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基本依据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没有实质性调整，这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
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角度探讨徽商复兴这一主题，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确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成分定位的新意识，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纠正一些歧视性政策。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环境是民营经济成长发展的外部因素，对民营经济的生成发展甚至生死存亡至关重要。在《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中，有3位安徽籍人士，他们分别为南京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名列第32位）、深圳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名列第41位）、融捷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吕向阳（名列第48位）。祝义才是安庆桐城人，王传福和吕向阳则同为无为人，虽然这三位杰出的商界人士其成功之地均非安徽本土，但却出生在安徽对外交流意识、商品经营意识较为浓郁的地区。桐城在20世纪80年代，其乡镇企业发展在安徽就遥遥领先；无为人则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打工，以“无为小保姆”而著称于世。因而在桐城、无为等地，产生安徽“首富”就不足为怪了，这里有其必然性。
祝义才的创业史说起来还真让安徽人有些惋惜。他大学毕业后，在交通厅下辖的海运公司工作，因年轻气盛便毅然辞职下海，从“卖螃蟹”起步，几经艰辛，几经风雨，祝义才很快就有了净赚480万元的收获。但做贸易无法做出自己的品牌，再发展也只是中介。他经过深入调查，于1991年3月回到安徽合肥，投资450万元，成立了华润肉食品加工厂，开始生产自行研制的红肠系列肉食品，迅速打开局面。然而，一些预料外的因素让祝义才逐渐头痛不已，有关部门对民营企业存在明显歧视，百般刁难。无奈之下，1992年12月，祝义才变卖机器设备，携资300万元落户南京雨花区。
这种迫不得已，万般无奈，足以说明在安徽这片曾诞生一代商业“巨子”的土地上，至今仍存在着不利于甚至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浙江省政府在当初国家民营经济政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了“默许”“不干预”的态度，这种“默许”与“不干预”恰恰就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好支持。安徽其实很早就出台了许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为何还是出现了祝义才一气之下走出安徽的遗憾呢？
从民营经济自身探讨徽商复兴这一主题，笔者认为，新时代的徽商要继承和发掘明清徽商的优良传统和经营理念，把“古徽商”在长期创业过程中形成的“锐意进取、勤勉刻苦、诚信不欺、义以天下、回报社会”的经济伦理与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加以总结、扬弃，赋予创新精神和时代特征，逐步形成新徽商的文化思想内涵，确立以“勤勉、创新、和谐、诚信”为经营管理理念的新徽商精神支柱，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企业的运作中去，使其成为新徽商企业文化的价值核心。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地处淮河蓄洪区安徽霍邱县的“老灾窝”——冯井镇，1100多名“泥腿子”却牢牢占据着中关村CPU芯片市场60％以上的经营份额。1989年，有过搬运工、泥瓦匠经历的栗洋来到京城。从开始替别人做装卸工，到自己开办公司经营CPU芯片生意，栗洋渐渐地在中关村站稳了脚跟，资产发展到5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乡亲走进了“硅谷”。栗洋说，“晚上睡得木板，白天做得老板”，冯井人开始都是流血流汗，从“一穷二白”中渐渐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对于普遍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民来说，知识的积累过程异常艰辛。从英文26个字母学起，坐在路灯下啃读枯燥的电脑书籍，饿着肚子也要读电脑夜校……从，“卖苦力”到“卖智力”，冯井镇农民在中关村经历了艰难的跨越。
诚实守信是冯井镇农民成功的重要经验。27岁的傅斌每天上午打国际长途到马来西亚定货，晚上空运即到。每笔业务至少几十万元，傅斌和供货方已经形成信任守诺的默契，不用先付定金就可得到货物。傅斌说：“诚信是咱农民的本色，也是我们生存发展之本。”冯井镇农民起初几乎全是空手而来，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如果有人缺乏启动资金，或者生活发生困难，都会得到老乡们的热情帮助。
霍邱县是安徽典型的农业大县，每年约有30万人在外打工。霍邱县农民从单纯打工逐步走向科技创业，象征着中国农民的“质变”。这种“质变”应该说是在继承了老徽商“勤勉刻苦、诚信不欺”的基础上赋于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扬弃”。这种“质变”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将是安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将是新时代徽商的复兴之路。
极具个性的中国英国商会会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谓“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各种各样的个性故事，我们从《水浒》、《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以及日常生活中多有领教。笔者个人印象极深的是《世说新语》中讲到过的一个叫王蓝田的人。这伙计有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去扎，没扎住，就气急败坏地拿起鸡蛋扔到了地上。结果鸡蛋在地上骨骨碌碌转个不停，把他气得从坐床上跳下来，穿上木屐用屐齿去踩它，可是偏没踩着。王蓝田恼极，他从地上把鸡蛋捡起来，塞进嘴里咬碎，又狠狠地吐出来。这样“个性”鲜明的人，怕是天下不多见！
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或者某个地域的商业个性，商人个性，我们不妨统称之“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工商时代人们的一大兴趣。因为研究“商性”，有利于洞察人性，从而驾驭商业。而对人性的洞察，又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商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投资》上刊登了陈冠任《中国商人必胜宝典——各地商人性格深度剖析》这样一篇探讨“商性”的妙文，并由此激发了诸多的联想与思考。
第一，关于“个性”。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乃至东西方文化有时候也会具有这般鲜明的个性。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没有因丢失了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有人因这种奇怪的行为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镇定且用东方人特有的风格回答：“他肯定最后会来这里的！”故事读来幽默，令人喷饭，虽未免夸张，但在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看来，这个故事足以证明东方民族“消极等待”的个性。
东方人也许真的是喜欢消极等待的。相比东方人，西方人总是显得那样的急不可耐。如果他们感觉饥饿，一定会挥舞拳头高叫“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西方人以流血威胁政府快快将面包送上，而东方人则到墓地去坐等政客的到来，这就是东西方人迥然不同的性格。
中国人有何样的性格？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许多精辟论述，为人所熟悉，在此不复赘言。笔者想说的是洋人眼中的中国人的个性。在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共列举了27项中国人的个性：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知足常乐、孝悌为先、仁爱之心、缺乏同情、社会风波、株连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元信仰、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谓予不信，史密斯对每一条性格都有详尽的论证。如“能忍且韧”这一条。在他看来，认为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韧性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中国考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90岁才如愿以偿。另一个例子是商店门口最下贱的中国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但其实，中国不同地方的人，又有不同的个性。这些不同的个性，必然还会反映到商业中来，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商性”。
第二，“商性”如个性。“商性”是人性、个性在商业舞台上的自然的、烙印式的展示，并会浸淫上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说地域文化与商人性格，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地域乃至民族的个性被人所公认。譬如，在一般人看来，“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美国人大抵率直可爱，爱尔兰人倔强不屈，德国人遵纪而好强，日本人精致而重集体，法国人浪漫而多才思，意大利人热烈而奔放，等等。
当这些性格体现在商业上时，就会使商业投射出人性和个性的色彩，显得斑斓多姿。读《科学投资》的文章，我们了解到，北京商人与政治走得最近，“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寡然无味。”
而广东人呢，正好相反。“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除非政治找广东人，否则广东人决不关心政治。广东人是天生的商人。言必言商，言必言利，“要发财，忙起来”。全民皆商，忙忙碌碌都为商。
相比北京的豪阔，广东的忙碌，上海商人的最大特点则是“门槛精”，就算是精明的深圳人，乃至洋人，都很难从上海人手中讨便宜——“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以中国之大，地域文化之纷繁复杂，北京商人、上海商人与广东商人又岂能统统代表。相比于北京商人、上海商人、广东商人，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各擅其妙。例如，武汉商人的小心不服输，西安商人的外表羊肉泡馍性格，杭州商人的儒雅有礼，宁波商人的冒险犯难，温州商人的四海闯荡，闽南商人的敢拼敢赢，石狮商人的生意头脑以及东北商人的强悍易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