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已经在亲爱的毛主席的检阅下，过了七个国庆节了。每一个国庆节我都参加了更盛大雄壮的游行，更快乐兴奋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国更飞速更辉煌的成就。这六七年里，我自己，也从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在亲爱的党的教育培养下，长成为一个誓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一切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样，将以无限欢欣虔敬的心情，来迎接建国十年的旭日腾空般的光辉照耀的佳节。我想，在过着这个伟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仍会和过第一个国庆日一样地加倍清晰地回忆到我在回到祖国以前一段时间里的经历。
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咕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苯。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国军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
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拚命劲儿！”
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
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
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