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往往会使一个人陷入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善意的谎言是为了解救他人和自己，是一种在困境中的解脱。 但是常用这种谎言表达，会使你丧失在人群中的可信度。
当一个人的所有性格特征和承诺一样庄严神圣时，他的一生就拥有比他的职位和成就更伟大的东西——诚实，这比获得财富更重要，比拥有美名更持久。
像乔治·皮博迪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坚持一诺千金，不说一句谎话，并把自己的声誉看作是无价之宝的已不多见。 因此，乔治·皮博迪受到全世界人的关注，获得无上的声誉，并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在19世纪中期有一个正义与诚实的代名词——“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
在林肯还没有成为总统的时候，他从事过店员这个职业，一次为了把零钱还给一位夫人，摸黑跑了6英里的路，而不是等到下次再找那位夫人，就是这件事体现了林肯诚实的品格，从而使人性中高贵的品质被象征定位为“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
在林肯从事另一个职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处理一桩土地纠纷案，法庭要当事人预交10000美金，那个当事人一时还筹不到这么多钱，于是，林肯说： “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林肯去了一家银行，和经理说他要提10000美金，过两个小时就能归还。 经理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要林肯填写借据，就把钱借给了他。 正是因为林肯诚实的品德，使得经理才如此相信他。
还有一次，林肯得知他的当事人捏造事实、 欺骗律师事务所，就拒绝为那人辩护。 他对自己说： 如果我去了，我就将成为一个说谎者，那是我所不能允许的。
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名律师是这样评价林肯的，他说： “如果没有把握为当事人打赢官司，他就不接案子。 法庭、 陪审团和检查官也都知道，只要亚伯拉罕·林肯出庭，他的当事人就肯定是正义的一方。 我并不是站在政治立场上说这番话的，我和他属于不同的党派，但事实的确如此。”
有一次，林肯的盟友劝说他，只要能获得两个敌对代表团的选票，他就能成为内阁的候选人。 但这样就会要林肯违背自己坚持的原则——说不真实的话，林肯拒绝了朋友这种劝说，“我不会同人民讨价还价，也不会受制于任何势力。”
因为他追求的是正义、 追求的是人格完美。 林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说谎的诱惑，没有在金钱的引诱下迷失方向，没有为赢得权力而放纵自己。 最终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它虽然没有《天方夜谭》 中的故事神奇，却留下了深刻的意义。
阿伯德·卡德的母亲给了他四十枚银币，让他发誓任何时候都不撒谎，“上帝会看着你的，孩子，在没有接受上帝的审判之前，我们是没有机会见面了。”
于是，这个年轻人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几天之后，他遇到了强盗。
强盗问他： “你身上有钱吗？”
由于发誓不能撒谎，阿伯德·卡德就老老实实地说“在我的外套里面有四十枚银币。”
因为他的诚实，强盗们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
“告诉我，你身上到底有没有钱？” 强盗头子再次问阿伯德·卡德。
“我说过了，我的外套里缝着四十枚银币。”
这次强盗们半信半疑地搜查阿伯德·卡德，真的把那些银币搜了出来。
强盗惊奇地问阿伯德·卡德： “你干嘛不打自招啊？”“因为我在母亲面前发过誓——永远都不撒谎。”
强盗头领听到这些话，心中有所感悟。 “连个孩子都如此守信用，而我们却在违背小时候对上帝许下的诺言。现在我们要握着这个小孩的手重新发誓！”
其他强盗也深为感动，像他们的首领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对上帝重新发了誓，而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孩。这就是从阿伯德·卡德身上表现出来的高尚品质——诚实。
一个人戴上了面具，过着虚伪的生活，或者从事不正当的职业时，他的心一定承受着沉重的打击，渐渐地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产生一种我是骗子，不是正直的人，不会有人相信我的想法，然后，走向了堕落，失去了自尊和自信的勇气。
还有一些人也跨入到欺骗的行列。 这种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能力，但是他们的物欲在膨胀，就不惜制造假象，运用各种欺骗性手段来玩弄、 摆布其他人。乔治·霍尔在每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都不忘讲一个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事例：
“除非你觉得一项工作值得去做，否则不要在工作合同上签上你的名字，宁可放弃工作，也不要让雇主强迫你去做你明知是错误的事情。”
然后他就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他的故事。
他说： “这是洛威尔城经受洪水考验的故事，洛威尔城建在梅里马克河边，因而需要建水坝和运河来蓄水。 当时美国没有合格的工程师来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就请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英国年轻人来做。 他仔细地查看了已经完工的工程后发现，60年前这里曾经发过一次大洪水。 他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说： ‘先生，你必须重建洛威尔城已完工的工程。’ 公司的负责人回答说： ‘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已经花费了巨大的投资，我们只能冒险试一把。’‘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现在就辞职，先生。’ 弗朗西斯回答说。
“公司负责人受到了震动，后来他们重新考虑了弗朗西斯的建议，并且在弗朗西斯的指导下重新修建了工程。一年后，一场洪水爆发了，这个小镇和相关的建筑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安然无恙。 如果没有重建，这场洪水极有可能会让这个小镇从地球上消失。 这是一个教训，让我们记住它吧！”
当一个人把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的时候，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成功！ 在这种成就感下促使各种才能都得到最完满的发挥。 它能使心智得到激发、 情操得到陶冶、 体质得到增强。
诚实守信是成功的 “信用卡”
对于成大事的人而言，手中都有一张“信用卡” ——诚信。 诚信不仅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处世的原则和方法。青年人要以诚信的态度为人处世，养成诚信的为人与习惯，处世以“信” 为原则，讲信义、 重信义，这样的人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也才会在危难之时获得别人的帮助，从而走向成功。
“一诺千金” 说明了人要看重诚信，假如你答应了别人的诺言就不能随意更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周文王演《周易》，其中有“天之所助也，顺也； 人之所助也，信也。” 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诚信” 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
孔子把信的位置看得很高，学生子贡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他讲了“足食、 足兵、 民信” 三条。 子贡问如果这三条只能做到两条，您先去掉哪一个呢？ 孔子想了想说：“去兵。” 又问再去一个是什么？ 孔子说： “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当百姓已经不再对自己的国家存有信任时，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西周末的周幽王为“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 失信于诸侯，终至丧国，可说是最惨痛的事例了； 商鞅变法，立木为信，以兴秦国的故事，也说明做事情必须先把信义摆在首要位置； 项羽的大将季布是一个重友情、 守信义的男子汉，楚人有句谚语说：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诺。 诺，就是古人应答的声音，类似于现今的“可以”、“好的”。
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曾多年流亡国外，在他路过曹国时，曹共公对他很不礼貌。 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丈夫说： “妾看重耳的随从都是可任相国的人才，这位公子将来一定要回国称霸，对他无礼，我们会遭殃的。” 于是僖负羁派人送了一餐精美的饭食，并在饭食里暗藏一块玉璧，意思不仅是修好，而且暗指重耳是玉一样贵重的人物。 重耳很感激，接受饭食而退还了玉璧，这件事被人称之为“受飧而返璧”。
后来，重耳到达楚国，楚王隆重地接待了他，但同时询问他会如何报答自己。 重耳说： “玉帛珍宝，楚国都有。 倘若托您的福，将来回到晋国，万一楚晋发生战争，相遇中原，我一定避君三舍(古一舍为30里)，以示感谢。如果您仍不肯罢休，我只好拿起弓箭，与君周旋。” 过了两年，重耳做了晋国国君。 隔了三年，晋楚果然交战城濮，重耳遵守前诺，主动后撤90里。 但楚王却不肯罢休，致使大败。
东汉人朱晖，乡党张堪非常器重他的为人，有次说起闲话，张堪说万一我有什么不幸，我的妻子可托的人只有朱晖了。 朱晖当时并没有答应什么。 虽然后来两人长时间不往来，但是当朱晖知道张堪果然病死，且其遗孀非常贫困时，特地前往慰问照顾。 朱晖的孩子很奇怪，说父亲和张堪并无深交，也没答应他什么，现在怎么要去照顾他的家小了。 朱晖说： “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也就是说，张堪已经把他视为知己了，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在内心已经不能辜负人家对自己的信任和付托了。这种“信于心” 也和田光、 荆轲这样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诚信是如此重要，青年人一定要做诚信之人，但做到诚实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义”。 孟子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晋国的大臣赵盾是位贤相，因为多次劝谏晋灵公，灵公厌烦他了，便派力士锄鹿前去刺杀他。 当锄鹿潜入赵盾住所时，赵家不但敞开着大门，连内室的门也是开着的，并无严密警卫，室内外陈设也很俭朴。 当时天还未亮，赵盾却已经把衣帽穿戴得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着上朝议事。 看到这种情景，锄鹿大为感动，叹息道： “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 遂取义而弃信(信在此处是为信于君命)，说明了义之重要。
还有民间流传陈世美负心的故事。 当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被派去刺杀秦香莲母子的韩琦宁可取义而失信，也不杀无辜的母子，最后自刎而死，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所以，古人在取信时，常常把“信义” 连在一起考虑，并非把它们割裂开来。
任何社会中，一个人在思想上、 品质及至能力等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便是他是否信守诺言，是否轻易许诺。 因此，“诺必诚” 就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 一是说到做到，二是许诺前要三思而行。
古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青年人从中应该学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在今后的事业发展中重“信” 讲“义”，做一个值得他人信任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行商还是为学都要做到重“信” 讲“义”。 行商就讲商业信义，做学问就讲做学问的原则。
商业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中虽然并不十分发达，但是却伴随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始终。 在今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际，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经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范强植农经商，很有办法，他主张“十分利只取一分”，被后人尊为文财神。 由于行业的不同，财神也有不同的形象，如茶叶店挂陆羽像； 绸布店挂嫘祖像； 而一些大商店、 大银号则高悬武财神关羽的像，这其中的含义除了桃园三结义般的精诚团结外，更重要的在于关羽是个忠诚侠义的汉子，为人做事诚信是排在第一的。
明人张萱《西园闻见录》 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郑金、吕荣年，顺昌人。 二人幼相友善，以藩贩为生，所至，人推其诚。 年三十，合资仅百金，偶被盗去，郑曰： “此金置吾舍，知者为盗，不知者谓吾匿。” 遂称贷偿之。 是岁获利大，人咸曰： “天报善人如此。” 一日，郑往水口贩盐，计所得，倍其值，今番清损。 商人不信，郑无如之何。 与吕公之初，不以吕之不知而私，凡所贮，一钥二匙，他人各不相问。
张萱讲的这些，说明了那时经商的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毕竟当时重农轻商的传统意识认为“无商不奸” 的观念只是社会的负面。
唐代商业一般都成立行会。 行会是同业商人的组织，在行会中由大家推举出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行头”、“行首”，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并规定行德。 各成员的地位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 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就有米行、 肉行、 油行、 果子行、 炭行、 磨行、 布行、 绢行、 丝绵行、生铁行、 杂货行等。 当更大规模的商行在宋代出现之时，商行也就制订了类似于划出会员营业范围，规定会员义务、 货物价格，经商的商业道德和信义的规约。 为了使人容易辨认，各行的衣服装束也不同，很有类似今天的场服、 工作服。
宋代的商行对外来散商管制很严，不经投行，不准上市，因此在排除同业竞争的因素之外，保护本地经商者的信誉也就成了十分关键的因素。 到了明代中叶，商人的行会组织向会馆发展。
这是一种团结同乡人，经商时相互帮助的乡土性行会组织，台湾学者李亦园在分析晋商(乔家大院)的理财文化时这样说： 乔家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 乔氏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 宿娼、 赌博，不准自开商号、 储私放款等等。 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的“顶身股” 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以依其任职的年份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力去做，不仅结账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顾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
乔家的人除了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功利、 巧取豪夺的作风； 人弃我取、 薄利多做； 维护信誉、 不为虚假； 小忍小让、 不为己甚； 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 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相交往的行为，对破产者有时不要其索赔且还要给予资助，最终得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赞誉。
诚与信是中国思想中的传统品德，是中国商人最崇尚的道德信条，也是他们得以发迹和发展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 例如工厂、 农村、 机关、 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 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 委托、 招聘、 雇用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到守信、 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 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 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 一个企业的通行证、 信用卡。 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青年人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做一个讲诚信守信义之人，才能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