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早年在杭州的钱庄当学徒，后来自己开设阜康钱庄。太平军进攻浙江时，他因为左宗棠筹粮有功而受到信任，后来便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得益颇多。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为了“济世于民”，在杭州筹建国药号“胡庆余堂”。清光绪四年（1878年），大井巷店屋“胡庆余堂”正式营业。这家药店聘请了江浙名医，并以宋代皇家药典为本，选用历代验方，采办道地药材，精制的各种成药饮誉海内外，历久不衰。“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胡庆余堂和同仁堂成为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老店。胡雪岩也被誉为“江南药王”。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被皇帝赐黄马褂，一品顶戴，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来到胡庆余堂的门楼前，只见高墙大门，气象凝重。这座占地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院落，分为东西两座两层楼屋，每座两进，布局别具一格，设计独具匠心，它让顾客走完弯弯曲曲的走廊，再进入店堂，在买药之余对庭院的美景仍流连忘返。
进入门楼，可以看到“进内交易”四个镏金大字。这四个金光灿烂的大字，近看字字凹进，远看个个凸出，别有情趣。旁边是青砖高墙相夹的东西向长廊，长廊右壁挂着38块丸药招牌，分别介绍各种中成药的主治功效。这些招牌全都是用银杏木精制而成的。再往前走，迎面不远是八角石洞门，抬眼仰望，只见青砖雕出“高入云”字样，它的含意是顾客来到这里，犹如登临仙境一般。过石洞门，左侧横墙上堆塑了“白娘子盗仙草”的图案。长廊末端有座四角亭，周围张挂着各式宫灯，梁上浮雕着众多人物花卉，十分引人注目。
“药局”位于药店正门，是胡庆余堂的营业大厅。大厅内明亮宽敞，宫灯高悬，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柜台上两副对联分别是“庆云在霄甘露被野，余粮访禹本草师农”和“益寿引年长生集庆，兼吸并蓄特用有余”。对联不仅书法刚健遒劲，而且把“庆余”两字妙用在两副对联的首尾，不难看出主人的匠心独具。
大厅后为第二进，中间有天井相隔，并有厢房相接。天井的两侧和前后都是楼房。这些楼上都用作药材库房和粗料房、磨药房、焙料房等。西侧院落的平面布局大致相同，在西院与东院之间，隔着一条称为“长生弄”的通道。
当人们走进“江南药府”胡庆余堂展室浏览参观时，便可以了解到红顶商人胡雪岩近乎传奇的生平事迹，以及“采办务真”、“真不二价”和“戒欺”的经营特色介绍。特别是在堂内有一块书有“戒欺”二字的匾额，为胡雪岩当年亲笔书写。他以此表示了自己经商的诚意。胡庆余堂的招牌和匾额有大小40余块，都是朝外悬挂的，惟独这块“戒欺”匾额，却是朝着坐堂经理的面向内悬挂，无疑这是要坐堂经理时刻牢记药店的经营宗旨。“戒欺”，是胡庆余堂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是徽商徽墨之所以成为老字号的缘由。
胡庆余堂创立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创办人胡雪岩当时拥有土地1万亩，白银3000万两，为国内首富，产业遍及钱庄、当铺、丝绸、茶叶、军火各业。又因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而以军功赏加市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红珊瑚，并赏穿“黄马褂”，特赐紫禁城骑马。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故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何要办一家药堂呢？
走进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营业大厅，抬头可见高大的青砖门楼上镌刻有“是乃仁术”四字。这四个字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医者，是乃仁术也。”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的动机，也就是这四个字。
八宝五胆药墨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医者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众多封建士大夫追求的人生理想，其根源则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儒教社会中儒家的核心思想——一个“仁”字。在儒家文化中，有句话被无数士子铭记，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就是“仁”的一种表现。胡雪岩在事业鼎盛之时花几十万两银子创办胡庆余堂，自然不是为其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兼济天下”的理想。这也是胡庆余堂得以成功并名垂后世的原因。
也正是本着这个“仁”字，胡雪岩决意帮助胡开文的后代把八宝五胆药墨这味良药发扬光大。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将八宝五胆药墨推荐给左宗棠，又经由左宗棠引入皇宫，成为贡品。自此，八宝五胆药墨的身价倍增，被誉为“金不换”之物。
（二）胡雪岩的处世理念
着朝服的商人胡雪岩
1成在“助人成功”，败在“奢侈腐化”。如果说胡雪岩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花钱助人”，那么他的衰落原因之一便是“花钱失度”。胡雪岩在其事业达到巅峰后，大兴土木，营造庭园，规模甚巨，并拥有众多妻妾，穿衣吃饭模拟王者，生活极其腐化，不堪言状。到了清光绪九年（1883年），胡雪岩经营失败，钱庄倒闭，商号破产，家资罄尽，负债累累，随后被革去道员职衔，最后忧愤而死。
2成在“善借他力”，败在“用人不当”。胡雪岩的成功与他善于收买人心，唯才是交，擅于借助他力，用人所长，从而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分不开。《胡雪岩全传》中讲，胡雪岩在筹办自己的阜康钱庄时，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杭州城为太平军攻破，后又被清军收复，城里一切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可居然有自觉恪尽职守的巡夜更夫。胡雪岩发现这个“奇迹”后，认为这个60多岁的老人是了不起的人才，胡雪岩觉得不可以放过，认为他最适合看管仓库，于是立即派人郑重请其为自己帮忙。
胡雪岩成在识人用人，败也败在用人不当。在胡雪岩经商的后半期，他起用的几个主事伙计，有的本事有限，有的品性不好，毁了他的事业，坏了他的名声，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有的虽有察觉，但却防不胜防。
3成在“尽量化敌为友”，败在“不能彻底知彼”。胡雪岩的处世哲学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与人交往，他处处为对方着想，胸襟宽阔，豁达大度，不计个人小怨。胡雪岩年轻时，因为擅自借用钱庄银子去资助王有龄，从而被钱庄主管解雇。等到王有龄做了官，有了钱来还贷后，胡雪岩并没有因此而“扬眉吐气”，来报复钱庄主管解雇自己的一箭之仇，反而委屈了自己，保全了别人。由于其居心仁厚，这位钱庄主管后来成为胡雪岩生意场上的朋友。当遇到十分棘手的“敌人”时，胡雪岩也是尽量“只拉弓，不放箭”；当“敌人”知难而退后，心里明白是胡雪岩手下留情，便会心存一份感激。一方面，胡雪岩擅长“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胡雪岩却对“敌”估计不足。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将没落是时间早晚的事。胡雪岩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他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心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他以一人之力，屯积生丝，垄断居奇，企图迫使外商高价收买。但胡雪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外商联合拒买胡雪岩屯积之丝，逼得胡雪岩不得不贱售其丝，遂致破产。
（三）胡雪岩成败的启示
很多人都崇拜胡雪岩，高阳的七本书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古时测日影的器具。比喻法则、法度。。而胡雪岩一生成败，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红顶商人胡雪岩》剧照
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要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却能既富且贵，名满天下，还得到慈禧太后钦赐匾额，黄马褂，其人是天才，其际遇是异数。说到底，源于胡雪岩的几条过人长处。
一是有眼光，能够识人，因人成事。先是结交王有龄起家，后来又在左宗棠这棵大树下乘凉，结交漕帮成了小爷叔，得到了漕运的便利，而开钱庄、当铺、药店、丝坊，做军火生意，联合商界与洋人抗衡，无一不是因人成事。令人敬佩的是，胡雪岩那么大的家当基本上是靠朋友做的，自家子女并没有介入，在清朝那样的时代居然没有办成一个家族企业，可见胡雪岩的心胸之大。
二是为人诚信，重视信誉，一诺千金。胡雪岩是个胳膊折了吞袖筒的人，他常说，信誉就是钱。实际上，信誉比钱还要值钱得多。钱庄不消说，就是偶然下海玩出来的胡庆余堂，也是与同仁堂南北辉映的百年老店，用料之精，用工之细，享誉海内。我们现在知道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
“四小龙”曾经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市场经济的信用文化的完美契合。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后来被一古脑儿打烂了，从20世纪初到“文革”，洗澡水和小孩子一块泼出去了，现在想捡回来，很难了。传统文化的依托已经被打烂，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建立，于是拿着名片明着骗的比比皆是，春秋战国式的市场竞争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三是有政治头脑，深谙官场之道，恪守官场的潜规则。胡雪岩每次见官，袖管里必揣上数额或大或小的银票，逢人便送，投人所好，善拉交情，好交朋友。为摆平巡抚黄宗汉，不惜将自己的小妾忍痛割爱。如此心机，偌大投入，自然是左右逢源，抬头见喜，既平步青云，又日进斗金。
这才是胡雪岩最根本的成功之道，他遵守潜规则，不断寻找官商利益的契合点，不断实现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赢或者多赢的目的。对胡雪岩本人而言，也无可厚非，本来在商言商，赚钱是目的，打不通的路要想办法打通，摆不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摆平。当时的中国商人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生存的。
然而，很多人将胡雪岩奉为圭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说，却是不正常的。因为胡雪岩的飞黄腾达是熟谙、遵守、利用潜规则的结果，是对市场经济规则的践踏，也是与同行的不公平竞争，这种潜规则充分说明当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匮乏。胡雪岩一人的“高效率”是以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为代价换来的。很多人喜欢读描写胡雪岩的书，可能对潜规则的接受也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实在不是健康现象。
容器什么形状，倒进去的水就是什么形状。官场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把从商者规范成这样一个形态：只要遵守潜规则，就可以在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依赖许许多多的邪门歪道发财。从而，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对市场规则的遵守，对从商的敬业、敬畏、诚信、勤奋、谨慎，都可以置之不理。
胡雪岩以他卓越的圆通能力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在官场、漕帮黑白两道的夹缝里，在民族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夹缝里，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夹缝里，踢打出了一个世界，一方天地。但遗憾的是，这个夹缝最终毁了他，左宗棠的死使他成了官场倾轧的牺牲品。从白手起家到富甲天下，再回到一文不名，走完了他人生轨迹的圆圈。
胡雪岩曾经说过，本来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有钱了，吃过，见过，玩过，乐过，最多赤条条来，再赤条条去，信口之言，竟成谶语。
胡雪岩的际遇对于建设一个成熟、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不无启示。
二、徽墨创始人胡天注
清代我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了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一）胡开文墨的缘起
造型华美的胡开文墨
在徽墨业中，“胡开文”是我国近代一家闻名中外的老店，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对于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胡天注，也有人说是胡余德。对于胡开文创始人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和澄清，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
第一，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是谁？
胡天注是徽州绩溪县上庄人，胡余德是胡天注的次子。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善行》中有这样的记载：
“天注公，驰赠奉直大夫，名在丰，字柱臣，事迹见善行。生于乾隆壬戌年（1742年）六月二十七日未时，故于嘉庆戊辰年（1808年）十二月初一日巳时……元首公派，从九品，独修观澜阁下至杨林桥大路，建竦峙半岭亭，始创胡开文墨业。同治中重修祠宇，其子孙克守先业，合力捐银五百两赞助其事。”
“余德公：议叙监运司知事，覃恩累赠中宪大夫，晋赠资政大夫，名正，字端斋，号荣朗，又号开文，事迹见善行。生于乾隆壬午年（176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故于道光乙巳年（1845年）九月三十日午时。“……道光八年，合邑议建东山书院，公捐银一千两以为之倡设。设开文墨业于休城一艺名家，迄今贡墨均开文虔制。”
印有“福”、“寿”的胡开文墨从上面摘录的《胡氏宗谱》来看，胡天注“始创胡开文墨业”，应该是无须争论的事实。至于胡余德“又号开文”，本文将在后段《“胡开文”墨业起名于何时？》中另述。其实，号（开文）和店名（胡开文）毕竟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画等号。对于上面《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善行》中，有人断句成“道光八年，合邑议建东山书院，公捐银一千两以为之倡设，设开文墨业于休城一艺名家，迄今贡墨均开文虔制。”并由“设开文墨业于休城”，而得出胡开文墨业是胡余德创设的结论。这样的断句和结论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议建”和“倡设”是两个不能拆开的词，而且两词是相互对应的，“议”对应“倡”，“建”对应“设”，前后联系起来看，应该是“倡议建设”的意思，不能将“倡设”拆成“……倡，设……”。其二，仅以“设开文墨业于休城”这句话，也不能说明胡开文墨业就是胡余德创设的，整段文字应该前后联系起来分析，不能断章取义。笔者认为《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善行》中记述的是胡余德捐银倡设东山书院之事，没有必要说明开文墨业是谁创设的，如果说开文墨业是胡余德创设的话，那么《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世系》中的胡余德条应该有所记载。因为世系记载的是家谱中先人的姓氏名讳、字号谥号、生卒年月、功名行事、科第职官、妻妾子女、坟茔葬地等，也就是说世系记载的是家族成员的传记或简历。可是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世系》中，记载“始创胡开文墨业”的不是胡余德，而是胡余德的父亲胡天注。还有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善行》中，与胡余德条同在一页的还有胡天注条，其内容是：“天注公……独修观澜阁下至杨林桥大路，建竦岭半岭亭，始创胡开文墨业……”。这前后两条联系在一起，我们只能理解胡余德只不过是子承父业，捐银一千余两是经营开文墨业所得。在胡余德所立的《分析阄书》后序中，也曾明确记载“先父创海阳、屯溪二店，屯店命长兄恒德经持，海阳命予管理，与兄长各承父命”。以上二处的记载都更足以证明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是胡天注。
第二，“胡开文”墨业起名于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