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周来，读郭沫若先生的文章。非常意外地从中却解开了数年来在文艺思考中关于艺术理想和个人生存间的矛盾问题。
献身艺术者，通常会是苍白一生和短命后果。这曾是我十年前最痛心和伤感的事情，也由此引发了自我对文艺创作的爱和恨，并且既轻蔑而又痛惜之。郭老生平，特别针对1924—1926年国情之下，在其思想和创作方向转变时的自白中，尤能深悟艺术创作者为谋求理性生活和思想实践上的和谐与统一，而生发得妥协和矛盾性纠结。
于大学期间，读哥德作品，自觉其人物思想格调与行为模式间的明显脱节，则甚不合乎中国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观当代文人大家郭氏，就目前了解和认识上与歌德相较，在思想深刻性和艺术见底上有许多不如哥德处。但两者在处世态度和行为作派上，确乎不分彼此了，而后来者有过之无不及。
毋庸置疑，社会现实业已表明：郭老先生每一次思想转变都的确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和要求，可谓“明察秋毫”也。尤其从态度、立场到行动上转变得是那样的完全而鲜明，并能恰如其分地通过草成文字，取得了喧嚣于世、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此种事实，不得不令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为之惊奇和思忖。
在读郭沫若先生资料文章中，再一方面的收获，就是了解到冯友兰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一些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透析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如何抉择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以往任何时代，对于现行政体及其政治教条的态度和立场，通常直接关乎其人或人物的生存、发展、权势和利益。即使理论性文化艺术或科学性知识方面的研究者，虽说从学术角度上，也不得不对历史及其未来提出个性化的批判或解说，但他们还必须要对现行政治权威给予一个积极性赞同样的表示，否则其学术活动和日常生计都难以维持了。
对于任何事物的看法，剔除夹杂无知或个人情绪等方面因素，仅从学术角度概括地说：无外乎左、中、右三种态度，即支持、反对和中立（怀疑）。这在文艺事业方面，也依然如此，即采取何种态度，立足哪一立场，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者的努力方向和作品内容。而任何一位真正艺术家，是决不会甘心其作品屈从于强权需要、附属于非心甘情愿上要求的。所以，在政治独揽的社会激荡中，许多真诚、率直、执著的艺术家，正是不愿意违情拗志，而被扼杀和埋没掉了。尽管如此，亘古至今，所谓社会化的艺术性冲动及其创作欲望（暂不论其冲动和愿望源于何），却始终是生生不息、长长不止的。
理性而客观地讲：“创造既能在现实社会中立足，又能体现较高艺术情调和价值的作品。则是艺术创作者基本的且又是崇高的职业诉求。”那么，在这样的艺术工作者中，尤其那些欲求出世而又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新人们，他们如果不单纯为了出世而出世，也不仅为了名利而出品，就须认真去了解现实社会，尤其认清现今政治的理想和观念及其社会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同时，又必须深知艺术发展规律性的内容和形式。这样才可能使其创作理想和个性生存，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和谐一致。否则，极易深陷理想格调与现实行为相背离的矛盾漩涡中。
一个献身艺术探求者，如若其理想格调越高，但其相关世俗“名利色权”的行为成果，始终与时代道德水准格格不入或严重背离的话，其艺术生命必将难以挣脱苍白灰暗且存在短暂的宿命。
（1995年3月草。2003年整。2014年4月13日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