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轼离凤翔任的前一年（嘉佑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皇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大赦天下，优赏诸军，苏轼也以覃恩之例，从月傣六贯、岁米二石的八品官转为正八品官的大理寺，71殿中L之职。韩琦被任命为山陵使，主持仁宗人葬事务。朝廷发诸路率4.6万余人修奉山陵。韩琦乞内藏库钱150万贯，绸绢225万匹，银5万两助山陵役及赏责。帝从之。
山陵役起，全国各地都为之集钱运物。苏轼在凤翔，奉命输南山木为皇陵木，他见“渭水涸无泥”，“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的民工劳苦情况，发出“民劳吏宜羞”的叹息。时任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的苏洵，见山陵役劳民伤财，立即写了（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力主薄葬。苏洵在文中说：“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窃闻顷者癸酉赦书既出，郡县无以赏兵，例皆贷钱于民……况夫（府库）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洵近世失中之礼，亦已或矣。”苏洵言辞激烈，韩琦看了该文后也为之变色。朝廷听从了苏洵的建议，一切费用从省，并命令山陵所用钱物由官府承担，严禁扰民。
苏轼从凤翔回到京城后，已是治平二年二月了，人判登闻鼓院。英宗以前就听到了苏轼的名声，就和群臣计议，欲以唐故事（唐玄宗起用李白）召人翰林，知制浩。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说：“且与修注如何？”韩琦说：“记注与制浩为邻，未可邃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苏轼与苏辙参加了考试，苏轼复人三等，得直史馆，苏辙被任命为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轼后来听到了英宗与韩琦的对话，对韩琦很感激，说：“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辞世，年龄才27岁。他悲痛欲绝，向前来吊唁的亲友反复叙述妻子生前的处事品性，说她对待父母谨慎勤勉，深得全家人的喜爱；说她初嫁时“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她相随自己于凤翔时，有年冬天屋旁的大柳树下一块地方在雪后忽然隆起，且土堆上的积雪溶化，有人说土堆下一定埋着贵重的药物，建议他挖出卖钱，王弗劝诫说：“要是我父亲碰到这类事情，他一定不会挖取这非分之财”，他听后就打消了获取意外钱财的念头……苏洵心里也很难过，对苏轼说：“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你必葬其诸姑之侧。”在以后的岁月里，苏轼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这位亡妻，十年后他在密州有天晚上梦中与王弗相会，醒来后梦中情景依然清晰在目，于是提笔写了《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箱。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上片向死去的妻子诉说死别的哀痛及十年来自己的境况。下片通过记梦再现了青年时代的情景，写了梦中相会时的哀痛。全词低徊婉转，文意凄绝，感情真挚，为后人所叹赏。
苏轼授官直史馆（为皇室编修国史的官）以后，很有机会看到皇室收藏的珍本名画，所以感觉蛮好，很满意这个官位。苏辙则去大名府赴任，开始了从政生涯。
宋英宗治平二年九月，苏洵与姚辟合修的《礼书》写完了，共100卷，还没来得及上报，苏洵却病倒了，而且病势沉重。由于三苏名重一时，王公大臣几乎都来探视病情。欧阳修对苏洵尤为关切，多次写信宽慰他，并提出了一些治疗方法。苏洵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觉治愈的希望不大，开始安排后事。他对两个儿子说，在他死后一定要完成他未写完的《易传》；他的哥哥苏澹早亡，子孙未立，要记在心上妥为安置；他的妹妹嫁给杜姓人家，死后因家贫没有安葬，回家后要体面地葬人坟地……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久病在床的苏洵永远闭上了双眼，终年58岁。
苏洵的死讯惊动朝野，欧阳修、曾巩、张方平、苏颂、姚辟等130多人写了悼念文章及挽词。韩琦与苏洵交情甚厚，然而“知其才而不能用”，此时愧恨交加地写诗哭道：“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欧阳修为哀悼苏洵写诗：
布衣驰誉入京都，丹旐俄惊返旧间。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三千弟子行丧礼，千两乡人会葬车。我独空斋挂尘榻，遗编时阅子云书。
诗的意思是说苏洵以布衣身份进京，以文章及识见而名声远播，但没有得到朝廷重用，苏轼兄弟及乡里人只能以礼安葬他了；苏洵死后知音难再觅，只能翻阅他的遗着以寄托哀思。
曾巩在《苏明允哀词·引》中说，苏洵文章“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极高而中肯地对其文章（主要为散文）作了定位。
英宗听到苏洵的死讯也很哀伤，赐给苏家一些金帛。苏轼兄弟因父亲遗恨自己一生不得志，所以辞去所赐，为父亲求赠一官。英宗赠苏洵为光禄寺卿，并令有司船载苏洵灵枢回四川安葬。
利用士大夫们前来苏家吊唁的机会。苏轼、苏辙哭着请求欧阳修为父亲写了墓志铭。母亲程氏的墓志铭一直未写，兄弟二人又求司马光为他们的母亲写了墓志铭。京城的事情刚一结束，他们带着父亲苏洵及苏轼妻子王弗的灵枢从水路经三峡返回四川，这年八月苏洵被葬于眉州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井侧。
纵观苏洵一生，他在哲学和政治见解方面敢于标新立异，不肯人云亦云，“务一出己见，不肯摄故迹”。他晚年作《易传》，从许许多多附会学说中还《易》的真实面目，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苏辙说父亲这部作品是：“先君晚岁读《易》，玩其艾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苏洵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是说治理国家要懂得义和利是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背道而驰。苏洵还认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问题是该怎样去引导它，不至于其泛滥成灾，他说“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应该用文明成果来教化和匡正这种普遍的惰性。苏洵把“不肯摄故迹”的个性也表现在为文上，其文章观点新颖，议论深刻而切中时弊，以致欧阳修说苏洵“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者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人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苏洵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推动者。他反对时文，推崇古文，主张为文要有鲜明的个性，以平白晓畅语约而意尽为好。苏洵的文章气势雄伟，张方平评价说“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注于海源”。例如他的《项籍论》等文章都有行文雄放、风驰雨骤之势。苏洵的文章还以结构严谨而曲折多变，语言准确而生动朴实见长，如在《六国论》中有“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句子，可以说准确生动至极。苏洵的诗作不多，但各种诗体都写过，而且都很有特色。他进京以后当了官到去世这段时间里，与姚辟合编《礼书》一百卷，着了《溢法》三卷，写了《易传》十卷，但却没有来得及完成。苏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其文章一直是人们学习的范本。他中年发愤，在无所师承的情况下自成一家，其文上继韩愈、欧阳修，下开苏轼兄弟，使自己立于名家之林。
《老苏先生会葬致语并口号》中诗云：
万里当年蜀客来，危言高论冠伦魁。有司不入刘责第，诸老徒推贾谊才。一惠独刊姬《谧法》，六经先集汉家台。如公事业兼忠愤，泪作崛江未寄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