑着说。
谈话转到美国政府滥用权力上头，但安娜很快又转移话题，让一直沉默不语的管家加人谈话。
“你见过收割机吗？”她对多莉说，“我们遇到你的时候，刚去看过了收割机。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
“它们怎样收割？”多莉问。
“就像剪刀一样。一块板，许多小剪刀。像这样……”
安娜用戴着闪亮的戒指、雪白而又漂亮的手拿起一副刀叉。她显然意识到自己的解释别人听不懂，可她知道她讲得很动听，她的手又好看，所以就继续解释下去。
“有点像卷笔刀！”瓦斯洛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开玩笑说。
安娜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卡尔·费德里奇，它像剪刀，对不对？”她问管家。
“哦，是的！”德国人回答，“这个很简单。”他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会捆庄稼。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看到过一种用铁丝捆扎庄稼的机器，”斯维亚兹斯基说，“那种机器更划算。”
“这就要看看了……铁丝的价格也要算进来的。”德国人被引得开了口，对渥伦斯基说。“这是算得出来的，阁下！”德国人巳经把手伸进口袋去掏他用来进行各种计算的笔记本和铅笔，然而想到是在餐桌上，又注意到渥伦斯基的冷淡表情，就没有掏出来。“太复杂，太麻烦了！”最后他说。
“想要有收益，就不要怕麻烦。”瓦斯洛夫斯基取笑德国人，说。“我喜欢德语。”他带着像刚才一样的笑容对安娜说。
“别再说了。”她故作严厉地说。
“我们以为会在田野上遇到您呢，瓦西里·赛米尼奇。您去了那儿吗？”她对看上去病怏怏的医生说。
“我去了，但蒸发了。”医生闷闷不乐地打趣说。
“这么说，您好好锻炼了一番。”
“好得很！”
“那个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希望她得的不是伤寒。”
“不，不一定是伤寒，但她情况不太好。”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门客们进行了礼节性的照应之后，就转身同亲友们交谈。
“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按照您的描述，造一台收割机还是很难的。”斯维亚兹斯基揶揄地说。
“哦？是吗？”安娜笑着说，她笑起来的样子说明，她知道她在描述收割机时有什么媚人的地方被斯维亚兹斯基发现了。这种年轻姑娘般卖弄风情的新作风使多莉很反感。
“不过，安娜·阿卡德耶夫娜在建筑学方面的知识令人称奇。”图什克维奇说。
“哦，是的！我昨天还听到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提到防湿层和柱基呢，”瓦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听得多，也看得多了，”安娜说，“您呢，想必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多莉发觉：安娜并不喜欢她同瓦斯洛夫斯基之间这种戏谑的口气，可还是禁不住要这么说话。
在这类问题上，渥伦斯基同列文的行为截然不同。他显然对瓦斯洛夫斯基的饶舌不以为意，甚至还怂恿他。
“您来说说看，瓦斯洛夫斯基，告诉我们砖块是怎样垒在一起的？”
“当然是用水泥！”
“说得好！水泥是什么？”
“嗯……有点像糨糊……不，像灰泥！”瓦斯洛夫斯基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管家坐在那里闷声不响，其他就餐的人都滔滔不绝地说话，谈话时而顺畅，时而在某件事上纠缠不休，时而戳着某个人的痛处。有一次多莉被剌痛了，激动得面红耳赤，事后她一直想，自己当时有没有说什么令人不快的话。斯维亚兹斯基谈起了列文，提到列文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有害的怪论。
“我还没有结识这位先生的荣幸，”渥伦斯基微笑着说，“不过他也许从没见过他谴责的那些机器，要么就是他见过并且试用过，但都是些国产货，不是进口机器。这样他还谈得上什么观点呢？”
“土耳其人的观点。”瓦斯洛夫斯基笑嘻嘻地对安娜说。
“我无法替他的观点辩护，”多莉忽然发起怒来，“但我可以说，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要是他在这儿，他一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是我却不会。”
“我很喜欢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斯维亚兹斯基带着亲切的笑容说，“不过，恕我直言，他有点古怪。比方说，他坚持认为地方自治会和地方官员毫无用处，说他决不同他们打交道。”
“这就是我们俄国人的淡漠，”渥伦斯基一面说，一面把冰水从玻璃瓶倒进一只细细的高脚杯里，“认识不到我们的权利赋予我们的职责，因此就否认这些职责。”
“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恪尽职守了。”多莉被渥伦斯基高人一等的口气激怒了，说道。
“而我恰恰相反，”渥伦斯基显然不知怎地被这场谈话剌到了痛处，说，“我恰恰相反，像我这样的人，多亏了尼古拉·伊万尼奇（他指的是斯维亚兹斯基）才被选为治安官员，我非常感激他们给我这样的荣誉。我认为参加各种会议和调解农民的马匹纠纷，同我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重要。如果他们把我选进地方自治会，我会感到非常荣幸。只有这样，我才能回报我做为地主享受到的种种好处。遗憾的是，人们并不了解大地主在国家中应有的重要性。”多莉听到他在自家的餐桌边那么自以为是，觉得很奇怪。她想起持不同观点的列文在自家餐桌上也是同样言之凿凿。但她喜欢列文，因此站在他这一边。
“这么说，下次大会上我们就等着见您啦，伯爵？”斯维亚兹斯基说，“不过您最好早点来，这样可以八点钟赶到那儿。如果您能赏光住到我家去……”
“我非常同意您妹夫的看法，”安娜说，“虽然我还没偏激到他那个地步。”她笑了笑，又说，“恐怕我们现今的公共职责太多了些。以前我们官儿太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官儿到场，现在什么事情都有社会活动家！阿列克斯来这儿还不到半年，我想他巳经是五到六个不同机构的成员了：什么贫民救济委员呀，治安官员呀，议员呀，陪审员呀，马匹委员会委员呀……照这样过下去，他全部的时间都得花在上面了。我担心兼职太多，反倒流于形式了。您在多少机构里任职，尼古拉·伊万尼奇？”她对斯维亚兹斯基说，“二十个都不止，是吧？”
尽管安娜是开玩笑说的，但从她口气里听得出恼怒的成分。多莉一直在留心观察她和渥伦斯基，立刻就注意到这一点。她也看出谈到这个话题时，渥伦斯基脸上立刻显露出一副严肃而又倔强的表情。她注意到这一点，还发觉巴芭拉公爵小姐赶紧岔开话题，谈起了他们在彼得堡的熟人，回想起在花园里渥伦斯基不合时宜地谈到过他的活动，她明白了，安娜和渥伦斯基在社会工作问题上意见有分歧。
晚宴、酒水和餐具全都是上乘的，但它们同多莉以前参加过但现在巳经不习惯的晚宴和舞会一个样，全都没什么人情味，使人紧张，因此它们在这日常的小聚会中，给她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晚饭后她们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接着打了打草地网球。打球的人选好搭档，分别站在一块轧得十分平整的槌球场用镀金的小杆子支起的球网两侧。多莉试着打了一会儿，但好半天都弄不清楚怎样打，等她终于明白了，巳经筋疲力尽，只好坐在巴芭拉公爵小姐一旁看其他人打。她的搭档图什克维奇也打不动了，但其他人都打了很久。斯维亚兹斯基和渥伦斯基打得又好又认真。他们紧盯着打过来的球，敏捷而又不急不徐地跑上前去，等球弹起来，再用球拍准确地击球过网。瓦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太急躁，不过他的兴奋劲儿却使大家倍受鼓舞。他又是笑又是叫的，一刻都不停歇。他和其他几位男士一样，得到女士许可之后，脱掉外套。他那穿着白衬衣的健美身材，冒着汗珠的红润脸庞，以及热情奔放的动作，给看球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天晚上多莉上床后，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瓦斯洛夫斯基在槌球场来回奔跑的身影。
他们打球时，多莉并不高兴。她不喜欢安娜和瓦斯洛夫斯基打球时那种打情骂俏的口气，也不喜欢孩子不在身边时大人们玩这种幼稚游戏的别扭滋味。可为了不妨碍其他人，也为了打发时间，她休息一阵之后，又加人到他们当中，装出很喜欢这个活动的样子。一整天，她都感觉自己仿佛在同比自己演技高明的演员们一起演戏，而她拙劣的表演把整台戏都弄砸了。
她来的时候，本打算要是住得惯的话，就住上两天。可当天晚上打球的时候，她就决定第二天离开。在来的路上她还痛恨自己对孩子牵肠挂肚，现在离开他们一天了，这种牵挂却有了不同的意义，吸引她回到他们身边。
喝了晚茶，又在夜色中划了划船，多莉单独回到了她的房间，脱下衣服，坐下来梳理她稀松的头发准备睡觉，觉得轻松了许多。
就连想到安娜马上要来找她，也使她感到不快。她希望独个儿想想心事。
多莉巳经准备睡觉了，这时安娜穿着睡衣走进了她的房间。
一天当中，安娜有好几次都想同多莉谈谈心事，可没说几句她就总是打住话头，说：“等晚一些只剩下我们两人时再谈吧，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现在只剩她俩了，可安娜却不知从何说起。她坐在窗户边上，望着多莉，脑子里回想着原本似乎倾诉不尽的心里话，却一句也找不出来。这时候，她仿佛什么话都巳经说过了。
“哦，凯蒂怎么样？”她深深叹了口气，歉疚地望了一眼多莉，说，“跟我说实话，多莉，她还生我的气吗？”
“生气？不！”多莉微笑着回答。
“但她恨我，瞧不起我，对不对？”
“哦，不！可你也要知道，这种事别人是不会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