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形质的遗传，以前被独断地肯定，之后却又遭独断地否定：被否定的理由是从生殖细胞的假定性质中先验地引出的。如所周知，韦斯曼从生殖质连续性的假设，将生殖细胞——卵及精子——和身体细胞分离而独立。以此为出发点，有人认为获得之形质不能遗传，于今仍有许多人支持这个论点。然而，万一经实验而证明获得形质可以遗传，那未由此亦可证明生殖质并非如人所云：脱离身体环境而独立，也认为获得形质事实上可以遗传。因此，在这问题上，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者乃在于这问题与实验有密切关联。但是，为难的也就在这一点。所谓获得形质大抵是指习惯或习惯的结果。而且，习得的习惯在根本上都含有自然倾向（性向）。因此，人们常会怀疑，可以遗传的是由个别躯体（Soma）所获得的习惯，还是习得习惯以前的自然倾向。若是这种倾向，早已内蕴个体中，从而亦内含于产生个体的胚种中，而且也可能内含于个体体内的生殖质里。以此观之，鼢鼠目盲，并不能证明这是因为鼢鼠在地下生活的习性。也许鼢鼠眼力日衰，才不得不生活于地下。这时，视力消失的倾向遂由生殖质传于生殖质，但鼢鼠的躯体（Soma）既无所得，亦无所失。剑术师傅的儿子比父亲更快成为杰出的剑术家，但不能说父亲的习惯已传给儿子，因为发展途中的自然性向从生父亲的生殖质移至生儿子的生殖质，并在始原跃动的作用下逐渐加强，因此与父亲的修炼没有关系，却保有优于父亲的柔软性。以驯养动物的诸多事例来看，亦可借用此话。个体习得习惯会遗传，还是某种自然倾向会遗传？换言之，因有这种性向，某些特殊种属或其成员中的某些成员，才被选来驯养？到底如何，实在难以断定。老实说，要是除去可疑的事例和可做各种解释的事实，则有关习得之特质可以遗传的惟一可靠事例，就是布朗·塞加尔·所做的实验。这著名的实验已由一些生理学家再做实验，而加以确认。布朗·塞加尔切断土拨鼠的脊髓或坐骨神经，使它引起癫痛症状。这症状遂遗传给子孙。伤害坐骨神经、索状体等，上拨鼠即引起种种病症。这些病症有时会以凸眼症、缺爪等不同形式遗传给子孙。但是，这些遗传事例并没有证明动物的躯体是否已影响其生殖质。韦斯曼很快就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布朗·塞加尔进行土拨鼠手术时，也许有特殊的微生物进入土拨鼠体内，而神经组织却是这微生物摄取营养的最好场所，所以这微生物渗透到生殖因素中，病症才遗传给子孙。这反对意见由布朗·塞加尔自己加以驳斥。但是，此外还有更有力的反对意见。伏亚桑和培隆的实验显示，癫痫发作后，接着排出毒汁。将此毒汁注入其它动物，也会引起痉挛。布朗·塞加尔对神经的伤害伴随有营养障碍，营养障碍可能形成引起痉挛的毒素。这时，毒素从土拨鼠移至其卵或精子，而后于胚胎成长时引起整体的障碍。然而，有机体一旦成长，可能只在某特定点上出现看得见的影响。在此一切都会经历夏朗、德拉马尔、穆西等实验的同一过程。伤害怀孕土拨鼠的肝脏与肾脏，此一伤害会遗传给子孙，因为母体器官的损伤会产生特别的“细胞毒素”，此毒素在胎儿的同一器官中会发生作用。同一生理学家在以前所做的观察也显示成形的胎儿会受毒素影响。但是，在夏朗的其它研究中，却显示：用同一手段，在精子或卵中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总之，在布朗·塞加尔的实验中，所获特质的遗传似可用胚胎中毒来解释。伤害看来似有局限，却以酒精中毒的同样过程遗传下去。然而，所获特质难道不是全以这种方式遗传吗？
其实，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获得形质遗传的人，在某一点上，意见也一致。这就是某种影响，如酒精的影响，不仅对该生物会发生作用，对该生物所保有的生殖质也会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毒害的遗传显然可见。其实，生殖质和躯体都接受同一原因的作用，例如父母的躯体会影响其生殖质。尽管如此，像那些肯定获得形质会遗传的人一样，我们不妨先假定躯体会影响生殖质。最自然的假设是，事物的经过无论在前后哪种场合都没有差异，而且躯体影响的直接结果可假定为生殖质的全面变质。如果这样，子孙的变化与父母的变化相同，就成了例外，而且是偶然的。情形一如酒精中毒的遗传。因为酒精中毒的遗传当然会从父亲传给孩子，但每一个孩子呈现毒害的形式并不相同，而且任何一个孩子显现的毒害，都与父亲不同。现将生殖质突然发生的变化称为c。C本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易言之，既显示获得某种物质，又显示丧失此物质。结果不会严密地重现原因。躯体某部分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即使引起生殖质变化，也不会在形成中的新有机体的同一部分引起同样变化，除非新有机体的其它新生部分对c具有一种免疫性。这时，只有新有机体的同一部分在形成时受新的影响左右，才会发生变化一即使是这部分，其变化的方向亦与双亲有机体对应部分的变化完全不同。
因此，我们提议划分脱逸遗传与形质遗传为二。一个个体获得新形质之后，即借此脱逸自己以前的形态，也脱逸个体所内含的胚胎或半胚胎发展后重现的形态。这种变化如果不能产生出使生殖质变化的物质，或者不能引起营养作用的全面性变化，以剥夺生殖质的特有因素，就不会把任何结果带给个体的子孙。最常见的显然就是这些。反之，如果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些影响，那就可能会以生殖质所发生的化学变化为媒介，由于此一化学变化，原先的变化可能会在其后从胚胎发胀出来的有机体中重生，但这是例外。产生不同结果的机会也许更多。在后者的情况下，所生的有机体可能会跟母体一样从正常型脱逸；但其脱逸方式却不同。子体所承继的是脱逸，而非形质。因此，一般而言，个体习得的习惯在其子孙中恐不会引起任何反响。即使有反响，子孙中突发的变化也不会显示与原初变化极其鲜明易见的类似性。至少，我们认为最真实的就是上述的假设。在反证展现以前，除非进行某杰出生物学家所要求的决定性实验，我们实在须要现有的观察成果。即使尽可能迎合获得形质遗传说，认为获得形质并非天生形质之较迟发展者，各类事实仍然告诉我们，获得形质的遗传是例外，并非通则，如何能认为眼此一器官系因获得形质的遗传而发展呢？假定极大数目的变异均朝同一方向进展，而且从纤毛虫类之眼到软件动物或脊椎动物之眼。这些变异还须累积时，即使每一个体的奋勉能够分别产生出每一变异，我们所考察的获得形质之遗传如何解决定这种变异，确实也是一个疑问。总之，新拉马克主义和其它类型的进化论一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讨论的成果
我们已检讨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知道每一学说都遇到同样难以逾越的问题，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这些学说全部扬弃。相反的，这些学说都有其事实依据，且各有其为真的一面，同时也分别展示了进化过程的某些观点。如果要称某一学说是科学的，亦即对细节的研究有一明确方向，就须固执于一种特定观点。可是，这些学说对实体只有部分的展望，所以实体必须超越这些学说。实体才是哲学固有的对象。哲学完全不以实用为标的，故不受科学的精密性所限。因此，我们要简单指出，三种现代主要进化学说对解决问题，各有何积极贡献？有何疏漏之处？对进化过程，即使只有模糊概念，但是为了获得更涵盖性的观念，以我们立场而言，应该使这三重努力收敛于哪一点上？
新达尔文派说，变异的本质因是个体所拥有的胚胎含有种种变异，并非源于个体在生活过程中行走的步履。这点大抵正确。我们所以无法遵从此派学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胚胎所含的种种变异完全是偶然的、个体的。我们总觉得，这些变异是一个冲动经由个体从胚胎至胚胎发展而来的，因此不是单纯的偶然，而且在同一种属的所有成员、至少在其中的某些成员中，常以同样形式同时出现。这种现象极可能存在。此外，突变说在这一点上早已修正了达尔文学说。据突变说去，一定的瞬间经过漫长时期后，便会来临，这时整个种属全呈现出欲变倾向。以此观之，欲变倾向并不是偶然。诚如德·福利斯所言，如果种属的成员不同，突变的方向亦有别，则变化本身是偶然的。但我们必须先看看，这学说在植物的其它许多种属中是否获得确认（德·福利斯仅就鲵鱼验证）；进而，如后文所解释，偶然的角色在植物变异中，较在动物变异中为大，因为在植物界，功能并不如此密切依存于形态。总之，新达尔文派认为突变的周期有一定，从而突变的方向至少在动物中也有一定，但其程度则如后文所示。
至此，我们势必回到艾摩所主张的假设。据他说，各种形质的变异有其定向，代代相继。这假设若在艾摩自己设定的范围内，是可以承认的。有机世界的进化以整体而言，当然不会预先决定。我们的主张刚好跟艾摩的相反，认为在有机世界中，生命的自发性已出现于各类形态的不断创造中。可是，这种非决定性并不是完全的，有些部分仍然会被决定。例如，眼睛之类器官即因定向的不断变异而形成。其实，要解释历史全然不同的种属间眼睛的类似性，除此而外，别无其它方法。艾摩认为只有物理原因和化学原因结合为一，才会有确实的结果出现，至此，我们遂与艾摩分途。我们以眼睛此一确例证明：若其中有“定向进化”，则须加入心理原因。
新拉马克派某些人士所依据的就是心理性原因。依我们所见，新拉马克主义最巩固的论点即在这一点上。然而，如果这原因只是个体在意识上的奋勉（努力），那就只有在相当有限的状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这原因只适用于动物，不会介入植物界。即使在动物里也只有直接间接受意志影响者才会发挥作用。即使发挥作用，也无法知道这原因如何造成日益复杂的显著变化。要了解这点，就须获得形质有规则地遗传下去，并且逐次累积起来。可是，这种方式的遗传与其说是通则，不如说是例外。定向的遗传变化若累积、组织化，形成一个日益复杂的器官，则此变化定与某种奋勉有关。此一奋勉较个体之奋勉深厚，亦独立于环境；且为同种的大多数个体所共有，不仅内含于个体的基质，更内蕴于个体所保有的胚胎中。因而，此一奋勉才会确确实实传诸后世。
生命的跃动
兜了一大圈之后，我们回到了出发点的观念一生命的根源性跃动。生命的根源性跃动系以成为形体的有机体为媒介，从一个世代的胚胎传于下一个世代的胚胎，代代相传。
成为形体的有机体变成连接胚胎与胚胎的环节。这种跃动分为不同的进化系统传续下去，这才是变异的根本原因；至少是有序相传、累积、创出新种的变异基因。一般而言，若干种属从共同的根干出发，开始分歧后，越进化，分歧越显著。不过，如果我们承认共同跃动此一假设，这些种属在某一特定点上就得同样进化，而且必须同样进化。我们必须就先前所选的事例——软件动物与脊椎动物之眼——更明确地展示此一现象。借此也许可以使“根源性跃动”此一观念更为清晰。
如眼睛之类的器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结构的复杂，二是功能的纯一。眼睛是由巩膜、角膜、网膜、水晶体等不同部分构成。这些部分又可无限细分下去。仅以网膜而言，其中即有三层神经因素一多极性细胞，两极性细胞，视觉细胞一重迭含蕴为一体，而且每一层都有独自的个性，形成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但这只是网膜细微结构的简图。因此，眼睛此一机器是由极其复杂的无数机器组成。尽管如此，视觉依然是一个单纯的现象。张开眼，视觉就活动。功能虽如此单纯，但自然在组构这无限复杂的机器时，若稍有差错，视觉即不能发挥作用。器官的复杂与功能的纯一，这种对比常使我们的心灵迷惑不已。
机械论展示出此一机器在外在环境影响下逐渐构成的情形。外在环境的影响有时直接向组织发挥作用，有时选取适者。这学说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对各部分细节即使有若干妥贴之处，却不能显明各部分之间的相关性。
目的就此焉出现。这学说指出，各部分都根据预立的计划，向某目标集聚。以此而言，这学说是将自然的运作比做工匠的劳动。工匠为了实现某种观念，或模仿某种原型，才集聚部分，以进行工作。因此，机械论非难目的论的拟人化性格，亦有其道理在。但权械论却没发觉自己也使用了同一方法，只弃绝其手脚而已。机械论确已扫除追求的目的与理想的原型；但也认为自然与工匠一样，借集聚部分以进行工作。然而，单以胚胎的发育为例，机械论就可看出生命的活动与此迥然而异。生命并非靠各种因素的结合与累积而发展，却是借其分离和分裂而活动。
因此，机械论和目的论的观点都必须超越。两者其实只是人类精神观察人类工作时所导出的观点。然而，当由何种方向超越它们？如前所述，分析某器官的结构时，分解复分解，可至于无限；其功能却纯一无二。器官的无限复杂与功能的极端单纯，这种对比一定可以开启我们的蒙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