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统治中心音乐文化的发达不单体现在乐器的工艺和材料上，还体现在对乐理的认识上。南方青铜文化在音乐文化上的延伸表现为南方的大铙与北方的铙水平相当，然而大铙却没有以编组的方式出现，北方的铙却多出现三件一组，或者五件一组。这说明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对乐理的认识较之南方有了很大发展。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石磬这种乐器上。除了在商王朝的统治中心河南安阳殷墟发现过编磬之外，编组磬乐没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庸是被公认的商代的一种编组乐器，并且它们的组合体现一定的调式，主要为三声调式，也有两声调式。对埙声的研究表明，商代多以使用四声为主，间或使用五声或二变之声。这说明商代对乐理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商王朝从夏桀亡国的教训中获取了许多治国的方略，加强了其统治力量。统治力量增强的结果是使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更趋尖锐，国家机构和功能更为完善，商代已有完整的官制，很大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脑力劳动者，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分工的出现和国家力量的增强客观上使一部分人更有条件纵情享乐，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更严重的剥削。长期的征战除了加重民众的负担，还使一部分人沦为奴隶，如《易经·中孚》形象地记载了沦落为奴隶的战士的切肤之痛：“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强势的统治集团尽管恐怕失国而抑制声色之乐，但从来没有抛弃过。最为甚者莫过于纣王，《史记·本纪第三·殷》记载纣王之纵情声乐淫佚的场面为：“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对奴隶的痛苦生活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并且以音乐的形式加以宣传和正声。《易经·泰》记载：“无平不阪，无往不复，艰贞不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足见统治阶层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幸福完全是建立在奴隶阶层的痛苦生活之上的，他们必须无视奴隶的痛苦以维系自己奢侈的享乐。
奴隶主贵族为了将自己的统治神权化，发展了各种民间音乐形式为自己服务。如商之典礼之舞“舞雩”，本为一种求雨的舞蹈，手执牛尾，交相传递，盘旋成聚。在甲骨文中，舞即“巫”。在远古时期，巫之职为与上天语，通过手舞足蹈，发怪异之声，配以离人之乐，以期解除灾祸，祈望平安。商之奴隶主贵族为了自己的享乐，使巫之职发生了变化，在初期，役使巫为其娱乐无疑是对职权的一种滥用，接着巫之舞蹈的形式和声乐之内容也就随着取悦于奴隶主贵族这一目的而发生变化，变化为专供娱乐的舞蹈。这种专供奴隶主贵族享乐的声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纣王就不满足于已有声乐，《史记·本纪第三·殷》记载了这一事件：“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何为新淫声，现已不可考。从中可见，商代已有专师享乐音乐创作的人，如这里的师涓。
商代为奴隶主贵族作音乐服务的人多是奴隶，如“女乐”就是专门以乐舞从事取悦于奴隶主贵族的女性。这些奴隶与一般奴隶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对之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妇好墓中出土陪葬奴隶16人，其中有项系乐铃者，据估计便为从事乐舞之奴隶，主人死后，便被一同陪葬。并且，商代还制定严酷的刑罚来对待奴隶和统治者的反对者。这些刑罚包括“劓殄”，即灭族，“醢”，即以人肉做羹，“脯”，即用人肉制肉脯，“剖心”，即活体解剖取出心脏（相传纣王之相比干曾受此刑），“烹”，即将活人放入汤锅中煮，“孥戮”，以杀掉获罪者的全家，“炮烙”，即用烧红的铜器炮烙获罪之人，以及断手足等。考古所挖掘的墓葬中，多有骨骼不完整者，便是受极刑的结果。
商代的音乐及音乐传播概略。
4.商代的文化、民族迁徙与音乐传播
商代的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除了青铜业十分繁荣之外，还有加工玉器的手工业，交通也十分发达，车船这两种主要的交通工具均已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商代文化的发展。商代出现了文字，即甲骨文和金文。据传，用以刻字的龟甲和兽骨原是占卜用的，殷商奴隶主贵族生而为贵，以为自身之命乃天授，同时又甚恐自己的地位遭到各种不可知因素的动摇，因此凡事都要诉诸上天，使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并将占卜的结果记录到龟甲和兽骨之上。商代还出现了天文历法，并且一年被分为十二个月，与现代历法相同。商代的祭祀活动达到了极其繁杂的阶段，除了祭天地之外，死人、生产、节庆和各种大事都要进行祭祀，祭祀的用品分量也越来越重，还出现了大量的人祭现象。
商代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音乐的传播。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增大，不同部落间的交流变得频繁，加速了音乐的传播。各种祭祀活动的发展，导致使用音乐的场合增多，对音乐形式的要求也增加，促使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化。文字的出现使乐歌内容可以被记录下来，使音乐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保存，供后世参考，对后世产生影响。
商代末年，由于受到周的毁灭性攻击，商的后遗部落与夏末年的夏后遗部落一样，向四方迁徙。《史记·本纪第四·周》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言及商之遗民迁至薄姑，地处今山东，为后齐国所在地。后来，一部分薄姑民继续东迁，至于高丽，另一部南迁，至于苗瑶。由此可见，自夏以来，中原音乐文化随民之迁徙西传至今新疆、甘肃，东传至高丽，北传至今辽宁，南传至荆楚、苗瑶地区。
5.商代音乐传播的特点
商代时期，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青铜乐器。青铜乐器是强权政治产生的结果，它的出现，表明宫廷音乐和政治音乐出现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其言行受到奴隶主的监视，不可能自由地发展属于奴隶的音乐，大众音乐继续呈式微之势。中原地带仍然是音乐文化和传播的中心。与此相对应，发源于中原地带的南方大铙音乐文化也独立地发展和繁荣起来，成为另一个音乐文化和传播的中心，由于对于音阶的认识不够完善，其程度相对落后。无论是中原地带还是南方的音乐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音乐成为传播的核心内容。
商代社会的稳定性较夏代有了很大改善，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人民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定居生活为音乐传播创造了更多的条件。首先，大型的乐器容易被发明和保存。当一个部落迁徙不定之时，大型乐器携带和运输很不方便，即使被发明了，也容易被抛弃。其次，定居生活促进了社会成员的交流，有利于音乐的传播。
商代社会部落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和紧密，使得音乐在部落之间的传播成为可能，音乐传播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二、西周
1.西周的音乐传播思想
西周很早就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传说中，西周国的祖先弃对农耕技术颇有研究，他能根据土壤的不同特点选种不同的庄稼，许多农耕民众都向他学习。当舜帝得知弃的这一才能之后，便任命弃为农官专管农业。因为弃的方法十分有效，为奖励弃的功劳，舜帝封弃于邰地，封号为后稷，赐姓姬。因为弃擅长农耕，姬姓部落很早就在邰地这一片土地上过着农耕定居生活，尽管弃的后代曾经放弃过农耕，但最终恢复旧业，并逐渐发展壮大。姬姓部落后来迁居周原，与姜姓部落杂居，交相通婚，因此称周。
在灭商之前，西周是一个小部落，长期臣服于殷商，其各种文化，包括文字、音乐、礼法等都效法殷商。在周灭殷纣王之前的几十近百年内，周遭到了殷商更强烈的迫害和欺压。在这种情况下，周一方面不得不忍气吞声应付殷商王朝，一方面发展自己的势力，内修外好，以期改变现有状况。于周文王十二年，西周领导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之师，战车三百，向殷纣王发起进攻，由于殷王朝内部早已矛盾重重，其师倒戈相向，殷纣王自杀，西周于是灭掉了殷商王朝。
西周在灭掉了殷商王朝之后，接管了殷商王朝的所有疆土，但是这个时候西周并没有完全消灭殷商的势力，而是立纣王的儿子武庚祭守宗庙，挟武庚以令天下。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佐，武庚联合武王之弟管、蔡二人谋反，被周公率大军所剿灭。周剿灭武庚之反，并非轻而易举，而是花了大量兵力和三年时间才取得了胜利。灭武庚之反后，周公又率军继续征讨，一举征服了东至大海、南至江南的大量疆土。自此，周王朝的版土大幅度增加。
由于有纣王失国的教训，又亲历过平武庚之反的艰辛，成王对如何统治如此偌大的疆土甚为担忧。考虑到交通和通信能力十分有限，周王朝采取了分封诸侯的方式来治理疆土。被分封的包括为建立周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连纵的各部落首领和尧舜后代。各个诸侯在自己的被封领土内俨然为王，对其辖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并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周王对各个诸侯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诸侯国的首领如果得不到周王的册封，那么他的领导地位就不是合法的。诸侯必须在节庆、丰收等时候以进贡的形式向周王室进纳财物，并且如果得到号召，应该出动自己军队为周王室效力。尽管如此，周王对各个诸侯并不放心，还派遣了监视官到诸侯国居住，也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
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明确各诸侯的身份，在定制各种规章和诸侯义务的同时，周王朝还制定了繁复的礼法，以便将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贯彻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和吃穿劳作之中，使之成为天经地义之事。作为古代贵族社会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内容之一的歌舞，也得到了统治者关于礼法的考虑。由于统治者为了将尊卑地位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显示出来，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能够使用同一种音乐。于是便制定了纷繁复杂的礼乐制度，规定什么人才能役使多少人一起表演的组舞，什么人才拥有用什么乐器演奏什么音乐的权力等等。所以，基于这一种明尊卑的思想，周王朝的音乐传播思想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音乐是与礼相联系的。在周代之前的夏商时期，音乐被巫术所利用，以与上帝进行交流，将下界民众的要求通达于天，后来又被政治所利用，用于歌颂其文治武功，由于音乐是民众娱乐的重要形式之一，因此寓宣传于音乐之中使得民众易于接受。在国家尚未建立的远古时期，音乐的作用便是其产生的原因，即是为了满足娱乐的需要。然而到了周代，周朝统治者将礼教强行与音乐相联系，并以国家强权的形式要求音乐在各种传播过程中反映这一思想。《左传》有言：“乐歌乐舞，咸辅五礼而行。”周王朝对祭祀活动、出猎巡行、宴席聚会、迎送往来等社会活动都分配了不同的音乐形式，用音乐来明礼仪，最终达到明尊卑的目的。客观地说，周王朝这种利用音乐来明礼教的“制礼作乐”之举对音乐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音乐传播的范围加大，传播的速度加快。
周王朝的礼乐制不但规定了什么地位的人只能使用什么样的乐舞，实际上还意味着在什么样的场合必须使用什么样的乐舞。如《周礼·春官》有言：“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就规定了周王、诸侯、大夫和士人悬挂乐器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强制性的，在应该奏乐舞明礼仪的场合必须得这样做的。因此，不但诸侯必须掌握礼教音乐，任何在贵族社会中游走的人士都必须明白和熟悉礼教音乐，否则稍有疏忽，在礼仪场合违反了礼乐的限制，就会遭来杀身之祸。政治力量在维持其礼教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音乐传播的作用。
另一方面，用政治力量对音乐形式加以限定，不但限定其演奏方式，还限制其使用场合的做法对音乐形式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周王朝认为“礼不下庶人”，因此实际上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使用音乐娱乐自己的权利。越多的人使用音乐，那么音乐形式就会越趋多样化。周王朝限制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庶人使用音乐，就使音乐失去了一个庞大的原创群体。而贵族对音乐的使用尽管频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使用只是一种形式，不会进入贵族阶级的心里，因此便不会去欣赏和发展这种音乐。礼乐的发展只是乐官的事情，是依靠少数人制定，然后通过政治力量保证其被其他人所接受的。
第二，音乐是建立和谐关系的一种手段。西周建国之后，在一方面维持等级制度的同时，一方面又希望保持现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礼仪之中使用音乐，规定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音乐，用音乐来告诫各种人士谨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又让大家在音乐这一氛围之中，感受同样的声音，思想同一种事情，让不同身份的人接受同一种观念，从而接受现实，满足现状。《周礼·大司乐》有言：“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可以看到，使用不同种音乐，不但期望达到安邦定国，安抚各个阶层的人，还期望能够通过音乐的传播，让远邦能够感受到大国之威仪，使之臣服，不但如此，还期望让动物也能通过音乐感受到统治者的思想。《论语·学而》中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古代文艺的美学家罗倬汉先生认为这里的“和”指的是一种乐器。按此理解，上文的意思是说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施行礼，最为重要的是使用“和”这种乐器。在先王的所有“道”之中，这种“道”是最为值得称道的。在这段话中，也表达了音乐在礼教中的这种功能。
在西周之前，祭祀活动是由施行巫术的人操持的，不同的巫师有各自的程序和方法，到了西周，统治者为祭祀活动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无论是谁操持祭祀活动，都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程序逐项完成，并且不同的祭祀得使用不同的乐器。《周礼·大司乐》载：“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见，礼制为各种祭祀规定所使用的乐器是什么，舞蹈是什么，以及歌舞的先后顺序。这样一种制度是建立在对乐舞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的。比如，黄钟大吕被认为是乐器之宗，是定乐之器，以它便可以祭天神，因为天神是至高无上的。如此推之，因为祖先为建国之元勋，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对他们的文治武功当常相歌颂，因此祭先祖之时，当奏无射，歌夹钟，并且舞大武。所以，不同的音乐，其所建立的氛围都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