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尊儒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董仲舒一生事学，以儒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将阴阳五行思想杂糅以进，其“新儒学”思想中还有一些法家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是汉代统治者争取长治久安的主要思想工具。《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载：“后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董仲舒的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架构，盖因如这里所说。董仲舒认为阳为德，治世当用德教，用德教化天下之民，认为秦朝之所以失国，是因为秦朝使用刑罚治世，而刑罚是属于阴的，阴不能用以治世。关于治世之德的具体内容，董仲舒大肆引进孔子的礼教思想，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用礼必须得用乐，对于民要“导之以礼乐”，然后“民和睦”。
关于音乐和政治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圣王以道行事，而“仁义礼乐”是其行其道的工具，他说道：“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董仲舒的以乐正风，以乐教民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认为王者在功成之后当作乐以歌颂其文治武功，要用音乐来教化世人，并且教化世人、改变民风的音乐应当是雅颂一类的音乐，雅颂乐可以弥补统治者政治上的缺点等。
除了董仲舒，刘向也是汉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刘向认为音乐就是承载圣人之德的，因而他认为音乐天然就应该是雅乐，对郑卫之声和民间音乐加以否定。
儒家的乐以正风、乐以化民的思想在《乐记》一文中也有阐释。对于《乐记》究竟是什么时期的著作，从来就有两说，一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一说是西汉时期的作品。因为《乐记》中有几百字与《荀子·乐论》中的文字完全相同，一部分学者猜测《乐记》应该早有问世，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乐记》应该是西汉的作品，其雷同部分应是后人抄袭《乐论》中的文字。《乐记》全盘肯定孔子的音乐思想，认为雅乐是好的音乐，褒扬《韶》《箫》，极力贬抑郑卫之声，也反对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还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了讨论，其《乐本》篇说道：“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认为音乐本身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内容，是由声音所决定的，而最终是由人的情感所决定，因为人的情感不一样，所发的声音就不一样。人有六种心境，这六种心境不是天性决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所感发的，这六种心境是哀、乐、喜、怒、敬、爱，所发的声音分别是凄怆的低鸣，缓慢的歌唱，散漫的哼唱，厉声的吼唱，谨严的诉唱和柔缓的倾唱。《乐记》还对音乐的要素一一给出了概念性的讨论，认为快乐的乐是心为外物所感而生的，而音乐则是受到外物所感而发出来各种声音的组合，因此声音成为音乐的有形外在，而音乐本身承载了德这一命题，音乐能将德带给听众。
《乐记》是汉代多人所合著的著作，其中的音乐思想也继承了儒家的思想。除此之外，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等著作也体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汉代官方所认可的主导音乐思想。
2.道家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西汉时期，道家音乐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淮南子》一书中。《淮南子》一书为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继承了老子的“大音稀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的思想，《淮南子·原道训》说道：“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又说道：“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即认为无声才是声的最高境界，无声可以生五音。
《淮南子》对庄子的“至乐无乐”的思想进行了阐释。《淮南子·本经训》言：“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对于沉溺于声色之乐的人，《淮南子》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其《精神训》说道：“耳目淫于声乐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这段话将声色之乐与祸福相互联系了起来，认为如果沉溺于声色之乐，那么是福事或者祸事就会随时有可能降临，其原因是因为如果沉溺于声色之乐，那么人心就会失去平静，于是人就会亢奋，于是就会神不守舍，当人处于一种神不守舍的状况，就会惹来许多的祸事。
对于声乐的作用，《淮南子》给予了一定的讨论，认为声乐能够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吉庆和欢乐，雅颂之乐可以达到改变民风和民俗的作用，能够使得君臣和睦，社会安定。但是认为对于任何音乐，都要有节制，不能沉溺其中。
《淮南子》还保留了一部分关于音乐是人与天相互交流的语言的思想，并且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天道本身就是按音律之法来行事，因此人若乱用音律，会导致天道失常，从而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祸。《淮南子》因此认为君王应该行事公平，否则会导致天道暴怒，从而降祸。《淮南子·览冥训》载：“昔者师旷《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癃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夫瞽师、庶女位贱尚葈，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音乐能使君王生病，并能呼风唤雨，而一民女利用声音向天倾诉，也能呼风唤雨，使海水升高，将音乐神化到了具有巨大能量的地步。
《淮南子》还讨论了音乐欣赏时听众与音乐和演奏者的关系。《淮南子》肯定了音乐本身具有一定的情感感染力，而且不同的音乐其感染力是不相同的，比如“《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淮南子》还表达了欣赏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鉴赏力才能欣赏某些音乐。《淮南子·泰族训》说道：“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又说道：“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淮南子》不但认识到具备不同音乐欣赏水平的人所能欣赏的音乐是不同的，而且认识到同样的音乐，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下去欣赏，其效果也是不同的。《淮南子·齐俗训》载：“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笑，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
《淮南子》继承了荀子等人的思想，认为悲这种情感是不宜入乐的，音乐应该是“宣乐”的。
除了《淮南子》之外，《太平经》也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著述。《太平经》认为音乐是由阴与阳的运动产生的，其内蕴含了天地阴阳五行等万事万物，音乐能够反映这一切内容，也是凭借这一切内容得以表现的。《太平经》认为音乐所承载的应该是快乐的内容，而不应该有愤怒，音乐是阳气的，而不是属于阴气的。因此，音乐应该顺时而作，不同时节作不同的音乐，不同时节也应该演奏不同的音乐。音乐也只能在某些场合使用才合时宜，如喜乐吉庆的时候，在丧葬等场合就不宜使用音乐，音乐所承载的内容是快乐的，音乐是阳气的，与丧葬的气氛不相融洽。
因为音乐是天地阴阳五行的结晶，故而《太平经》认为音乐是天地鬼神的通用语言，使用音乐可以通达天地，感召众神，可以预测吉凶，可以利用音乐来改变吉或者凶的命运。《太平经·卷十五》说道：“故古乐圣贤调乐，所以感物类，和阴阳，定四时五行。”《太平经卷一一六》载：“比若春者先动，大角弦动甲，甲日上则引动岁星，心星下则引动东岳。气则摇少阳，音则摇木行，神则摇钩芒，禽则动苍龙，位则安之引青帝，神则致青衣玉女。上洞下达，莫不以类来朝，乐其乐声也。”这两段话就表达了音乐可以通达天地，感召众神的思想。关于音乐预测吉凶，该篇说道：“故举乐，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乐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乐神灵也。中得其意者，可以乐精。下得其意者，可以乐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游而无事，乐起而刑断绝，精神相厌也。”
3.其他音乐思想
东汉王充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极力否认音乐能够呼风唤雨和给人类带来灾祸的说法。针对师旷鼓琴而平公癃病的故事，王充在《论衡·感虚篇》中说道：“传书言师旷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风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晋国赤地。或言师旷《清角》之曲，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风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传书之家载以为是，世俗观见信以为然，原省其实，殆虚言也。夫《清角》，何音之声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风雨。如木为风，雨与风俱，三尺之木、数弦之声感动天地，何其神也？此复一哭崩城，一叹之下霜之类也。师旷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质性生也之也。其初受学之时，宿昔习弄，非直一再奏也。审如传书之言，师旷学《清角》时风雨当至也。传书言瓠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风雨之至、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虚言也。或时奏《清角》时天偶风雨，风雨之后晋国适旱，平公好乐，喜笑过度，偶发癃病。传书之家信以为然，世人观见遂以为实，实者乐声不能致此。何以验之？风雨暴至，是阴阳乱也。乐能乱阴阳，则亦能调阴阳也。”在这段话中，王充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以事实来反驳，对传说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合理的猜测。
王充的另一个思想是承认悲的音乐美学，认为悲情也可以是一种美，悲是可以入乐的。《论衡·自纪篇》言：“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这句话以美貌与悲乐类比，道出了悲也可以是一种美的思想。
班固为东汉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修《汉书》一史。在《汉书·律历志》中，班固将宫商角徵羽与宇宙万物及万物之感联系在一起，其内说道：“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毓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宫纪也。”当然，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乃是望文生义，玩一种文字游戏而已。班固还将宫商角徵羽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汉书·律历志》说道：“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五声为本，生于黄种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五声与阴阳五行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这种说法也许来源于五声与五行都是五五为数，而在古代，音乐又多是用于宗教祭祀的，与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同属于玄幻的原始宗教意识，将二者联系起来，是一种试图用当时的宗教迷信哲学来解释声乐的行为。对于律管的尺寸，班固继续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解释到：“《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茂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茂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
对于音乐的政治作用，班固坚持西周以来盛行的音乐是用以明尊卑的思想，认为音乐具有改变社会风俗习惯的作用。在《汉书·礼乐志》中，班固把礼与乐二者必然地联系起来，说道：“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誖，则王道备矣。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这段表达了班固关于礼与乐相并而治世的思想，他认为无论从人性，还是从规范社会制度，还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都需要礼与乐，而且引用孔子的观点表达了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并且礼与乐者永远是并行的，缺一不可。
对于郑卫之声类似风格的音乐，班固沿袭儒家思想的认识，认为这些音乐对于社会的安宁是不利的，应该予以取缔。在《汉书·礼乐志》中，他说道：“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在这话中，班固把周室大坏，诸侯恣行等社会混乱现象归结为“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认为“郑、卫、宋、赵之声并出”乃是社会混乱的产物，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更加混乱。
除了王充与班固等人的音乐思想外，在汉代的一些乐赋中也有音乐思想出现。如马融在其《长笛赋》中说道：“是故可以通灵感物，写神喻意，致诚效志，率作兴事，溉盥污秽。”这种音乐可以通神召鬼的思想与《淮南子》接近。乐赋中这些思想仅仅是一些只言片语，没有系统性，并且都是当时存在并流行的思想，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四、秦汉时期的音乐传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