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阜平执行任务期间，我也有幸顺着县城的唯一县级大通道，直往西部边缘山村去了一趟。走进了最边远的百亩台乡。乡政府就在田井院的土窑洞里办公。在河床的平坦地方，往地下挖一个方形的院子，院子的四周墙上掏了些土窑洞。我们山区就叫田井窑院。乡政府旁边是流向县城的山河道，另一边紧贴着陡峭挺拔的二郎山。二郎山上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山势十分陡峭危险。这是山里村民们往来乡政府的唯一通道。乡民们运送粮油及生产资料、生活日用品，全是靠肩挑背扛的，有时也使用小毛驴驮运，但必须挑选最矮的小毛驴。由于坡陡路窄，上下拐弯十分危险，即使常年居住在这里的山民们，经过这条山路时，也要做多次休息。当时，我身上只挎了一支手枪，就觉得累赘了，为了安全，两位战士替我挎着枪，另外还紧紧地搀扶着我。这也是军人的“耻辱”吧。山里的生产大队，四周被大山包围着，世世代代都是途经这么一条小道。旁边是一条穿洞水道。由于山石坚硬，又因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能力所限，没有办法扩建这条山路。（现在一定会有公路了，我祝福山民们！）
说起阜平县城，难免有点酸楚：看看县城那个“寒酸”落后样子，再看看城关大队老支书家庭的贫穷状况，很让人心酸。我随机枪连指导员和在我连蹲点的汽车连指导员，一同去老支书家里拜访，无意中揭开大锅盖一看，我们没有话说了，眼睛湿润了。随后的几次约见，专在我们连队吃饭的时候，让老支书来到连队以核实党史中的疑点问题为借口，让他吃顿饱饭。
阜平县是我们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还比较落后，或许是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利的原因；或许是经济发展太落后的原因；再可能是那里山区的治安状况不太好的原因……在阜平期间，我们几个人曾随军车去平山县执行了一段搞党史任务。觉得平山县的情况比较好，令人欣喜。这可能是平山县城不在大山深处，而且距离平原地带比较近的原因。西柏坡所在的地形地貌，就同阜平县城周围的环境类似了，只不过那里仅是个“居民区”而也。
遵照上级的指示，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阜平县，部队被拉到了太行山山脚下，突击一项战备工程。上级对工程的要求很紧急，又都是土工活儿和石头活儿。只好动员附近农村的乡亲们来帮忙。我们十八九岁的战士都很累，为了让他们集中力量投入白天的劳动，所以我和北大来的马维先同学，商量共同担负了夜间站岗放哨任务，我俩各自站半夜岗，直到工程完成离开。这也是用真情换真情，共同为战备出力。紧接着，我们又到农村帮助农民插了几天稻秧苗。回到营房后，指战员们就为远途拉链和野外军事训练做起了准备。据老兵们介绍，三十八军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之前，部队里使用的全是军马。轻重机枪都是由军马驮着的，大炮是由马车拉着的。首长们都是骑着马，部队行动起来，十分壮观，显得威风淋淋。但是马匹毕竟是畜牲。马匹的种种怪象，说起来也会令人捧腹大笑的。自从部队改装成机械化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汽车的机动性、灵活性非常强。数十辆军车组成的编队，使得这个团更显得干炼、威风，行动神速，而且准时准点，这是马队没法相比的。
说到拉链，在这里扮演主要角色的就是军车的驾驶员了。他们在路途中享受着最高规格的待遇。各个连队的首长们，其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每辆军车驾驶员的吃住安排及行程安全。
接到上级的指示，部队就开始了长途拉链。我们车队进入太行山腹地后，便沿着太行山的战备公路快速推进。在军车里，我们由山下举目向山上眺望，部队的绿色军车，像一条巨龙，盘旋在山间云端；如果我们从山上往下看，蜿蜒曲折的绿色军车巨龙，正在徐徐地“潜入”山体之中，前不见龙头，后望不到龙尾，非常壮观……
苏军在我国东北的珍宝岛，已经挑动了一场战争。看来，苏军侵犯我国边疆仍不死心，这足以突显出战备形势的严峻。国家采取的“内紧外松”的战备战略思想，很符合实际。在首都搞的紧急疏散及“深挖洞、广积粮”的指导思想是很及时的，准备打大杖、打恶杖的决策是很明智的……
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易经》里的一句话：“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其乱。”
命运的挑战
我们离开三十八军回到部里后，很快就公布了派遣单位。我和老战友刘述运同志，奉命到部属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俄语教员。这是南外增添的新专业。
我很珍惜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这是一份人生经历，也是一份人生财富。也许有了这份经历和这段历史，我就有可能发现适合自己新的发展方向。
南京，很熟悉的名字。它带给我很多联想，又带给我很多惆怅与瞻望。但从城市的市容、市貌及地理位置来说，南京在我心目中，笼罩着不可捉摸的幻景色彩。或许这就是我所要了解的“民意社情”吧。我从武汉来过两次南京，我从北京来过一次南京。但是由轮船载着火车渡过了长江：即人坐在火车车厢里直接开到轮船上。火车被拆分成2—3段，并排摆在轮船上，由轮船把火车运到长江南岸的下关码头，再把火车拼装起来，火车又可以继续运行了。前后大约花费俩小时。那个年代，南京还没有修长江大桥。北京到南京的火车线路叫京浦线，我被迷惑过这一称谓。自打坐了一趟京浦线火车，我才知道了原由。火车终点是浦口，再坐轮渡船，才能真正进到南京城里。由南京开往武汉、重庆去的轮船是从江北岸的浦口码头起航的。由南京去往苏州、上海的轮船是从江南岸的下关码头启航的。七五年元旦我偕妻子去上海，就是从下关码头乘船前往的。长江沿岸城市的夜景十分漂亮、迷人。在我的心目中，早就怀有对南京城的羡慕、向往神情。我终于来到了这里，并且要服务在这里。也许这就是我与南京结下的不解之缘。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我离开南京已经三十多年了，时至今日，几乎十之八九的生疏人士说我是南方人，我也总爱自豪地说，我是江苏南京人。恰好我的儿子出生在南京，他是个名正言顺的南京人。复员转业回京几十年了，但我心目中的神秘南京，从未在记忆中消失过，它带给我的回忆终生难忘。南京和北京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进而铸造了我的今生今世。诚然，带给了我们全家人快乐和幸福！
南京市的景色很美，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令人陶醉。我在紫金山上俯视过南京尊容。那时后的南京，没有太高的大楼，也没有太多的高楼。在绿树成荫的幽静成堡里，一座座的****山，“摆放”在都城大地上，除了小山和绿色大街之外，又能看到什么呢？放眼眺望，城西北就是银色的长江，它从南京环城线上绕城而过，直奔上海而去。这就是军事要塞的“国都”南京。它的重要性及其受众人喜爱的神秘感，可能就隐藏于此吧。一切尽在美景中。
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于九十年代改成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其职责范围是完全一致的，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南京军外院与洛阳军外院，总是影响社会认知的。洛阳军外院的牌子很老了。不过，洛外与南外原本是“一家人”，本属于同一所学校，始原于张家口。后来把一系单独分出来，迁去了南京，其他各系全部迁去了古都洛阳。该校园原来是解放军第八高级步校的校园。时至今日，洛阳人还是把那里说成八步校。
南京军外院的校园非常漂亮，棋盘式的模式，彰显着军营的开放、规整。三大部大楼，突出着统帅地位，撼动不得；两翼的教学楼，整齐划一，体现着官兵平等、步调一致。条条道路，如网似线，纵横交错、规规矩矩。树的形状像酒杯一样，巧夺天穹。行走在道路上，犹如穿越隧道一样，身心清爽。无论是教学区，还是家属生活区，修剪与绿化都非常漂亮：
路顺楼开，树随路栽；
树荫遮道，树彰楼帅；
人走路上，避雨挡晒。
南外院的建筑设计，得益于苏联专家的构思，典型的俄国军营房的模式。家属住房宽敞、布局合理。遗憾的是，不太适合我国人的生活习惯。尤其不适合南京这样的南方城市。南京的夏季雨水多，天气炎热，空气潮湿。如果室内的空气不对流，人的感觉就不会舒畅。我们喜欢房间里的空气对流：一是可以调节室内温度和潮湿度；二是可以调节室内空气清新度，通过空气对流，室内湿度能够调整，潮湿空气能够散发掉；室内空气质量能够有效改善。可是俄国人是忌讳房间空气对流的，误认为是“穿堂风”。
文革前的南京军外院一定很风光，也必定是人丁兴旺的。如今的南外却显得萧条寂寞。我想，这与北京的地方院校如出一辙。为了战备，指战员们被派去了“前线”，以实现“军为国战”的宗旨。然而我们的地方学校，只有疏散到农村搞生产劳动去了。即使再返回学校办学，也要执行“大砍、大合并”的方针。北京的许多外语院校被“四人帮”砍掉了。但周总理明确表态说：“别的学校，我不管，二外这所学校，我要！你们没有人要，我要！”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被砍掉了，北京语言学院被砍掉了，但是二外被留下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系与北京语言学院一同合并归到了二外。改革开放以后，又都恢复了。
办教育的人都知道，学校新专业的开设，是与本部门拓展业务工作，紧密相连的；是与形势需要密不可分的。南京军外院增添了俄语新专业，自然离不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众所周知，中苏两军在东北珍宝岛刚打了一仗，这就提醒我们：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务之急，就是加快军队俄语人才的培养，其责任也就落在了军外院的身上。
军情急，任务重，责无旁贷。我们的俄语教员有：不少从国外工作回来的俄语外交官们，暂时在留守处储备着；我们的学员有：部队里有好多优秀战士可以选调上来；我们没有专门的军用教材，可以选调军内搞过教学的资深俄语专家突击编写。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这是部队的优良作风。就这样，奉调令，优秀的教学领军人员郑襄到岗了；资深外交官组成的教学人员报到了；从各部队选调的优秀学员招收进来了。行政管理人员配备齐全了……俄语教学工作迅速运作了起来。
俄语行政编制，遵循部队建制设立，分为大队、区队和班。三个班为一个区队。
我和刘述运的到来，已是学员上课的第二个学期了。一区队的俄语实践课，由资深外交官老杨教官与我这个新兵担任；二区队由外交官老刘教官与刘述运担任；三区队由外交官老陈与郗教员上课。一般是白天区队上课，晚上分班上自习，教员巡视辅导。
每个人都需要有责任感，而且责任感又每时每刻都在追随着我们。责任就是一种力量，它随我们早晨而起，又同我们入夜共息。
我同刘教员刚来南外才个把来月的时间，却让我两个上堂讲课，“太难为”我们了。但是军人的口号是“服从命令所指挥”，没有讲价钱的理由。套用社会上的一句流行语，“上不上课是个立场问题，讲好讲坏是个水平问题”。孰轻孰重勿庸置疑。开始，先给外交官们作了简单试讲，随即忻然“赶着鸭子上架”了。仔细想来，什么是军人？什么是军人作风？从这一事件中，不难看出我们军人作风的威严与慓悍！既来之，则安之，冲上去！
军人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军人上了战场就没有后退的权利。尽管我扔掉俄语已经六年了，现在被送上了这个“战场”，就要尽职尽责。我先安抚自己，静下心来，稳定情绪。开始边背课、边学习、边复习。把上课的过程，当作复习学习知识的过程。这就叫“旋吃旋做”“旋蒸旋卖”吧！况且还有一位和颜悦色、颇受尊敬的资深外交官老杨在保驾呢！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想当年刚“入道”时的窘态，我还真是觉得汗颜呢！
我们军人是坐班制。作为教员，这就有利于集体背课。能够扬长避短，克服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弊端。上课情况便于及时了解，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便于及时沟通，也便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以求教学质量的提高。虽然南外俄语大队组建时间并不太长，但是工作成绩却很突出。短短的几年中，就为部队培养出了大批高素质的俄语人才。所有这一切，应该归功于郑襄、穆惠民领衔的俄语集体、应该归功于资深外交官们的辛勤奉献！
南外这批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军事官员们，是我国俄语战线上的另类新兵。尽管他们缺乏俄语教学经验，但是他们有长期国外俄语工作的经验，资历深、见识广，对于俄语教学，自然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他们是我国唯一的由外交官员们组成的教学集体。我同他们共事中，很受感动。他们的思想境界高，敬业精神强；他们的俄语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教学理念先进，不拘传统框框；他们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拘，治学态度非常严谨。
我们学员在大一上实践课，还有精读课、文选课。大二又增加了听力课、军事国情课。军情课由穆先生上课，全部用俄语讲授。我曾连续凝神聆听了他的几次授课，受益匪浅。因为讲的好，很想继续去听。确实是百听不厌。穆先生的语音语调十分纯正，道道地地俄罗斯语言专家腔调。听先生讲课犹如听朗诵、听演讲，又像在欣赏话剧念白。似乎是在欣赏音乐之美、陶醉其中。我时常回味着先生的语言功力。
在这里，我想起集体翻译出版的军事体裁《结局》一书。那是我们南外俄语同仁们的第一成果。这本书，正是由老穆、老郑主持成书的。全程工作凝聚着穆帅将的辛劳，彰显着老穆先生的智慧与军事文学功底。现在重新阅读，仍然清新流畅，赏心悦目。
在南外俄语团队中，外交官们那种彬彬有礼、谦逊和蔼、平易近人、深藏若虚、功成不居的表率作用；他们热诚关心年轻教员和学员们的坦荡胸怀，让我十分钦佩，他们不愧是军内的好楷模！
斗转星移，多年之后，这些俄语外文官们先后奉命返回了外交岗位。由俄语专家郑襄先生统率的俄语团队，还能培养不出来人才吗？由资深外交官穆惠民、老杨、老刘、老朱等同志教出来的俄语学员质量还能低吗？现在活跃在国外外交战线上的军事人员，不少毕业于南外的俄语专业。
在我们南外的俄语群体里，我们的俄语教员，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职务高低，大家吃饭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背课在一起，军事训练在一起，体育活动在一起，唱歌劳动在一起。大家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同娱乐”，我们的战友情谊，日久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