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背景各异，这些研究者可能是学生、工人、农民、公务员，他们的专业大多没有受过旅游专业训练。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固定的研究方向，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认为他们是在搞旅游研究。
人员众多，分布广泛。草根旅游研究者可来源于社会各个层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草根旅游研究者。作者以“旅游博客”为检索词，在google中就检索到170万条记录。仅在sohu网的旅游博客群的热点文章推荐上就发现了600多位作者。
目的迥异，多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如博客撰写者、论坛发帖者，他们撰写文章往往不会获得一定收益，往往仅仅是为了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旅游感受。
研究粗略，不严谨。与旅游专家的精确严密的研究方法不一样，草根研究者往往没有收到严格的研究训练，他们的研究往往仅仅是对所见或所经历的记录，或是自己的一些思考或创意。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进行严密的推理与论证。
（2）旅游研究理论的草根化
第一，草根的旅游研究理论形式多样，可能是一篇景区攻略，也可能是一篇游记，或者几句帖士。这些大都表现为短文的形式。形式灵活。
第二，往往是从细节入手，不重宏观。大多草根研究理论都是从一个个具体的旅游细节入手，没有体系，没有宏观的概念，只是具体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第三，研究针对实际，不重理论。多数草根旅游研究都是针对具体的某一景点、某一旅游线路、某一旅游活动提出观点，往往不会上升到理论高度。
第四，质量高低不一，鱼龙混杂。许多研究仅仅是研究者的直观感受，没有理论深度，更没有严格的论证；而某些研究质量很高，因为一些作者具有较高素养。
第五，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地域广。因为研究者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社会各领域。因此这些研究也表现出这些特点。
第六，表现出一定的时尚性。草根旅游研究也具有一定流行文化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一些旅游方式或旅游景点目前是热点，相应的草根研究也就越多。
1.2.7旅游草根研究对正统旅游研究的意义
草根的旅游研究可以为正统的旅游研究提供丰富的营养，旅游的草根研究可以比喻为欣欣向荣的大草原，而正统的旅游研究可以认为是生长在这片草原上的动物。在这样的草原上，各种杂草、灌木旺盛生长，而这样旺盛生长的草原才可孕育多姿多彩的动物。草根的研究越发达，正统的研究就会越发达。
1.3自下而上的草根旅游发展的策略
目前，中国政府一直是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专家是旅游发展具体的策划者，占主流的旅游发展策略都是有政府主导，专家设计、专家评价，最后付诸实施。这样的发展策略，具有他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接待团队包价旅游、会议会展游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能够统筹区域力量，统筹布局与规划。但是，随着旅游发展的草根化趋势的不可逆转，需要新的旅游发展策略。草根意味着大众的、基层的、根本的。旅游发展的草根化潮流要求我们采用自下而上的旅游发展策略与技术。
自下而上的旅游发展策略是指：旅游发展的基本思想是立足于大众、立足于基层，面向基层；为社区和大众服务；鼓励大众、社区参与；鼓励大众的旅游研究，从大众的旅游研究中获取新的旅游理论与知识。本书将具体讨论以下策略：
1.3.1自助旅游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自助游存在诸多问题，如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服务缺乏、政府定位不清、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需要从法律制定、政府职能定位、信息平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景区规划等多方面着手，促进自助旅游的发展。
1.3.2社区旅游及责任旅游发展策略
乡村旅游可以说是社区旅游的一种形式，随着农村的发展，原生态的农村地区越来越少，我我国的乡村旅游目前已有逐渐向度假旅游转化的趋势。作为强调尊重当地文化、促进社区发展的社区旅游，对我国维护社会和谐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将结合国际社区旅游发展的经验，论述我国社区旅游发展策略。责任旅游强调保护环境、促进发展的旅游，十分符合目前国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我国责任旅游尚不发育，本书将对我国开展责任旅游的前景及策略进行论述。
1.3.3旅游发展大众参与（社区参与）策略
旅游发展是涉及多种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社区、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社区参与是降低旅游负面影响到重要手段，本书分析了我国旅游规划社区参与的现状，从文化背景对世界各国旅游发展社区参与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从社区增权、社区参与机制等方面提出社区参与策略。
1.3.4草根化旅游研究策略
旅游发展的草根化趋势，促进了旅游研究的草根化。草根化的旅游研究使旅游研究者队伍大大增加，旅游研究的领域将空前扩大。本书将论述草根旅游研究特征、草根旅游研究分类及体系、草根旅游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关系。同时将论论述草根旅游研究支撑平台及软环境建设策略。
1.4自下而上的旅游发展支撑技术
为实现自下而上的旅游发展策略，需要相对用技术支持。包括底层、大众参与的旅游信息服务平台；也包括基于个体的旅游规划技术等。本书将对旅游电子商务、Web2、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构建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方法与案例进行分析，以一个旅游信息大众服务平台系统为例，论述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策略；同时，本书还将论述基于个体的景区规划虚拟试验技术，提出基于个体的旅游规划策略。
延伸阅读
草根组织
资料一
NGO的简介（来源于Wikipeida）
本书从草根主义的视角，研究旅游，内容包括自助游、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社区旅游的组织、草根旅游研究、自下而上的旅游服务平台、自下而上的旅游规划系统等。
是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通常独立于政府。虽然从定义上包含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但该名词一般仅限于非商业化、合法的、与社会文化和环境相关的倡导群体。NGO通常是非营利组织，他们的基金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私人捐款。据一份1995年联合国关于全球管理的报告统计，有接近29 000个国际NGO。国家级的更多，美国统计过有两百万个NGO，大部分是过去30年成立的，其中有65 000个在俄罗斯。每天都有数十个NGO成立。光肯尼亚每年就有240个NGO新成立。
资料二
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节选，摘自南方周末）
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须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