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群体精神的培养
山西人是了不起的。
晋商大院
据说，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不是靠“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有这么多的生意成功人士“比邻而居”，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认为：“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
第一，商帮。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最著名的典故便是，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该汇兑网络的形成，靠的就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第二，团队。山西商人将群体精神充分运用到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中。他们的很多做法，到现在仍具有先进的借鉴价值。
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结成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山西商人积极向海外开拓市场，晋商东赴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山西对外贸易和汇兑的三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持，共同进退，颇似现代时髦的“策略联盟”和“合作伙伴”。
晋商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开创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集体效能。已经类似于现代母子公司的集团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员工的团队作用。山西商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乡土观念。全国的晋商当时都信奉一个偶像——“关公”（山西人），这显示出晋商具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现在还有很多华人企业，在贡奉关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培养了晋商信义的理念，从而塑造了晋商“公道、诚信”的商人形象。据说，现在西方理论家正开始将这种东方式的信仰奉为未来值得尊崇的一种先进企业文化，在进行研究呢。
七、尽显异彩的天津商人
天津拥有天然良港，地处南北通衢、京畿屏障的重要地理位置，从而获得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古代的天津，如诗所云：“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
天津风光
天津春节前的“年货市场”、“鸟市”、“鬼市”为商贩们提供了能赚钱的好机会。
天津人过年有自己独特的年节习俗，到年货市场购物是天津人过年时最重要的活动内容。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商业中心逐渐转向了租界。春节来临，天津人置办年货可以不去新的商业中心逛劝业场、中原公司或某些大型商场、菜市，但繁华、热闹的天后宫却是他们必须光顾的地方。因为这里曾是天津早期最大的年货市场。临近大街的墙上到处贴着“年年在此”的红纸黑字的纸条。
每年的“腊八”一过，卖鞭炮、麦芽糖、糖瓜和香蜡的小摊就陆续上市了；到腊月十五，便进入了高潮，俗称“上全街”（“街”在此处读gai，音该），所有经营年货的大大小小的摊贩倾巢出动。这时满街都是摊点，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商品和抑扬顿挫的吆喝声。
天后宫年货市场对普通百姓极具吸引力，让人经年不忘。特有的年俗在天津人心目中经久不衰。现在，宫南、宫北大街仍是天津“中国味、天津味、古味、文化味”的十景之一。
天津养鸟的人用现在的时髦话可称为“养鸟族”。他们以养鸟、玩儿鸟为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鸟市就已经是华北，乃至全国各地经营鸟、虫、小动物的商贩们最愿去的地方。有时外轮水手从国外带来鹦鹉、小猩猩、小豹、小熊等，也弄到这里卖。老天津最知名的鸟市，是地处老城东北角的河北鸟市。这块方圆不过百亩，长不足200米的鸟市大街，人潮如涌，热闹非凡。每天除遛鸟的、挑担的、摆摊的和卖鸟、虫、鱼的，还有卖吃食的。此后，在这条街上陆续出现了固定的摊位和店铺，带动了鸟市生意的兴隆。
相传天津的“鬼市”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在西关街烈女祠附近，最初上市者不过三四十人，俗名就叫“穷汉子市”。后来，这个市场迁至西关街老爷庙附近，正式摆摊的也出现了，渐渐形成了一个破烂旧物小市场。1930年这个市场移到西广开。一般早上二三点钟开市，市场上灯火荧荧（那时每一个摊上点一盏小气灯），人影幢幢，喧哗吵嚷，交易在乱坟间进行，简直犹如鬼的世界。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鬼市”。
这里的一些卖货人由于物品来路不正而心怀鬼胎，恨不得很快把货物卖出去，致使有些会买货的人常以极少的钱买到价值很高的衣物，特别是古玩字画之类，转手就会大赚一笔。
在鬼市上卖货，其欺诈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总括起来如“分别看货法”、“趁夜出货法”、“架托卖货法”、“调包卖货法”、“大包卖货法”等多种以假乱真的办法。因为“鬼市”不是正式的商业区，比起别处来，更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除了买卖中的欺诈行为，其他各种丑恶现象也比比皆是。总之，鬼市的骗人方法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或许当今“借故碰瓷”的办法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一）“五方杂处”的天津卫
说起天津旧城，一些老人们又称其为“算盘城”，据说是因为始建于永乐二年（1404年）的天津城区呈矩形而得名。天津的城墙重修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第二次是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最后一次是雍正皇帝登基三年（1725年）。天津城墙外有城壕环绕着。
旧时天津
现在有的人仍将天津城叫“天津卫”。其实，天津卫来源于明代，当时的天津城属于军事城堡的性质。明朝在天津周围设立了三个卫，即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三卫指挥机关设在城中。其主要功能为筑建城垣、戍守卫城、监督保护漕运、修建和保卫粮仓，以及屯田和军事训练。明朝迁都北京后，天津成为拱卫首都的门户。
天津历来是个“逐末者众”的城市。19世纪中叶以前天津城内外居民多为工商户，天津移民的众多和工商业的繁荣决定了它的居民是“五方杂处”，因而天津人不同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古老城邑的内地居民，也不同于政治大都会中依附于官僚、食利阶层的居民。他们在中外经贸往来，文化交融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天津卫旧志》对天津人进行过描述：贵德耻争，民淳讼简，近来五方杂处，逐末者众，讼狱繁兴，习尚奢糜。《续天津县志》称天津民俗“饶有古遗风”。“五方杂处”是说天津是移民城市；“逐末者众”是说天津商业发达；“饶有古遗风”是说历史的传承性。
天津人的性格特点中还杂糅着或多或少西化的痕迹。由于南来北往的经济、交通、文化交流，使处在古代燕赵地域内的天津人性格粗犷豪放，又兼具南方人的柔婉细腻。同时，还因租界的设立使得西方文化在近代天津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闻名津城的“八大家”
繁华的天津市区中心商业区
解放前，在天津提起“八大家”来，是赫赫有名的。由于八大家之说流传有百余年的历史，因此其所包括的家族，前后有所嬗变。实际上，八大家已成为泛指天津地方富户豪门的一种通称。八大家的兴衰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天津的社会面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相传从咸丰初年（1851年以后）开始，流传着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口诀之流行，说明他们这些家族在当时已成为社会上公认的八大家了。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群众习惯地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即：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八家之中，其发家主要依赖于盐务的有四家（高、黄、杨、张），粮业的有三家（石、刘、穆），海运业的有一家（韩）；其中身兼大地主的有二家（石、刘），其他家族在发家后亦有广置田产成为大地主者（如穆、杨、张等）。这些家族在财产膨胀之后，又根据自身的财势，广泛投资于其他方面，比较集中的行业是典当、粮食、银钱号、绸布、杂货等。如天成号韩家，除养海船数十艘外，还贩运粮食，开设当铺，长源杨家除承包了四个县的盐引外，还把势力集中于典当业，在天津及外埠开设了二三十座当铺；穆家经营粮行发家后，主要以开设正兴德茶庄而著称，虽也接办过盐引，但在盐务上没有多大的发展。
八大家中声势最为煊赫的是益照临张家。创业人张锦文，早年曾在天津大盐商查家任管事，时查家已趋衰落，张为之排忧解难，出力不小，后查家资助其接办盐引，因而致富，成为天津的大绅商。
口诀中所列的八个家族，在咸丰、同治年间财势显荣，处于鼎盛时期，其后有的便开始败落（如益德裕高家）。同时，新的豪富又不断形成，特别是李善人家和“益德王家”，异军突起，声势不在八大家之下。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进入了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来的八大家称谓却仍维持未变。其中明确地去掉哪些家，补进哪些家，说法各异。关于补进的家族，社会比较公认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这样，前后期的八大家就有所不同了。
民国以后，社会上又流行有“新八大家”之说，如“元隆孙家”、“敦庆隆纪家”、“同益兴范家”、“瑞兴益金家”等等。有的按行业区分，如“钱业八大家”、“棉布业八大家”、“电料业八大家”，等等。有的甚至把买办人物也包括了进去。这样，“八大家”的含义就不那么明确了。同时，现代工商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而被称为“大家”的，其财力又远不如原来八大家雄厚，故新八大家之说难以取得社会的一致公认，后来就不为人们所道及了。
（三）“九河下梢”的商业街
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城有着得天独厚的商业优势。南北运河通大江南北，子牙河通冀中平原，海河注入渤海。如今的狮子林桥附近的三岔河口指的是运河、子牙河、海河的三水相会；早年海路与河路来往天津的船只都在这里聚集，呈现出“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盛况。
离三岔河口不远的是北门外大街，因明、清时期在北门外大街的南运河沿设常关，故天津人称这条街为“北大关”。来天津的漕（粮）船、商（货）船、海船等都要到常关河沿卸货、装货。所以，三岔河口的商业店铺逐渐移到常关附近。北大关也就成为天津早期的商业中心。
城东的宫南大街与宫北大街、天后宫大街一带也是天津早期商业的繁华街道。沿街有银号、钱庄以及土产杂货、竹藤檀木、酱菜、香蜡纸张、儿童玩具、绒绢花等商店。初一、十五，特别是逢年过节，香火鼎盛，热闹非凡。“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估衣街上的估衣铺货源主要是从当铺打当出来的当死的旧衣服。这些估衣铺一家连着一家，从每天早晨到日落，“喝估衣”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不绝于耳，使估衣街显得极其热闹。
“晓市”和“赶洋”是天津两种独有的经商方式，它使估衣街显得更加“红火”。晓市就是每天拂晓晨光熹微、人影幢幢之时，商贩们就纷纷上市经营，到上午九时后才逐渐平静下来。晓市吸引着市内各个角落的摊贩以及四乡八镇走街串巷的货郎小贩们选购各种商品，形成了估衣街的“双重市场”。
劝业场惠中饭店
“赶洋”这个词是从“赶毛”演变而来的。早年在天津做西洋人生意的商人被称做“赶毛儿的”。天津开埠以后，外国轮船源源不断地驶入海河，停靠在各个码头，吸引这些“赶毛儿的”商人把商品搬到海河码头做生意。后来由于海河淤塞，外轮不能驶入码头靠岸，因此改在大沽口外停泊，“赶毛儿的”这个词也就随之消失。但此种现象并未消失。
临近估衣街还有一处竹竿巷，是天津经营传统工商业的大商人集中之地，素有“银子窝”之称。这些大商户因资金充裕、实力雄厚，在商场的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