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艺术，其作品，如果单是娱乐公众，则不免狭隘。但是，没有娱乐，硬是塞入思想，则又会成了乏味的说教。
读习古籍，帝制之下的文人学士或达官显贵，所谓著文以载“道”者，情形大致如下：
或者规谏咨治，以巩固帝王之“家”天下；表白“为国为民”，旨在让“帝王之脉”代代相传、“家”业永固；坦露奇才大略，臆欲着“出将入相”、辅君佑臣。
或者赞山歌水，假借神游仙居，以聊籁自我心志和情怀；寄予明皇圣主，识才纳言、思宽体舒。
或者集册成书，弘扬业绩或撩拨时俗；着墨丹青，以求流传后世、尽孝尽忠。
至于民生问题，尽管时有提及，但总是浮皮潦草。因为，如若“衣食足”，也就是遇到了有“道”明君，逢上了千载盛世。所以，百姓黔首们自然而然地已经是在感恩戴德、痛哭流涕，忙活不迭地耍龙舞凤，或疯了一样地去修墓、树碑和建庙了！至于逗他们喜怒哀乐的事，“末流”文人们只须用“一说就能听得懂的话”、“一唱就能明白的曲”、“一表演就能痛哭流涕、前仰后合的戏”，也就足够了。
事实上，中国也只有到了近代，世界逐渐一体化，社会的整体进步，西方科技的推广，民主思想的普及，尤其清王朝的履灭，使文学事业的劳动者趋于一种并列与“工农商学兵”的独支门类，美其名曰“作家”。此类人物们在绘声绘色地阐发言论、规化思想、针砭时事、歌功颂德之间，谋就“衣食住行”之用，并赢得名望和地位。但是，文学艺术在社会上的真实地位，却由于这一行当自身性质所致，仿佛总是趋于被“达官显贵”、“正人君子”所轻蔑和防备，也最为“正人君子”、“达官显贵”所利用和包办着。事实上，文学艺术之在中国，终究未成为衷心艺术本旨的创将、创作者们，洒脱挥毫、淋漓尽致地展示自我的园地。
在过去，文学艺术佳作往往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同，这应视为其个性的必然结果。因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否定和更新自我；在于不断地创立和建设“新”的思想境地和社会品味。它的不专一性、执着于动荡和不断行为的个性，也正是人性中永不满足的欲望与心理的要求和显现。然而，已经社会化的人类，其观念、思想和道德的形成，是伴随社会机制由游牧散居到趋稳避乱的生活需要，而逐渐巩固和完善起来的；它那种要求和趋向稳定的特性，是符合人性中那份被动荡、残暴、贫饥，被折磨怕了的品质。也就是说，人们渴求平静、安宁，固守着传统的道德标准和既定的现实规则，而去抵触动荡和变故的意向与作为，却正是人类进步和文明化了的德行。所以，在艺术的最高宗旨是反叛和创新，其最低标准是娱悦和倾诉之下，艺术的追求和追求艺术者，所选择的必然是一条不寻常、不平坦的路途和前程。正是这一事实，也就导致了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他/她或者就是愤世疾俗的“杞人”；或者是流于时尚、庸俗的帮闲；或成为“文寡思深”的旁观者；或脱落为“路难行孤”、“桀骜不驯”的叛逆。更尤其是，当社会文明的水平和知识进步的高度，尚在一个低层次徘徊，或在一种质变的关节上彷徨时，其艺术实践者也最为苦闷、艰辛和矛盾！而就在这一刻，也最能见到鲜廉寡耻、低级趣味的“流氓才子”、“媚世佳人”；这一刻，也最不乏披发跣足、奇谈怪论的“浮游艺人”；这一刻，也最能出现培育伟大艺术家和“民族天才”的素材和机遇。
综上所述，当政治成为服务于广泛民生的民主机制，“政治家”变成了众多服务性职业工作者之一；当科学成为丰富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工具，科学家如同而今大学中攻读“计算机专业”者一样趋于平常而普通。那么，艺术、人文艺术、文学艺术的追求者和实践者，而今苦恼和付出艰辛，必将凸现出其应有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
（2003年秋草。2014年5月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