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是在澳洲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驻澳的外交官——十七岁那年才回到祖国来。她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同学，在她考上大学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带她来看我，托我照应。她考的很好，只国文一科是援海外学生之例，要入学以后另行补习的。
那时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们家里吃茶点。我陪着她的祖父谈天，她也一点不拘束的，和我们随便谈笑。我觉得她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像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和我谈到国文，她说：“我曾经读过国文，但是一位广东教师教的，口音不正确……”说到这里，她极其淘气的挤着眼睛笑了，“比如说，他说：‘系的，系的，萨天常常萨雨。’你猜是什么意思？她是说：‘是的，是的，夏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说着大笑起来，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说：“大学里的国文又不比国语，学国语容易，只要你不怕说话就行。至于国文，要能直接听讲，最好你的国文教授，能用英语替你解说国文，你在班里再一用心，就行了。”
她的祖父就说：“在国文系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语解说国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组里吧，一切拜托了！”我只得答应了。
上了一星期的课，她来看我，说别的功课都非常容易，同学们也都和她好，只是国文仍是听不懂。我说：“当然我不能为你的缘故，特别的慢说慢讲，但你下课以后，不妨到我的办公室里，我再替你细讲一遍。”她也答应了。从此她每星期来四次，要我替她讲解。真没看见过这样聪明的孩子，进步像风一样的快。一个月以后，她每星期只消来两次，而且每次都是用纯粹的流利的官话，和我交谈。等到第二学期，她竟能以中文写文章，她在我班里写的“自传”长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她已成了全校师生嘴里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学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没有我的功课，但因为世交的关系，她还常常来看我。现在她已完全换了中服，一句英语不说，但还是同欧美的小女孩儿一样的活泼淘气。她常常对我学她们化学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东话，常常使全客厅的人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时忽然说：“×叔叔，我祖父说你在美国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则为什么在北平总不看见你同女友出去？”或说：“众位教授听着！我的×叔叔昨天黄昏在校园里，同某女教授散步，你们猜那位女教授是谁？”
她的笑话，起初还有人肯信，后来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气，也就不理她。同时，她的朋友越来越多，课余忙于开会，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也没有工夫来吃茶点了。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在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巾包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球；一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布长裤；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着高跟鞋，戴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馆界的人们，吃饭，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了业。她的祖父非常高兴，并邀了我的父亲来赴毕业会，会后就在我们楼里午餐。她们祖孙走后，我的父亲笑着说：“你看S像不像一只小猫，没有一刻消停安静！她也像猫一样的机警聪明，虽然跳荡，却一点不讨厌。我想她将来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你知道她在校里有爱人吧？”我说：“她的男朋友很多，却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特别好的，您说的对，她不会在同学中选对象，她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但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书虫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P先生宣布订婚，P就是她的同班，学地质土壤的。
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问起P的业师们，他们都称他是个绝好的学生，很用功，性情也沉静，除读书外很少活动。但如何会同S恋爱订婚，大家都没看出，也绝对想不到。
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住在S祖父的隔壁，我的父亲有时带我们几个弟兄，去拜访他们。他们家里简直是“全盘西化”，家人仆妇都会听英语，饮食服用，更不必说。S是地道的欧美主妇，忙里偷闲，花枝招展。我的父亲常常笑对S说：
“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国公使馆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国公使馆”的P先生，却如同古寺里的老僧似的，外面狂舞酣歌，他却是不闻不问，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书室里，到了吃饭时候才出来，同客人略一招呼，就低头举箸。倒是S常来招他说话，欢笑承迎。饭后我常常同他进入书室，在那里，他的话就比较的多。虽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惮烦的告诉许多关于地质土壤的最近发现，给我看了许多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对P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对我说：“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S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P家走走。那时S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所以当S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P也只笑了笑，说：
“×先生，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看。”从此又是三年——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
那时已近黄昏，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山后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牵着马走了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S是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不嫌我手湿，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P在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P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欢呼了起来。四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去，替我喂马。
S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在绳子上。S一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问起我的父亲。S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菜油灯周围坐了下来。S补着袜子，P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S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叔叔！这座茅屋，就是P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P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过家家’似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P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露营的生活，笑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
“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P的书室里，这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州中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