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认识一直顽固地占据着我世界观中一块十分狭隘的阵地。
是种什么认识？又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呢？
简单地说，就是写出文章后，急切地要找地方去发表的冲动。若复杂点讲，却像是带点酸气，并有些狂妄的劲头，也就是立志“扬名后世、著书立说”的那点事。但是，即便有这样两种描画，还是不完全准确，且没能把意欲表达的都倾诉出来。为什们会这样哪？因为，在每一个“发表”文字的动机及原因中，都还会有某一些主客观方面的要求或冲动。例如：改革开放后，在职称评审制度上的某些规定和标准，就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去发表文章；另外，就是个别人，也弄不清楚是“天生”使然，还是“后天”素养，浑身上下，就有一种非要把自己作品变为铅字后，才能舒心畅快的脾气和德性等等。那么，像这样一些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里的俗事，又为什么要写出来，以求沟通和探讨哪？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时常独自或与朋友一起公开以及暗地里写诗，借以比拼才学；其次，也为抒情言志。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再也安耐不住“聪明难、糊涂也难”的寂寞，把几首自鸣得意的诗文誊写利落，思虑再三后，找到一家标榜“先锋”性诗刊，用挂号信，邮寄了过去。如果说从此杳无音讯，也可能不会铸就我的某种德行。但大约一个月后，收到了厚厚一封回信。打开一看，除了一份印刷质量不敢恭维的四版报纸外，还夹有一封不怎么容易确定其性质，且在语句口气上，也确乎是模棱两可的信函。今天，约略记得那上面写着：“来稿已阅，目前正筹备出版一本诗集，若邮寄一百元钱（记忆中可能是这个数目）即可入选发表……”我当时没有再去看第二遍，一下子就把那报纸、信件撕了个粉碎，溜出门外，把它扔进了学生宿舍的厕所里。
自毕业工作后，来到了大概是第四、五、六个年头上，同学们偶或见面时，有的也在信函中，总要交流一些这样子的信息：“某某晋升了或没有进职称，谁谁已经评聘了‘中级’了或工资也是多少等等。”经过一番比较和了解后，我自己这才清楚，原来晋升职称不仅仅依靠一定学历、论资排辈和社会背景，其中所谓能够反映工作业绩和业务水平上的东西，即所谓“硬指标”，也可说是“基本要求”之中，竟然还必须要具备一定数量并需一定级别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
明确了上述情况后，我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收集资料，努力从庸常工作中挖掘出能够赶超“市、省、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成果。然而，当把经过搜肠刮肚，并尽我所能的经验成果，按照要求送往“级别、品种、刊号”错综复杂的杂志社后，经过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焦虑期盼，在终于接到同意发表论文的书面通知之际，也会收到必须先缴纳数额不等、说词不一、逐年见长的“审稿费”、“版面费”、“专家劳务费”、“出版费”等名目的汇款要求。
1995年春天，在风景如画的南方某省会城市，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一次由国内一流优秀期刊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在开幕式中，除了中途急急忙忙赶到的一位据称是“国内外”著名教授外，大会名单上列举的近十位参会专家或学者，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不超过四位，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会交流作者和专业人士，却已达到三百名之多了。但是，即便是如此规模和性质且为期五天的会议，到了第二天上午，仍在会堂中旁听或对话的参会人员，乐观地讲已锐减到三分之一了。不过，正是凭借这样一篇“大会交流”性质的文章，加之本科学历和满五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我却通过了“中级”职称评聘。
在读习传统书籍时，略晓得中国古代宦官富豪、名流雅士们，大概都是读过曹丕《典论论文》了。而自古至今，在类似这样子可谓“文化人”的圈子群落中，仿佛多有执著那份渴求或梦想，即凭借文章“声名自传于后”的自由情调和豪迈志气。也正是如此，在华夏中国之历史和现实中，每每不乏出现倾其家资“自费”出版，或自我或他/她人文书墨宝的惯例和典范。
其实，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著书立说”的偏爱和喜好，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那么，在现实中，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却早已变味？甚者，已经违情悖理的以至于害世误人了哪？如果说某某人，因为有了钱，于是想出书，即刻也就出了书；而且，是让读者，或讲通过市场，来评判以及进一步取舍其出版作品的优劣和社会价值。事实上，若真是如此简洁明了的话，这样一种“单纯”应是一种理想化的自由出版模式。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本应大力提倡和褒扬才对。很久以来，这其中的矛盾问题，或直言可笑亦可悲之处在于：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大众文艺作品，当一旦涉及出版时，那种一方面貌似“客观、自由、公正”的姿态，并高唱“有先进理论、有科学依据、有民族气节、有革命精神”的报纸和刊物；一方面却在明里暗里的运营之中，却是另外一副面孔和别样的性质与体系，尤为可鄙的是在如此模式旋转运行中，还有国家体制、政策、方针和法规章程上的保障和推动力。
中国有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老话：“防人之口，如堵川。”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倡导言论自由和创建开明政治社会方面，有着悠久而卓越的历史。但在其漫长历史的变迁中，思想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始终脱节甚至背离的矛盾斗争，则是每朝每代都存在并发生着。
在历史上“声、电、光”尚不发达的时代，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于中华帝国“长治久安”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巩固作用。而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足可谓日新月异之际，却在一个传播“进步文化、先进知识、科学精神”的前沿阵地上，明摆着一些诸如上述样子的荒唐、滑稽和贻害苍生的难题，而且一直被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们熟视无睹，并被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们默默承受着。这一问题危害社会的严重性，大概不是一句“学术腐败”或“名利权钱交易”就能概括得了，解决得了的。
本文标题《置疑“自费”发表文章》是动笔前拟定好了的，本想针对“投稿”中的以往经历，发发感慨。但书写起来，却完全改变了事前想好的路数，变成了上面样子。但我不想再更改题目了，如果有读者已经看到了这里，我只想进一步解释一下：“文不对题，应是写作上特别忌讳的事，尤其短文更是如此；甚至内容写得再好，仅因为与标题不对应，即可否定之。”
不过，眼下对于上述描画的一些现象，尤其充斥在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中，已经显而易见，并变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相互包庇、狼狈为奸……”等等诸多事实性感慨、无奈和喟叹，我的确不知应该如何去认知和解释。而且，针对这其中的某些得失因果性的问题，我自己就置身其中，也持有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态度。所以，权把此文当是一种“自说自话”的闲聊夜话罢了，无须再顾及什么“文不对题”上的避讳和心虚。
（2004年3月27日草于济南。2014年5月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