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现在非得注意，迈克尔·奥维茨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了，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确就是好莱坞最有影响的商界人物，因此对它的报道越来越频繁。在他新请来的发言人斯迪芬·里佛斯的鼓励下，奥维茨勉强同意不时见一见记者。因为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非正式的，这就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利用这种好处，因为如果记者请他来证实某些事件时，奥维茨就可以提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后又游离于由此话题引起的一些新闻评论之外。
阿兰·西特伦1990年成为《洛杉矶时报》的娱乐事务记者，他四处打听谁是比较好的信息来源。有人对他说，不要依赖迈克尔·奥维茨，他太遥远了，不容易找到。可是西特伦与斯迪芬·里佛斯的关系一直不错，因此里佛斯安排了十五分钟的时间，让《洛杉矶时报》的这位记者对奥维茨进行电话采访。奥维茨对西特伦讲了一些好莱坞的事——“对你听到的东西要多加注意，这里有很多不实的谣传。人们喜欢彼此对着干”——然后保证以后会帮助他。
不久之后，奥维茨就成了西特伦感觉到可以依赖的十来个信息来源之一，他依靠这些来源来写有关好莱坞的商业文章。奥维茨让西特伦随时可以联系到他，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他对这位记者是很信任的（他不相信的那些记者，他根本就不见。可是这个策略似乎有问题，因为正是这样一些记者才会倾向于在报纸上写一些对他不利的文章）。西特伦与这位人才代理人的谈话几乎总是非正式的。西特伦回忆说：“奥维茨完全是‘地下工作者’，能够引述他说的一句话，都算取得了了不起的新闻成就。”
除了记者之外，奥维茨还培植一些编辑。迪娜·布郎曾在1984年当过杂志《名利场》的编辑。六个月后，迈克尔·奥维茨邀请她进午餐。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名利场》，可是布郎希望将该杂志变个样。奥维茨跟布郎进午餐时，他表示希望能够做《名利场》的代理人，还很激动地提到为该杂志再创办一些相关项目，包括一个电视表演节目。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谈过，因此迪娜·布郎很认真地听他说。她回忆说：“奥维茨当时还不是后来变成的那种神秘莫测、能力极强的人物，只是一个未成名的代理人，并非家喻户晓。我很喜欢他，他很有热情，有创造力，而且还很愿意帮助人。他看出了我想干的事情。”奥维茨所提到的生意计划一个也没有做成，可是俩人的关系却因此加深了。每当布郎去好莱坞的时候，她都会想办法找到奥维茨。他成了她的无价之宝，因为他允许她与CAA的代理人随意交谈，当然那些交谈都是非正式的。他们都是一些好莱坞城里最聪明的代理人，而布郎也喜欢听他们谈好莱坞城里的一些事情，“我总是发现CAA是目前为止最令人激动的一个地方。”可是她知道，奥维茨向媒体展现新姿态并非他真正喜欢的事情，如果能够与媒体隔墙而语，那可能是他更喜欢的事。布郎劝他克服对媒体的偏见。在早期，绕开一些问题是有可能的，可是在90年代，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奥维茨与媒体的主要负责人培养了很不错的关系，因此他还得到另一个好处，可以随时拿起电话，对其中的某一位说，某某文章不要登。可是他很少这样做，就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做，很少有媒体想说迈克尔·奥维茨的坏话。苏珊·琳恩是《首映式消息》杂志的创办人，她从来没有在一篇文章是否发表方面让奥维茨占到上风。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杂志创办的早期，奥维茨曾请琳恩不要登载某些文章，她通常的回答是：“如果你请我帮忙，说哪篇文章不能登，那我也不能这么干。可是如果你告诉我哪篇文章哪里有问题，我可以不登。”如果奥维茨的说法确有说服力，她也就不登了。有几次，奥维茨说：“这篇文章有问题，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有问题，可是我不想在杂志上看到这篇文章。”不过他很少干涉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与肖恩·康纳利事情有涉的人，都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这件事发生在1992年。《首映式消息》登了一篇文章，说肖恩·康纳利有几次从电影《卖药人》的拍摄场地走开，为的是去打高尔夫球。好莱坞的电影一般都投有数百万美元的巨资，一些制片人通常很不愿意让一位超级明星，比如康纳利从拍摄现场走开哪怕一天。康纳利以为，他短时间离开一下拍摄场地是一件小事，可是几天以后，有人对他说，该杂志已经将他列为调皮捣蛋的演员。以他这样的地位，肯定承担不起连一般的演员都承担不起的不名誉之词。因此，康纳利拿起电话，找到了他的朋友和代理人迈克尔·奥维茨，奥维茨接着又打电话给《首映式消息》的这位编辑，说了一大堆话。奥维茨告诉她说，他的客户对此文章非常生气，并坚持说，康纳利从来没有从电影拍摄现场走开过，坚决要求撤回该文章。
这位编辑拒绝撤回该文章，说杂志的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可是她知道，她也得考虑一下迈克尔·奥维茨和他的愤怒心情，因此她就提出了某种和解意见。如果奥维茨可以请某人给编辑写封信，说康纳利从来没有离开过拍摄现场，她就可以同意将该信与编者按一起发表出来，说该杂志完全了解康纳利先生作为一名勤奋的电影工作者的好名声。奥维茨继而找来一个写信的人，这位编辑说话算话，把这封信与编者按一起发了。
同时，《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阿兰·西特伦已经选择不再利用奥维茨作为他的信息来源了，因为他发现采访他太复杂了，“那可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因为他对自己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追求百分之百的完美，字字珠玑。”在西特伦经常去采访的数百名好莱坞经理和名人当中，奥维茨就是那少数几个人的一个，他们对接受采访就好像真的感到非常难受一样。因为担心以后有可能会后悔说过某些话，因此他坚持要预先知道，记者到底会在文章当中引述他的哪几句话。有时候，他会请阿兰·西特伦把采访中记下来的话念给他听，奥维茨经常说：“我可以把话说得更好些。”西特伦说：“他有点像太过认真的学生。”
当《洛杉矶时报》1992年春天决定对奥维茨做一次大型报道时，阿兰·西特伦问斯迪芬·里佛斯说，奥维茨是否会合作。
“绝对不会。”里佛斯回答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还打电话给这位记者，劝他不要写那篇文章。
西特伦不理，他开始采访奥维茨的一些熟人。两个月后，奥维茨决定，是到与西特伦进行合作的时候了。“从那时候起，他几乎太容易找到了”，西特伦说，奥维茨请他吃饭，时间可长达四个小时，还排出名人阵来——“如此之多，”西特伦回忆说，“我几乎没有时间一一采访。”奥维茨还与这位记者保持经常性的电话接触。可是，直到他们最后一次会面，奥维茨才同意正式讲一次话。报界经常有人说，奥维茨变相地威胁一些记者，说如果他们写一些不利于他或者CAA的文章，他就会剥夺掉他们与名人接触的机会。其实奥维茨只不过选择了少数几位像西特伦这样的记者，并向他们提供相当大的方便，让他们接触到一些电影明星。这样一来，他就向其他的新闻工作者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暗示：如果你们想得到这种方便，最好跟我站到一边来。
西特伦问奥维茨，说能不能请他摆个姿势照一张像，好配在文章里面。奥维茨拒绝了，不愿意如此醒目地出现在一篇有可能是不利于他的文章里面。这位记者接着就警告他说，没有摆好姿势的照片，《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很有可能会采用其他一些图片社提供的旧照片。可是这种可能性对奥维茨构不成威胁，因为他对所有那些照片都拥有肖像权，并且无意同意别人使用那些照片。没有合适的照片附在这家报纸的杂志封面上，《洛杉矶时报》就决定用以他为主角的讽刺画，画上一些名人在他的脑袋、嘴巴上和耳朵里跳来跳去。
该杂志的专题文章于1992年7月26日发表，标题为“活吞好莱坞：迈克尔·奥维茨的贪婪和其他死罪。”该篇文章以奥维茨抢夺迪姆·伯顿开始，说在这次侵袭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老式的奥维茨，“锋芒毕露，而且很容易激动。”阿兰·西特伦说奥维茨“在好莱坞极受尊敬，令人敬畏有加”，说这位人才代理人尽管有很多成功之处，但他从代理到公司咨询转变得越大，生意场上对他的反抗就越是强烈——“特别是来自反奥维茨的一个联合集团”的反抗。这个集团在不同时间内，分别由下述人组成：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公司的主席杰弗雷·卡森伯格、娱乐界大亨大卫·格芬和制片人雷·斯达克。西特伦承认，一般来说奥维茨被人看作是好莱坞最有影响的人物，可是他同时也引述斯达克的话说，CAA的权威争夺，以及他那种严密封锁的管理风格，都会对这个行业产生了阴险的影响。“这不是代理人，”斯达克说，“而是密探。”
斯达克的这番话，标志着好莱坞第一次有名人胆敢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对奥维茨及其CAA公司的愤怒。大卫·格芬的话也引述在该篇文章里了，他说奥维茨使整个好莱坞的业务进入了非正常状态。斯达克的话很是简明扼要，格芬的话也是一针见血。相比而言，乔·史密斯和巴利·迪勒则表达了对奥维茨的同情。
虽然有些人认为，阿兰·西特伦在处理奥维茨的问题时太温和了，可是奥维茨本人在读完该文章后却非常生气，不是对评论他的人生气，而是对他自己生气。“如果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对一位同事讲，“我就得好好打量我自己一番了。”这次与乔尔·艾斯特哈斯时的情况不同了，当时媒体对奥维茨并没有搔到痒处，而这次，这几颗炮弹射得很远，多少算是打在靶上了，奥维茨本人对此极其生气。
很容易看出奥维茨与媒体之间的基本问题：他对媒体写到的有关他个人的东西太认真了。如果他是芝加哥某家肉类包装公司，或者明尼阿波里斯的某家汽车供应公司的头儿，媒体可能理都懒得理他。可他管理着好莱坞最有影响的一家代理公司，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报界对他感兴趣了。如果奥维茨不太关心媒体对他的态度，他会得到媒体更好的待遇吗？不一定。新闻记者一旦知道奥维茨哪怕做出了好莱坞相当大的几笔生意也想尽量保持一种低姿态，他就会成为人们喜欢仔细打量一番的对象。如果奥维茨决定向媒体解释他自己，而不是担心新闻记者们怎样评论他在这一年当中的作为，他的情况有可能会更好些。因为那一年过后，媒体就有可能对他失去兴趣，他对他们的吸引力可能也会小得多。太容易找到，太明显，他就会变成廉价的货物。可是奥维茨从来都没有给媒体这种机会，不让他们对他产生这样的厌倦感。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只是有选择地与一些媒体交往，而且是在“有要事则问”的基础上，因此奥维茨就使媒体对他一直保持着一种狂热。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媒体对他如此感兴趣，这也使他更无法想出一种乐观积极的办法来消解这种对他的迷恋。不管怎么说，迈克尔·奥维茨是一个太不容易看清、争议太大、很不容易找到的人，因而媒体也就不能轻易地放过他。可笑的是，他本有权威来改变这一切的，但因为他没有聪明地行使这项权威，因此也就一直保持了这种状况。
CAA的经理们于1992年10月15日第一次向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级经理们展示了他们的宣传品，这是在可口可乐公司在亚特兰大的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进行的。迈克尔·奥维茨及其助手们，即雪莉·霍奇伦和伦·芬克走进会议室，围着一张U形会议桌坐下来。芬克是奥维茨请来协助霍奇伦进行可口可乐宣传业务的，他曾是纽约齐亚特戴依广告公司的助理创新执导。参加会议的还有菲尔·盖亚——麦堪和艾里克森母公司因特公共公司的首脑，约翰·伯金——麦堪和艾里克森公司的经理，还有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们，如康纳德·可夫、道格拉斯·依维斯特和彼德·西雷。
奥维茨讲了几分钟，然后请他的助手继续说。霍奇伦和芬克拿出了约五十个想法，作为可口可乐未来的广告宣传的“可能选择”，其中有：一只狗抛出一只旧可乐瓶子；“勒诺瓦举办一个聚会”；北极熊看到北极光，底下一行写着：“总是酷……总是可口”；一群像外星人一样的生物要在自己内部找到一只吃人的外星人，方法是考查他们对可口可乐小知识的了解程度。霍奇伦还提到著名的导演弗郎西斯·福特·柯波拉和包勃·莱因纳，俩人都是CAA的客户，他们有可能执导其中的一些广告。
在还不到五秒钟的时间里，全桌的人都已经意识到，迈克尔·奥维茨的确是了解广告业的。
作为竞争对手的广告经理约翰·伯金对此也产生了深刻印象，他给同事递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简单的几个字：“我们没戏了。”伯金后来经常对一位记者说，奥维茨“真他妈吸引人，我自己差点就为他的发言而欢呼起来。”另一位麦堪公司的经理也经常说，CAA小组与他们的竞争是“本世纪少有的几场权威较量之一”。
9月21日，雪莉·霍奇伦回到洛杉矶之后，收到了一大把鲜花，还有奥维茨的一张字条：
亲爱的雪莉：
最好的电影，最后的脚本，最好的女演员，最好的头脑……了不起的工作，一如既往。
祝好，迈克尔
这期间，这位公司咨询专家正把他的手插在好莱坞一切老套的运作中。1992年秋天，迈克尔·奥维茨着手进行一项难办的工作，将好莱坞最有影响的商业女性雪莉·兰辛的事业推向前进。她一直是CAA的客户，从1983年开始就是的。当时兰辛和斯坦雷·杰菲成立了一家制片公司，生产了像《黑雨》、《被告》、《与月亮赛跑》和《致命的吸引》这类电影。杰菲因为其敢于面对一切的办事风格而出名，于90年代早期成了派拉蒙传播公司的总裁，然后又请兰辛跟他一起去当电影制片厂的头儿。她感到很矛盾，本想多与她的家人呆在一起，少跑一些路。有天早晨进早餐的时候，她请迈克尔·奥维茨帮她拿个主意。
奥维茨问了兰辛一大堆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将自己归于斯坦雷的管辖之下感觉如何？她的新丈夫，导演威廉·弗雷德肯对此有何感受？最后一个问题使她大吃一惊，这是个私人问题，很少有人敢问，而她却因此而喜欢奥维茨。她回答说，她的丈夫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中性的。小杰克对此问题作何感想？奥维茨问，他是指兰辛的儿子。这又是一个私人问题，可是兰辛仍然没有动怒。她说，她真的不知道她儿子怎么想。奥维茨明白她真正迟疑不决的问题在哪里，奥维茨为她做了一个总结：她的决定与金钱无关，与改善自己的工作也无关，而是涉及到以后几年她的生活方式。奥维茨是个多么善解人意的人啊，她想，真是会关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