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长时间，那个傍晚就到来了，父亲和镇街上的一个熟人下棋，两人对坐在前半间的桌前。隔着那堵半截墙，我和红娣坐在里间的床沿上。象棋子落在盘上的声音清晰可辨。他们沉在棋局中，一盘接着一盘地下。我记得那间房子是装了电灯的。然而我又清楚地记得，前后间的隔墙上，留着一个长方型的洞，那是放美孚煤油灯的。一盏灯可以照亮的后屋子。那时应该还没有装电灯，有两盏油灯，一盏在前面的象棋桌上，一盏在后门的木柜上。灯光暗暗的，朦胧的。前半间的注意力随眼光凝在象棋盘上，成为一个背景。隔着那堵半截墙，见面的一切动静都带有一种危险性。我引红娣在床沿上坐下，先是搭着她的房，很快便把脸贴向她，并吻了她。那时还没有习惯称之为“吻”。这个字的流行是在十多年以后。在我那个乡村里的说法是“乖”。我乖了她的嘴，这很形象。其间含有我动作的完成和心理的满足。我当时还不知道十四岁的红娣，是不是已经是成人了。成熟对于一个少女来说，究竟何以为界？我记得后来有一次红娣蹲在地上，说她肚子疼，但给她治肚痛的药，她又不吃。父亲说她身上来了。我不知那是不是她的初期。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第一次乖的只是一个女孩子的嘴。我不再记得那次亲吻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以肯定那并不具有被文学书写滥了的初吻的醉人心魂。可能她还只是个女孩。她使着劲把头往下低。那时间我很紧张，一些感觉还游移在外间，一部分感觉则在心跳上。我的举动并不慌乱，而我的心很慌乱。我把嘴唇压着她的嘴唇，便是全部的动作。除了避开她的鼻，不可能有其他的动作。我听着她的呼吸声，感受着她呼到我脸上的热气。我想细细地感受，又顾忌着外间。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我把那一吻认定我已经得到了。我松开她。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胸口，我让她感觉我的心跳。我附着她的耳，我说：我现在……我会……我……她不作声。她一直不作声。她抬起眼来看看我。她的脸肯定是红红的。她没有什么表情。她似乎什么也没明白，我就把她丢在了屋子里间。我就一个人出门去。我想我得到了，我想我得到了而没有败露。
我跑到了村口，我跑进了田野，我爬到了村外的一个土丘上。我站在土丘的高处。村口那棵大树在夜色中开成了一个粗大的远远的剪影，星星还没有闪亮。只有西天一颗黄昏星孤独地凝在天幕上，我知道那叫太白金星。我望着那颗太白金星，我让我的心安静下来。我有点后怕。倘苦她当时发出拒绝的声音或者举动，我又将如何？我知道我是怯弱的。我总不敢向女人伸出手去，我总只是在心里回旋着情。我总是把情焐过了，焐到发酸变质。我总是丧失机会。红娣是例外的一次。因为她是一个女孩，一个女孩子。我想她是吓怕了。后来我才知道，女人是从来不会吓怕的。只有怯弱的男人，没有吓怕的女人。女人的吓怕最多是在表面上，而男人的怯弱总是附在心间。
站在土丘上的我，脚下整个地延伸出去，遍野一片暗色。右肩的后方是一棵老树的剪影。遥远的天际一片淡淡的青色之上，一颗孤独的星闪着亮。
最早对着同班矮小的女同学涌动起来的想像，在乡村之夜完成，完成了一个初吻，我心里说，我得到了。我有了一个。我有了她。我有了一个属于我的女人。和我共秘密的有肉体接触的女人。我把和女性接触的一种占有感扩大了，神圣化了。我从来对女人都是害怕的，怯弱的，既渴望又害怕，既想得到却又逃避。红娣打破了异性的神秘。她是落在我嘴里的，很轻松地落下的。女孩子都同样有一种渴望。当时我不知道。我只认为红娣是独一无二的，我为这独一无二而沾沾自喜。后来又为这独一无二而烦恼不堪，再后来又为这独一无二而遣憾。
那时我对英少女已不再有奢望。应该说，乡村的我已经把英少女忘怀了。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把我与红娣之间的事称为初恋。一个城里下放的男孩与一个乡村的女孩之间的初恋。挺单纯、挺美、挺古典式的。因为它有了，不再是远远的默默地看着。后来我重新排我的初恋史时，我才把英少女从记忆中提出来，我用她来和红娣抗衡。我拒绝以单纯完成接触来排我的初恋。默默的，远远的，斜角的，似情非情的，那更具有一种美，更是古典式的美，柏拉图式的美，崇高的美。怯弱的我天生是对这种美称颂的。
只要有机会，我就搂抱着红娣，乖她的嘴。我不放松一切机会，去靠近她的身子，以加强我的得到感。这成了一种游戏，一种以接触为目的的游戏，一种幼稚的让人发腻的游戏，一种无聊而又无耻的游戏。我也清楚我的恬不知耻。只是这种耻辱的秘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而她又是我得到了的，于是我心安理得。她有时会故意移开被接触的部位，她也参与了游戏，她本来就是个孩子，喜欢游戏的孩子。有时她装作不知，任由我去。那也因为她是个孩子，她有好玩的天性。
父亲不知，或者他装作不知。在他和我同住在乡村的日子里，我和红娣无所顾忌。对于红娣来说，她只是来。只是有空就从高瓦房里走出来，一直往里走，走到头，那儿就是我的门。她只是走到这个门里，剩下的就是让我变着法子地接触她，亲她，抚她，对她说着愚蠢而烦琐的话，让我做我想好要做的，允许我做的。只是我有所顾忌，有所禁忌。那些顾忌禁忌都在我心里，是属于我自己的事。
父亲离开了乡村，也许那是个年底。我和父亲一起回到了故城。每年春节我都在城里过。回到城里，有总有一种漂零感。那一年的春节，我的心很安宁。我心中怀着一点秘密。我得到的感觉高于忧郁的漂零感。漂零感隐到了深处。上山下乡的潮还没有退，锣鼓在注定的下放的人家门口不停地敲，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转眼间一个城里人便成了乡下人，城里对他就是一种过去，一种高不可攀的存在。一个旧日委琐的男同学，只要拿到了进入工矿单位的通知，便可以廉价地获得任何一个注定要下乡的女知青的倾许。倘有犹豫的话，那也肯定在城里户口的那一方。知青，插队，下乡，招工等等成了每家每户的共同的语言。一到春节，那些下乡的，去边疆的都回到了城里。有就是串门的时间。用一种通用的语言，通用的方式，通用的歌曲，通用的悲哀。那时除夕夜爆竹响得很少，但常常半夜有大声的喧哗和叫嚷，那也是通用的。
我怀着我的秘密。我并不知道我所秘密的也是通用的。我的同学郁来向我吐诉他的秘密。他告诉我她的一切。她的母亲过去当过妓女，前不久又另嫁了。她几乎是个孤女。她美，她小巧，她可怜可爱，她使他陷入了情网。每次我去他那里，都是从她家把他叫出来。他满脸通红，神色惘然。他说他没有她，毋宁死。听他说着吻和爱的词，我感到渐愧。我觉得对红娣说吻和爱的词都不适宜。我还是对他说到红娣，说到吻和爱。原来这些词是通用的，秘密也是通用的。
我说我临走时，给了红娣一块漂亮的手帕。郁告诉我，她说那是不吉利的，预示着将来要流泪。郁临走时，给了她一把小银剑。我同样想到，那也是不吉利的，内含斩断情丝的预示。预示是通用的，预示的结果也是通用的。
英少女给我长大了的感觉。我从后门出去，眼总朝着墙角对门。只要支弄里有她的声音，我便移往窗口。从窗玻璃往下看。我想她知道我看她。她的声音烦恼着我。我对我自己说：我得到了。我有了红娣。但我的眼光依然移向她。在社会上形象定了型的我，被人认作是个老实的人，和风流沾不上边的人。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心中嘈杂而喧嚣，紊乱得五彩缤纷。
那一次，英少女到楼上来。她就站在我家的房门口。她是来收灭蚊药费的。她低着头，眼睛盯在纸上。我就站在门里面。我靠得她很近，我想我抻手就能碰到她。我心中涌动着一点什么。我险些要向她说出什么来。我心中涌动时是不计后果的，常常打破了多少时间拘谨忍耐形成的局面。我没找出话来，那机会我是失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机会的失去。我说着很无聊的话。我说：多少钱？你来收？你……她一直没抬起头，倘若她抬起头来朝我望一下，也许我便说出来了。我朦胧地看着她的略平显长的脸。她的皮肤没有远看着那么白净。她的个子不高，并不小巧。我觉得她是个姑娘。红娣我不觉得是姑娘，只觉得她是个女孩，女孩子。
英少女往回走，到楼梯口抓扶手时，她的脸朝向了我。她肯定看到我是一种失落的样子。这样子我看不见。她眼中我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无法知道，我只觉得失落。我对失落的我说：我已经得到了，我有了红娣。
支弄口的弄堂路边，横着一个长方体的水泥蓄水池。年代久了，水泥显着暗色。一排边的水管，接着五六个水笼头。整个弄堂的私房住户和租私房住户，都在这儿交水筹拎水。我在家，拎水是我的事。握紧着水桶把手，自来水冲入铅桶里，白亮的，散着颗颗粗大的水珠。
那个叫晶晶的姑娘，从弄堂尽头的河边过来拎手。她很美。我并不懂得女性的美，但我感到她美，她的美是标准的。无论她的嘴、鼻、眼、五官，还是头发、身材、四肢都生得齐，匀称，没有一处可挑剔。她个子苗条，穿着大方。她把水筹交给收筹的老太，叫一声阿姨。脸上是微微的笑。一边等着水，一边和老太说上几句话。水等满了，拎水而去。身子不斜，手臂长长地拎直了，依然步态端庄。我靠着她装水。她扭头看我一下，眼光和我直直的眼相碰，脸上还是微微的笑。没有羞涩，没有嫌恶，没有任何矫作的表情。
我凝视着她的美。她的美动人心魄。我一直不知道她究竟住在河边的哪一条支弄里，从哪一个门进去。我不想用眼光去跟踪她。她的美对于我来说，自然而遥远。少年时代的我，有许许多多大胆的幻想，常常沉湎于内心的虚构中。少年的我有许许多多的渴望，虽然只是个下了乡的知青，但认定自己将来能实现幻想。而数十年以后，在社会上立了足并有了地位的我，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是极有限的，几乎是规定了的，宿命的。许许多多的渴望只能叹而观止。当时唯有对拎水的晶晶姑娘的美，我不敢存有幻想的念头。我怕亵渎她的美。她拎着水走过去，衣衫拂拂，身形轻盈，水在桶里闪着亮。多少年以后，我有机会见到各种漂亮的女性，只要我接近了，同时我就会发现她们的不美之处。唯有晶晶姑娘给我留下了自然完整的美，滤净着我紊乱而悲哀的心境。
英少女站在老虎天窗口。我恍惚听到她的声音。她大概是和楼下的母亲说着什么。那扇老虎天窗平时总是闭着的。窗口常常晒着鞋子和干果。地齐胸露在窗口。她脚下是一张方凳。我在两张床之间摆我的棋谱。时而捏一个棋子放在盘上。她的眼和我对视了一下她低下头去。我的眼朝向棋盘。我依然“看”着她露在天窗口。她整个身子融在一片明亮的阳光中。她手中织着毛线。她的心思似乎都在毛线上，和我的眼光一直停在棋盘上一样。我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再朝老虎天窗口看一眼，她依然那样站着。我不动身子。我不知半个身子露在天窗口的她，是否能看到我的上半身，是否能看到我前面的棋盘。我只是不动，我想着最好我和她就这么永远地相对着。那时间确实像是凝定了。渐渐地，我感到了内心难耐的悲哀和无望的怅然。我希望她立刻就离开，让那老虎天窗口依旧是习惯的闭着的模样。
终于，她收拢了毛线针，一只手握着，斜下身子。我看着她的动作。她的上半个身子倾斜着，也许先是扶着凳子，于是她就在老虎天窗口消失了。我不知她是否朝我看过一眼。她显得从容不迫，像是做完了她该做的事，斜下身子去了。我便爬在床上，倚靠窗，看那还开着的老虎天窗。老虎天窗前铺着纸，摊着棉絮。棉絮白晃晃地泛着亮。老虎天窗四围是青灰的瓦，窗子像嵌在白亮与青灰之间。刚才我坐床下棋盘前看到的只是一个竖着的老虎天窗，天窗后面是一片青色的天空。窗前是一个半身的低着头手在织动着的英少女。
英少女的形象，就在那老虎天窗口定了格。自移开后，我所见的就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我多少有点疑惑：是不是我特意凝定了她显现在老虎天窗口的那一刻，来作为对少女英的告别。
独居一室的乡村生活，使我许多情欲的构想很快能得到满足。我不慌不忙，循序渐进。渴望激动着我，但我压抑着渴望。我让渴望顺乎次序地渐渐地释放，一点一点地前进。欲望的压抑呈现着一种期待，一种色彩，一种美感，一种艺术。我把吻的阶段延续了很长时间。对于吻，我始终只知道把嘴贴在嘴上。按古书上说：做一个“吕”字。我难以想像除了嘴贴着嘴还有其他的意味。我最多能异想天开的是时间的延长，以致于自己也堵得发慌。慢慢地我移往她的腮，头发和肩。我长久地把欲望停留在她裸露衣衫之外的部位。我不愿再前进。我有一种童贞的恍惚，有一种潜在的惧怕和禁忌。我把这种惧怕和禁忌，称作为善良和艺术。
只要放了学，红娣就会钻到我的房间里来，任我抚，任我抱，任我弄，任我亲，她只是沉默地似乎毫无反应地承受。除了喘不过气来或者是被弄痛了时表示的抗议。抗议是直白的。没有矫情和轻嗔。这和我后来的妻子没什么两样。我的感觉中，她总是个女孩子，这使我常常有一种茫然和迷惑，同时没有一种罪孽。
有一次，我把她留在了里房间。里房没有窗，只在后山墙上置了一个十字的砖洞。天冷时，我用草结堵在砖洞里。里房间的光线总是暗朦朦的。我独自去屋外，慢步走了一会。黄昏前，家家的烟囱都冒着烟。隔壁屋里响着喂猪食的声音。我有点悲哀。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疲倦感，觉得意趣淡然，总也激不起那神魂欲销的消受色彩。我踽踽独步，心中吟着婉约的诗句，那时我常用诗词装点我的生活。
我回到里屋。红娣站在柜子前。那只木柜柜面上搁着书，瓶和杂物。我板过她的身子。我嗅到她嘴里的辣肉酱味。她尝了我从故城带来的瓶装调料，在当时的乡村，那要算是高级的消费品，我嗅着好闻的味道，默默地把她放倒在床沿上。她随手拉过一本书。她翻着那本有插图的医学书。我知道她对书没有兴趣，她只是翻着它。她一声不响，任由我把手伸进她的衣衫。我紧张而又从容地把她束在裤腰里的毛衣和衬衣都拉出来。对着裸露出来的肌肤，我避开眼光，只是把脸轻贴上去。我贴了好一会，才睁开眼来。
她就躺在床上，横躺着，双腿耷落在床沿上。她裸露的上半身的肤色与她手臂上的肤色没有区别。浅黄，略暗。肌肤如雪，柔骨如玉，那从来只是我从书本上感受的。没有新奇，没有异调，一直对女性裸露的身体渴望着的我，立刻感到眼前的一切已成常态。她的胸脯微微地拱起来，珠儿般的红褐色的乳头。她依然翻着书，全然不知地任由着我。
我喉咙发堵。我的手怕烫似地动着。我的手心在无收获无收入的劳动中生出了老茧，手背的肤色发着暗。乡下人说我永远不褪城里人的白肤色。我知道我已经变了，我的肤色在野风和阳光之下，只变暗而不变黑。我的肤色和她裸露的肤色相映。在她的皮肤上，我触到了我手的硬茧和麻木。我的手慢慢向松开的裤带中移下去。我渴求。然而我主要的感觉是在砖墙洞之外，那里时有着脚步声。
那情景，在很长一段枯淡的日子里被一次次地重复。没有色情的色彩。我觉得我的触觉很少有那种疯狂的色情感。有的只是对新奇的认同。那新奇转瞬间便厌腻死亡，成为常态。
她的肌肤平滑单纯。所有触及的都平滑单纯。我在最后目的处到来前，停下了我的渴求。以后回忆时，我也弄不清我是因为禁忌的心态，还是因为惧怕对异性最后触觉的常态。多少年后婚姻的完成，我心中的禁忌，几乎是不察觉不存在的。在乡村小屋里，我的心理上充满着童贞的禁忌。而第一次异性肌肤的触及很快使我的新奇成为常态。禁忌感和怕失落感使我止住了最后的动作。以后的一年里，郁曾来信对我抱怨，说我想做正人君子的禁忌心理影响了他，使他失去了对心爱姑娘的占有。使他永远怀有失落感。那时，她离开了他。她在城里分配了工作，成了一个小门诊部的医生。我陪郁去看过她。她正表情冷淡地听着一个病人的自诉。郁把她手中正写着的病历抽了过来，握在手中翻看。我看到她满脸通红。后来我们在医院门口等她请假。她出来时露着笑，先冲我点头招呼，依然满脸通红。满脸通红的情态，我在红娣脸上从未看到过。她在我的抚弄触摸的动作中，始终翻着那本有着插图的医学书。她的嘴里嚼着一块我塞进去的方块奶糖。书遮住了她的嘴，只有轻嚼的气息在我的感受间。
一切得到了的，都如鲜花开放瞬间枯萎似的消失了新鲜感。没有沉醉和神迷，只有恍惚。恍惚早已存在。恍惚间几十年几百年间都曾如经历过的。只是一种重逢，是瞬间的陌生，是长久的熟知。那种预期的折磨，奥秘的渴望，新奇的乐趣，只瞬间便消逝失落。干枯枯的，不再有情趣。沉醉的，夺目的，五彩缤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这影响着我整个的人生，也影响着以后我写的作品。我总是怀着失望和失落感。淡黄的，暗灰的，溢着一种干草和旧屋的气息。
日后家庭的生活，早在旧屋的气息中先期展现了。
远远的，斜对门的英少女的凝定的形象，胜如我触摸到的。我想，我以后对红娣的感觉是否不近情理，是否不公平的。给我得到的同时给我厌腻的本身便是一种禅，一种悟，一种禅悟的启示。只是我不知。色即空，空即色。红娣裸露的被触摸的认识的自然是禅悟之色。只是我无法知道。有一段时间，我深悔我在最后得到之前止住了。而有一段时间，我又庆幸我没有过早地让自己厌腻了。我使它转化成一种艺术的色彩，一种美。
村上队长的儿子是个常犯癫病的孩子。小个儿，圆脸，常带着一种痴迷的笑。他其实比我小不了几岁，但他显小。我常和他在一起。有时候，他父亲让我和他在一起睡觉。都说有羊痫疯的人总有一天会发病倒在哪个水沟里被闷死。有时我和他在一起时，会莫名地想到，我现在正和一个将要死去的人在一起。到那时为止，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死人。我不敢去看死人，并不是害怕，是怀有一种禁忌。将来要死的人也使我感有禁忌。但我还是常和他在一起。我不喜欢和比我大的人在一起。和比我大几岁的堂侄在一起，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的气势。哪怕微笑着，也有那种气势。几十年后，我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我还是怕和官们打交道。甚至我也是个官时，我还是怕和官打交道。我总是不适应，是不自然。我喜欢和玩熟的人在一起。喜欢和比我弱的人在一起。这样我可以发发小孩般的脾气，极力使他们对我失去敬意，当面说我没有架子，背后则说我没有气度。那时我就喜欢和队长的儿子在一起，有时由他领着，和那些放牛的小孩在一起。有个放牛的小孩说要教我游水，把我带到河中间，他就溜了，任我在河中翻腾，几乎沉下去，而他们在岸上笑。
我想，大概我总是默默对女性的注意，也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我希望从她们那儿得到自然，得到安宁，就如与孩子结交一般。
我见过队长的儿子的一次羊痫疯的发作。我和他在村上走着走着，他一歪身子就倒了下来。他口中吐着白沫，发着骇人的声音。我当时并不惧怕，运用我从书上看来的知识，我用手指掐他的人中。我的手指在他的人中上掐了一个深深的印。做这样的事，我显得很大胆。后来我无师自通地当上了赤脚医生，拿起针筒就敢往人的身上扎。我奇怪我有时胆子也确实大。我的心是大胆和怯弱的混合物。
和队长的儿子在一起，我想着问我一切要问的话。我清楚他从不来考究我问话的意思。你问他村上哪个女的最漂亮，这个孩子圆脸上露着忸怩的笑，说了一个姑娘的名字。那个姑娘的好看，我也是注意到了。但我并无情欲。田里的做活，使她身材变粗，臀部发粗，让我觉得她像个妇女。我喜欢注意女孩而不愿注意妇女。我继续问队长的儿子，下面该数到谁了。他说是红娣。我正等着他说出这句话来。我心中愉快着。
我想我多少是忘记了我所处的环境。一次堂侄在窗前露面时，红娣正坐在我的腿上。那段时间我认为我是在爱。我已把红娣当做我的女人。我总是把我的抚摸停留在她的上半身。我想到结婚以后再整个地得到她。
多少年后，她的乳房的记忆已经淡了。坚挺、松软，有一种温馨的印象。她的身上总是带着粉味。她代她的叔叔在加工厂轧米。粉味渗透在她的身体里。她的乳房便如粉的制品。我抚摸着她，心中总还是悲哀的。她粉味的身体激发我的悲哀。我心中使着劲，但我的手上是小心的。我想把我自己完全进入到抚摸的感觉中去，然而我总还是感觉在外面。我进不去，我远远的，那感觉远远的留在手上。我无法进去。
感觉在抚摸的外部，同样是我以后与女人相处时的感受。我怀疑这是孤独的主题对我的影响。新生的，初萌的，少年的，应该是进入的，融合的，交汇的。与外部的隔绝感，应该是苍凉的，无奈的，日薄退暮的。我心中确实没有与异性融合感觉的深刻记忆。红娣以后长长的一段日子里，我没有和女性有任何双方有意的肉体始触。心中渴望远胜于肉体的触摸，或者说我从没找到这真正的肉体融合的那份感觉。
后来红娣的乳房发面似的膨胀开来，还不到二十岁的红娣，热天站在田埂上，她的胸部醒目地隆起着，撑得短衬衫的扭缝都绽开着，露出白布的内衣。西方形体美的观念在当时乡村没有任何影响，村上的人认为那样的乳房是丑的，发了情的。他们戏称为“麻叉袋”。那时我正在默默无语的命运低谷中，我无法再触摸到红娣。然而我依然为她被嘲讽的胸部，感到自己的一种罪孽。命运低谷中的我特别迷信，我认为我的处境和罪孽是因果的，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我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这种感觉使我注意地去看红娣。我看她的脸，她的体型，她的步态。女人的所属观念，总使我感到所得一个活生生的人难能可贵。所属观念带来的不是轻视，而是宝贵。
我有好几天没有和红娣亲近。红娣告诉我：她母亲说，倘若她再到我房里去，就打折她的腿。那是乡下父母对女儿流行的话。我叫她的母亲“阿姨”。她母亲和农村的年长的女人没有两样，脸皮松松，满是皱纹，眼是三角形。我对她挂着的长脸有一种心怵，虽然她从没当面说过我什么。红娣的父亲在中原的城里做工，听说和红娣母亲不合，也就难得回来。我还从没见过她的父亲。红娣母亲给他生了两个女儿，生第二个女儿时，父亲准备溺死那孩子，是被叔叔拦下了。那便是红娣。红娣归到了叔叔的名下。叔叔没结过婚。归属只是一句话。而且，只是让红娣在叔叔这儿吃饭。红娣还是在前面的家院出进。红娣还是怕她的母亲，还怕着她的姐姐。对笑嘻嘻的叔叔她从来也不怕。前面院子里的她们，总说是叔叔把红娣惯坏了，惯上了天。
红娣对我说，说我像我父亲，她笑着说的。我知道，那是她母亲的话。
我不怨恨她的母亲，见到她的母亲，我就有想讨好她的欲望。以后我常常被认为能理解别人。我内心清楚，那缘于我怯弱的天性，所属的观念压迫着我。一方面我急切地渴望着，一方面我又对我所属的怀疑着。我认为我得到的是一种过分，是一种不可信。以后在社会上，我往往对幸福的得到有一种惧怕感，仿佛那是偷来的，而对痛苦却有着忍耐力。我知道，这是注定的，我承受不了太多的福。我对欢乐怀着感激，而对痛苦感到释放的解脱。
有好些日子，红娣很少到我房里来，就是来也是跟着别人的脚步，人来她来，人去她也起身。离我远了的红娣吸引着我的情思，我觉得她长大了。我在自制的诗句中夸大着情思。
那天傍晚，堂侄去叫红娣打牌。红娣开门出来，斜着身子用手撑着门，回说不想打牌。堂侄嘴里说，进去坐坐，想挤进那扇门。红娣反手把门关上了，自去了前院。随后堂侄便在门口的场上兴奋地嚷着，说红娣房间的床上，坐着一个男的。于是堂侄、堂兄和堂嫂都巡回在场上，红娣的母亲被叫来，又传叫来红娣。红娣的母亲叫红娣开门，红娣找了一回，说她的钥匙掉在了房里。红娣母亲一声不响地把红娣带往前院。堂侄赶去加工厂叫红娣的叔叔，就那时，红娣房里有个人开门走了出来。他走得很快，从人的身边穿过去，一时没人想起来拉住他。
他是后闸村上的。红娣说他是她的同学。她和她只是靠坐在床上说说话。这些都是堂侄告诉我的。那几天，红娣没到叔叔这边来。她出出进进都跟着她母亲。看到红娣时，我尽量显得若无其事，想着话和她母亲说。很多的时间我独自一人。我怕见村里人，怕听说到红娣。那个傍晚我也站在场上。我目睹了一切。我觉得渐愧。
那件事后的第三天，我一个人在屋后的场角。我见到了后闸村的那个小伙子，我知道那是他。我问他是不是来找红娣，他说是的。我说我是红娣对门插队的知青，是红娣的堂兄。我让他跟我走，应该说我邀他走。他跟着我。我们出了村，走到村场的一个草垛子底下。打下来的麦草打成了捆，捆成了堆。我们就坐在草捆上。我问他听红娣说过我没有。他说没有。他圆圆的脸，在我的记忆中就如队长的儿子的脸型。他像个男孩，憨厚，没有心眼。我说什么话，他都应着我。我绕着圈子问他，他只顾一句句地应着我，有时我停下来望望天空。天空照旧是略青色中亮着闪亮的星星。我想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两个男人间自然大方的氛围。那种氛围其实只存在我的心中。我极力显出关心红娣的口气。但我肯定是在说着傻话。那些假话使我后来回忆，感到莫大的窘，比见到红娣房里有男人更窘。那些使人发窘的话在我的记忆中都抹去了。再也记不得了。直至几十年后，可以直视少年任何傻事而无窘态时，我重新把那件事回忆起来。我只记得我当时说得大度，很宽容。那些大度和宽容的话只有受伤害的男人对情敌才说的。我对他说得很大度很宽容，也很有情味。他像个男孩，憨厚，没有心眼。
我其实不应该窘。我与他那晚的行动，并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想他根本不了解我，自然也不应该懂得我的窘。他只是坐在草捆上，应着我。他看着我，听我说着许多从小说书上演绎来的话。他就那么坐着。那些话使他慢慢地移开去，一直移出与红娣的关系之外。
几十年后，回头来看那段往事，我才依稀觉察到自己那时的痛苦。那种痛苦的痕迹已变得那么淡，只是我理智的一种判断。在以后的日子里，生活的分量加重了，实在了，扭结在社会的冲突之中。在这篇作品中，我尽量排斥社会的分量，使之纯化为一种情的记录。在情的绝对的光轮圈内，一种人生的反复的咏叹，是诗化的，而不是小说化的记忆，掺合着的是痛苦的调料。离开了那间属于我一个人的私房后，离开了父亲出生的那片土地后，我就尽量去模糊红娣的记忆。甚至在那儿的日子里，我已经开始那么做了。后来我和红娣还有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耳鬓厮磨。但那些记忆都淡化了，若不是受伤害的痛苦的屏障，是无法解释的。当时我内心的痛苦，无可言说。也许我给父亲的信中，有过某种表露。表露的不是对红娣，而是对我插队的命运。我想我只会那么做。
父亲来了。红娣也自然地出进在我房里。从那件事后，村上人说起红娣，重心已从我身上移开。红娣母亲的压力也消失了。红娣更自由地出进在我家，没再说到过她母亲的反对。在我这方面，似乎已经取得了许可证，一种廉价的许可证。早先地母亲和姐姐的责骂变得简单而有点冷漠。我清楚，我和她之间的天平，已经向我倾斜了。不再有人说我像我父亲，而有人暗下说她像她的母亲。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我想依然是我的一种罪孽的结果。我过早地把一个女孩子的情和性唤醒了。既然唤醒了，与我的交往受到打击和压抑，她便自然移情他人。她是个女孩，女孩子。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并非是解脱她，而是解脱我。解脱我自己的心绪，使我的心绪得到安宁，使我的痛苦得到迟缓，使我能继续和红娣接近和接触。在和她接近和接触中，度过那许多人生的日子。
红娣清晨来敲门。她的脸在窗外斜着。我开门让她进来。我重又钻进被子里去。父亲在里床睡，睡得没有声息。红娣在床沿上坐着。我看着她。她脸扬着，她的眼斜睨地在看我。斜睨的眼在乡村被称为浪眼。她的脸上没有表情。而没有表情的脸便是成熟女性的脸了。她重又来让我抱，让我抚，让我弄，让我亲。现些抚摸的感觉又瞬间新鲜地活跃着，并迅速地习惯化。我轻轻地说着什么，声音含在喉头。她没有声息，只是点头或摇头。我不再作声。有一种苍凉感浮起来。情恋的色彩似乎消逝了。琐碎而失却激情的婚姻生活，先期便进入了我的感受。我把手移下来，移到她的身体下部，隔着长裤的那个部位暖暖的。有几次梦中，梦中情人的那儿展现着无花果的模样。她半个身子拥在我的被子中。我把手放在那儿，那儿也归入习惯的感受，只是暖暖的。时间略长一点，我感受到我手指上的汗。她把手也放到被中来，放到我的那个部位。她的动作是女孩子式的，赌气式的，报复式的。我不动。她也不动。我觉察到在她的手指下，我那无可压抑的窘态。那窘态也使我迅速地习惯。我揽紧她，只是使窘态习惯。我并不希望她这么做。我想她的归属不再有新的意义，而习惯使我有疲乏感。痛苦以后的疲乏感。痛苦已被磨平，激动已成习惯。她的一切过去和将来，那一刻我都自然而无奈地接受了。
我的手下依然是暖暖的，她的手下已趋平静。我不动。她也不动。父亲在里床毫无声息地睡着。那一刻，我感受到男女之间的一种永恒色彩。
我那时就觉得我心中有一种苍凉感，老人般的苍凉感。我喜欢吟诵古体诗词，对“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和“老来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词句，自有一种苍凉感的呼应。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已不再是少年，但还没到老年，我重又感受少年时的苍凉，那份感受一层一层地翻越着。那感受的延续成了自我的主调，成了主调的复式。
我是怯弱的，我面对女性，是逃遁复杂化的社会，是对人生沧桑的躲避。我在作品中也尽可能地逃遁和躲避，在那儿寻找自我的永恒。我已经把许多的场景都虚化了。田野的风雪雨露，乡村的人情世故，我都尽力地躲避和逃遁。我还是无法躲避和逃遁。社会的复杂色彩虽是外化的，但那外化的复杂同时也融进内心中来，使我无法躲避和逃遁。那便是我的命运。
那以后的半年到一年中，我和红娣相拥而坐的印象仿佛是凝定了，像是静止状的。淡化的情感浓缩得很短。每天我下田去干活，回到我的房里，便烧饭做菜。她从加工厂回来，来到我房里，或者让我搂着她，或者坐在桌边，或者离得远远，一切是习惯的，习惯成了自然。只有一次，我说你阿该走了。她说你要我走偏不走。我说你娘要来骂你了。她说你别吓我我不怕。于是我说你不走我要动手了。我就揽住她。她扭着。我随便地把手伸进她的裤袋里。她躬着身子躲闪着。我不让她躲，她笑着挣扎着。我用了力。我突然觉察到我的手指没有隔着布，指尖上一点湿润的暖暖的软软隐入感觉。那感觉也是迅速的。她一直在笑着挣扎。我也很快地缩回了手，我本意并无欲望。因为我能做到。只是我不想做到，这一次是极偶然的。我不知道她的裤袋里会有那么一个洞，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触及到内裤。她也并没有动情，很快地笑着跑了。我长时间用水洗着手，用肥皂擦洗手指，我迷信地认为那儿是神秘而晦气的。没过多久，我的命运就陷入了我一生的低谷。好长时间，我一直认为那是有预兆般的联系。我无意间触及到的罪孽的因，而触发我一系列罪孽的结果。同时它又成为另一种因，给我以生活的磨炼，而形成将来之果。因果之链环环相扣。
我小的时候，父亲讲过许多故事。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历史演义的故事。只鳞片爪，说说停停。他给我许多破碎的故事，让我用想像去演绎，去填补。于是我常常一个人呆着，静静地填补与编造。我便是落难公子的状元，我就是纵横历史的君主。父亲说我太闷太呆。才子佳人的故事使我过早地在情之轮中旋转，神化我接触的女性。而君主的梦，又使我放肆地评估社会，以致陷入命运的泥坑。
于是，我被关了起来。关在一个隐约的窑屋里。门外是一条河流。村子远远的。大片大片的菜田黄得发亮。河水翠绿翠绿，曲曲拐拐的。我面对的并非纵横天下的政治家，而是一些乡下干部。一些大惊小怪的，很少文化的乡下干部。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怪物，他们想着要从我身上挖出东西来。他们把我关着，让我演绎着他们构想的那些审案的故事。他们的构想简单而野心勃勃。
到后期，他们也知道我的故事演绎完了。于是乡里的干部撤了出去，村上的干部换进来。又是一类故事的演绎，故事现实得多了。问到家庭，问到有否多余的粮票，问到红娣。我都应着。那时我已形成应着任何问题的习惯。
窑屋里的历史故事演绎完了。从此我再没做过。自然才子佳人的梦还可以做下去，便成了小说，成了文学，成了艺术。从窑屋出来，我真正感到我苍老了。几个月前的苍凉感变得真切。再见红娣时，我只是默默地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觉得她一下子成了过去，成了故事前序，成了个一个点缀。世上尚七日，洞中已千年。我已苍老。她还是个女孩，女孩子。那时她已不再读书，下了田。她和别的农家女子没有两样，赤着脚，扛着农具，说着简单无聊的乡里的土话。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情调，所有的过去都在一瞬间中消逝了。我后来才想到，在窑屋，除了提到有关她的问题以外，我一次也没想到她。她在那儿就离我而去，在那儿就已成了遥远。
堂侄对我说，还没听说过猫儿有腥不吃的。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和红娣以前的事，我在窑屋里有关红娣的回答传了出来，我自然不会在那儿撒谎。自那以后，我正人君子的形象定了型，所有的女性对我都很放心。
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种缘。我和红娣的缘。缘尽情尽。
又是近两年的时间，我从我的单间房里出来，红娣从那斜对的门里出来。我们都赤着脚，扛着农具下田。堂嫂继续说笑过。但对我与她不说，都已成了过去。我再无设计陷阱的念头，几乎再无接触肉体的欲望。从那时到后来离开那个村子，搬迁到另一个村子生活的几年时间中，我几乎没和任何女孩子交往。并非曾经沧海，而似乎我是超凡脱俗。一直到遇上我的妻子。我对女孩子的梦已经不感兴趣。觉得很单薄。我想有个家。我把想像的色彩都化进了作品。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想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去回忆与红娣一起的日子。我感到幼稚的窘态，我感到无聊的浅薄。我的人生转机从搬迁出那个村子那间房子开始。我突然就解脱了。除了旧故事演绎的阴影在一段时间中还冒啊冒，泛啊泛的，我开始走出了我命运的低谷。那以后，我当过赤脚医生，当过供销员，做过临时工，卖过戏票。对我来说，都是勉为其难。我注定是要编造故事，演绎想像的。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缘。我的生活好起来，我的心依然承受着。我自身的好坏，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后来，我进了县城。对于农村的人来说，县城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我生活在一幢旧式的紫楼里。那幢紫楼里有着古老的文化色彩，更多的时间萦回着鼓、琴、笙、笛。那生活相对过去宛如进入了一个梦。我重回到那个村子去玩，我住在一个同宗同姓的村上人家，我那所小房自我离开后，又自然归属了我的堂兄。晚上红娣去串门，她站在门边，她的肤色和乡村的女性已没有任何区别。她的脸半扬着，眼斜睨地朝向我说话。她的口音是浓浓的本地土语。本家在堂屋里喂着猪，猪咕咕地直叫唤。一只竖着的长脚盆被碰着了，晃悠悠地要倒。红娣就站在两步远的地方，她的一条腿站直着，另一只脚踮着，晃啊晃的。她说着村上乡下人特有的那种自信自满的话。我微笑着，眼偏开着她的脸。我怕那些旧的带色彩的记忆。我无可奈何地感受到那种流失和隔绝。而我的自我也被时间隔成一点一点的，成为一种虚幻，分不清究竟是记忆还是想像了。
开头一年的紫楼生活，在那些乡村上来的女孩子之中，在那些乡村冒尖的，“筛箩上面的”，能呷呷的，不安分的女孩子之中，说起来应该是很有色彩的。她们称创作的我为老师。而我本身和她们一样，也是个乡下人，乡村的知青，有的是乡下的户口。创作的老师和农村的户口，成了我自尊自卑的两极。我想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孩子，对我自有一个谱。一方面，她们用尊敬的口吻称呼着我，另一方面，眼光中把我看做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村知青。我清楚这一点。从插队开始，也可以说，从童年开始，我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是曾经有过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在属于我的房子里，有了一段和红娣的关系。那时我的心也还是浮着的。和其他知青一样浮着的心，渴望着上调，渴望着解决社会最低层的户口问题。再过若干年以后，也许这不再有人理解。我的生活从离开那个村子开始，一步步地好起来。不是一下子，是一步步缓缓的时有变化地好起来。从前往后排，似乎有着我的努力，也似乎有着某种偶然性。而从后往前排，就觉得那是一种缘，一种命运。我只能从前往后走的。命运越转，那种漂浮感就越强烈。我也就不会对女性有专注的表现。在我搬迁到一个新的村子里，当了赤脚医生后，村上被人称做是很漂亮的姑娘，常常到我的诊所里来，让我讨她一点口头上的便宜。她哥哥当过赤脚医生，但她坚持要来让我给她打针。对于她我最多只有一点无谓的遐想。她显露出裤腰底下的肌肤细腻白嫩，是我一生中难得所见的。我到紫楼以后，她进城来找过我，显得很大胆地说过许多含情的话。和紫楼的女孩子相比，她的乡村的俗气就重了。紫楼的女孩子后来都有着异乎一般乡村姑娘的命运。但她们和我在城里接触的女孩子相比，也总显有一种土气。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停步。多少年后，在我的作品中，那个让我打针的乡村女孩子，和那些紫楼的女孩子，都成为一种色彩，一种艺术，一种命运的排列。我对那飘浮的时间岁月的缺憾，在作品中得到弥补。
听说那个乡村让我打针的姑娘，出嫁后没有生孩子。同时也听说，她才流传开来的艳闻。对于她我自然没有心理上的责任。只是我觉得扫兴。她与红娣这两个主动对我有意的女孩子，本来可以让我怀有男人的骄傲的，可是我又不得不想到，她们只是出于本性而已，不对我，就同样会对其他的男性。这使我生出男人的失败感。我问自己，是否是真正的情？我有的只是虚幻的、隔绝的、过渡的、太实在的女性交往史，也没有过一次真正的爱。那么又为何苛求别人？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一旦具体，大概都难以称为真正了吧。
自然，对英少女的记忆也就鲜明了。我到紫楼以后，重回故城，我城里的家已经搬迁了。我没再见过英少女。英少女对于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无法用乡村女孩的公式来套她。十多年后有一次我回故城，我去了支弄的旧居。英少女已出了嫁。我在支弄的口子上站着。心中浮起那个拎水的晶晶姑娘的形象，她美得那么自然，那么典雅。我也听说她的工作分配在公交公司，我难以想像她拿着票夹在车厢的人之间挤来挤去，我还听说她的未婚夫曾是个插队边疆的知青，总在故城用拳头称霸于一方，在黑道上赫赫有名。他被逮了起来，在弄堂里挨斗。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移着被反铐的手，到裤口袋里去拿烟，并用着身把烟叼到自己的嘴上。她没有和他断，她后来还是和她结了婚。这些传说我总也难和我见到的晶晶的形象连起来，我只记得她拎着水，长长的手臂拎直了，步态轻盈，衣衫拂拂，水在桶里闪着亮。
红娣后来顶替她父亲的工作，成了城里人。她失望的叔叔找了一个寡妇结了婚。那个寡妇带来三个孩子，红娣叔叔也就拉起了生活的重轭。听说红娣去了一年，便带了夫婿和怀中的孩子回乡来探亲。又听说红娣母亲很不满意她的婚事。但红娣毕竟是城里人了。对红娣迅速结婚的传闻，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倘若我不自持，也许那孩子早已出了世，我与她以后的生活将是另一种色彩。我很不愿意展现这种想像。二十年后，我作为有点名气的小说作家，被邀到红娣所在的那个中原城市去参加笔会，傍晚我独自在街上溜达。我突然很想能见到红娣，很想去找到她。不管她是什么模样，不管她是什么状况，我很想见上一见。和去县城生活时的心境和认识完全不同了，我对红娣那一段交往有了自然的感受。那是我人生中的一层缘。对曾经有过的缘，特别是有过肌肤相亲的缘，我都觉得是难得的。和想像和虚构的要求是不同的，正如我的梦。在和妻子生活的十年之间，我常常会梦中回到那个乡村里。我似乎已经有了我现有的地位和心境，却又似乎还是那农村的户口。我还没能把它迁了出去，或者不知怎么又把我的户口弄回了乡下。我在那里见到的自然不是英少女，不是妻子，也不是其他与我有过某种情感的女子。站在斜对门的依然是红娣。梦中的红娣清晰可辨。她似乎已经结过了婚，又似乎还是个女孩，女孩子。我和她在梦的故事里哭啊闹的。那些情节荒诞，那些对话离奇。一旦醒来便全都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