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气”，显在的是笔墨间的书卷之气。
他谈往，那是在中学生时代的上海四马路，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线装书。他后来由书及人道：“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牟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益的事……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不可泯。”
他忆旧，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昆明翠湖，距离西南联大借租的学生宿舍不远，湖畔有个外形类似道观的公共图书馆，“是我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那里“非常安静整洁……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直到半个世纪后，汪先生想起昆明，写起翠湖来，首先念叨的就是这个“妙人”。他“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他怀师，为文坛对他当年的文学导师沈从文作品的苛责而不平，建议他们去读《菜园》、读《新与旧》：“沈先生所写的共产党员是有文化素养的，有书卷气的，也许这不太‘典型’，但这也是共产党员的一种，共产党员的一面，这不好么？”当年沈先生“发表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要冒一点风险么？”（《一个爱国的作家》）
因此，重读汪曾祺，最好还要读出他那一点点“士气”来。这“士气”既不是文士梅妻鹤子的清高之气，更不是斗士壮怀激烈的凌厉之气，而是一种被时代摔打以后的不平之气，虽说仍然是文文的，温温的。
十六年前的元月底，汪先生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说这话，他是为了借助自己的经历遭遇，阐发人生“随遇而安”的大无奈。
还有“文革”中那段人常腹诽的特殊遭遇，他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虽说从来语焉不详，但看来也是有其难与人言的心头隐痛的：“我搞了一些时期的‘样板戏’……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压力可想而知。”
这种体制内周旋的无奈，让痛定思痛的他，最后说出的话再难保持向来的平淡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这是谠论，也是诤言。我读汪曾祺，见他文章中多用逗号和句号，少见问号，感叹号，省略号，心中曾经不免有些疑惑。此番重读，得知他自己说过，生性是一个不具有“抗争性格的人”。因此之故，在如此“金口”中难得说出的谏诤之语，就不仅仅是在发泄他个体人生的大悲愤了。难怪对于相熟的人，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披露心迹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是性情中人，”“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感情来写的，”“我对现实生活是有很深沉的痛感的，我对现实很关注”……哦，原来如此！
汪先生的作品最善于布局文字。但在章法技巧之外，更不能轻易放过的，是他寄托文思的方式。
曲终奏雅，他的文思常常凝聚在文章结尾处的最后几笔中，或文乎文乎，或浅白如话，但都雅而不伤，自有其想要揭示的主旨，或者寄托的深意。文无定法，可是汪先生写作上的这一“道”，似乎已成为他不期然而然的“风格”。读者不可仓促掩卷，把它轻轻地放过了。
且读《自得其乐》结尾——
我很欣赏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么？
我觉得，汪先生的文笔，乡土味易仿，书卷气难学，而要锤炼得这一丁点士气，则难上难矣。因为那是起落颠倒的时政，与其出处遭际和内在性情气质的合成品，难以实验，更无法复制。一个文学家的成长和长成，常常是如此得难能，如此得惟一。
乡土味、人情味与书卷气的和谐统一，成就了汪先生小说和散文的可读性，也成就了他的文学生命力，让他的作品既有应时发表的文学市值，又有了历时传世的人文价值。
因此，重读以后的复读，绝不仅仅在这个纪念他去世十周年的日子里（截止到是年，仅网络信息涉及到汪先生的就多达十四万余条……可见他的文学生命在网络天地间获得了再生，并活跃在读者、评论者的心田里）。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版的《汪曾祺传》封面上，选印的是汪曾祺的语录，可谓得其人其书之精神。笔下有人，有别人，有自己，更有关乎现世众人心的褒贬——这让汪曾祺的作品距离“文学”很近。
我们不必再让作品“超脱感”导致了读者的“失落感”之类似是而非的观点再占据汪曾祺的作家论了——至少多年来“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已让它们难以自立。
淡淡的忧伤，因人生的无奈而嘲谑，再加上源自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的欢快，以及不刻意从悲剧方面来寻求创作的所谓“突破”，构成了汪曾祺别具个性色彩的“文学”。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在《汪曾祺自选集》的序言中如是说。
一个“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一个爱看倪云林“平远小景”的人，一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为眼前景感动，被胸中意激荡，提笔为故乡和他乡纪实，写出长存于心的乡土风物，造型尘世间的寻常儿女……要是借用汪曾祺句式来诘问：“也许这不太‘典型’，但它也是文学的一格，文学的一式，这不好么？”
汪曾祺的“文学”，将不因与时俱进而稍减其作品的光华。我以此语为汪先生去世十周年祭。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4、《陆文夫文集》与《苏州杂志》
一 话说《陆文夫文集》
“文夫合当姑苏住，小巷遍写人风流。”当我听到一百八十万字的《陆文夫文集》（苏州古吴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问世的消息时，脑海中不禁闪现出这十四个字的“断章”来。
其实，苏州虽然是我的家乡所在地区，去去来来很多，但我与文夫先生终是缘悭一面，无论是他主持《苏州杂志》在那青石弄的院子里办公，还是后来病休于城南带城桥一幢小楼里养病时。从未去拜谒过的原因，在前者是觉得不可为一己的私愿而去分割他的时间，于后者是为了他应当在静养中获得全面康复心体神……如今这些当年的“多虑”，自然都积累成为我情感天地中的遗憾了！
不过幸有作品在，它们原是常青的作家生命之树的繁枝和茂叶。
记得有人回忆说，文夫先生曾经戏言：“小说小说，无非是在小处说说。”我很欣赏这举重若轻的文艺家言，因此，也时常在南京大学给学生们说说这一通俗的文学理念，要求他们善于见微知着，充分领略由微节、细节和小节所构建起来的作品之“微妙”。
举凡文艺，“惟微始妙”。尽管前人有“妙处难与君说”的成言，可是善读者还是能够从作品微节、细节和小节的逐次展开和铺叙之中，把握到作家通过书写所要表达于世的人生智慧的。“文学即人学”，读者、作品人物和作家的三位一体，才能真正完成文学这部“大书”。
我对文夫先生建立起所谓的“印象”，就是从读他作品开始的。之所以读他的作品，完全是基于我当时人在北京而对家乡所保有的那份怀恋，而“陆苏州”正是当代姑苏人文最重要的理解者、同情者和传播者。他用自己的眼、自己的脑、自己的笔，让传统的姑苏人文与时代的新文学形式实现了和谐的统一。
因此，当我读到《陆文夫文集》封底所印的这段话时，不禁被深深地打动：
我觉得创作的总体应该像建造苏州园林，今天挖一个池塘，明天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厅堂，后天造点儿小桥、小亭，再后天垒起一座假山，中有奇峰突起……若干年后形成了一座园林，亭台楼阁，花木竹石，小桥流水，丰富多彩而又统一，把一个无限的大千世界，纳入一个有限的园林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作品，应当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
《陆文夫文集》是有着“陆苏州”美誉的作家锺情姑苏文化的见证，不过这见证的终极关怀，乃在于关注苏州普通百姓的生命状态。尽管他在一九八五年早春就曾在《微弱的光》中理性地表达过：“从某种角度看，作家并不是一种美好的职业……”
半个世纪前的成名作《小巷深处》不说了，二十多年前的文坛影坛双栖佳作《美食家》不说了，甚至一九八八年起专为苏州父老编辑的《苏州杂志》也不必说了，这里单说他此生惟一的长篇小说《人之窝》吧。如今，它就被编定在第一卷，开卷即是。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冬，也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本书初版一年多第三次重印时读了的。那时，它还没有获“茅盾文学奖”的任何迹象。然而我还是喜欢它的开篇，喜欢它的布局，喜欢它的立意，喜欢它不失典型的场景、人物和语言……
《陆文夫文集》由江南知名书装家周晨先生设计，大三十二开本，洒金屑的米黄色书衣上，饰有满含笑意的架着眼镜的作家晚年头影，还有他的签名手迹。我很欣赏这书衣的淡雅，它贴近了这位从来不在文坛呼风唤雨、弄潮作浪的作家本色。因为生前的“陆苏州”从来只是用力把作品中的每一个字写好，最多张扬一下自己的签名，犹如他在僻馆小酌以后的放谈那样。很欣赏古吴轩出版社为本书写的这段“出版说明”，言虽简却具有非凡的感动力：
“世界这么大，只写苏州”的陆文夫堪称“市井小说”代表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他并非苏州人，却在苏州生活了整整六十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陆苏州”。“陆苏州”佳作首次结集五卷，落户于同样沐浴苏州文化的古吴轩出版社，显然也是源自苏州的缘……“陆苏州”的眼里，苏州是最美的，写苏州的书也应该是最美的和最受读者喜爱的。
古吴轩出版社除了《陆文夫文集》外，还真为他策划出版过一本获得“中国最美的书”荣誉称号的书，那就是第一次编辑成为单行本的《美食家》。
陆先生在二〇〇四年元旦写定的《文化沧浪宜人居》一文中说：“苏州是人居的天堂，人居的文化环境是众所周知的……文化是有继承性的，一代一代的人传承着，有取有舍，有所发展。”而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对苏州文化有所传承，有所取舍，有所发展的人。《美食家》就是其文学创造力的典型体现。
人行世上，一日三餐自然是人人不可或缺的人生节目。可作家陆文夫却能吃在嘴里，想在心里，最后形诸笔墨，创作出了歆动中外的传世之作《美食家》来。
如今收录在《陆文夫文集》第四卷中的《吃喝之道》，差不多就是一篇“创作谈”了。他交代自己懂得一点“吃喝之道”的缘由，全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常“与周（瘦鹃）先生（在松鹤楼）共席”的见闻和经历。于是我们得知苏州“美食家”的要领是“吃厨师”而不是“吃饭店”，“吃”的要诀则在于“尝尝味道”……连“吃”都离不开先辈的启蒙和教诲，整个苏州文化的传承，不更有赖于陆文夫们的继承和弘扬了么？
《陆文夫文集》，是一个当年的“新苏州人”，反哺姑苏水土姑苏父老的厚重礼物，更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生命永驻人间的珍贵证物。
二 记忆《苏州杂志》
《苏州杂志》是我这个图书馆学系出身的人，惟一追求全套收藏的一种杂志。由读者而作者，其间的经历，在姑苏游子中也许很有一点代表性。
那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在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办公室的岑寂中，得读当天《人民日报》，其中刊有陆文夫先生《话说〈苏州杂志〉》一文，于是得知家乡将创办一份“综合反映苏州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杂志”，那办刊宗旨被他深入浅出的一句话说得透亮：“目前的各种期刊都统称杂志，但真正的杂志却并不多见，苏州可以杂，因为它有那么多的内容可志。”
创刊号问世了，刊名“苏州杂志”用的是方方正正的美术体，醒目而端庄，封面要目竖排着六篇大作，依次是：叶圣陶《未厌居遗札》、叶至诚《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徐志摩《在苏州女中的演讲》、范小青《身份》、顾复生的《苏州大闹监》和胡芝风的《自小锺情》。
刊名压着的是《元曲选》里的一幅版画，是同苏州历史很有些关系的《说专诸伍员吹箫》。《说专诸伍员吹箫》全剧共四折，一个楔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常被简称为《伍员吹箫》，是元代李寿卿的名作，写的是春秋时代伍员（子胥）历尽辛苦为父兄报仇的曲折故事。
《苏州杂志》创刊号选用这幅版画，显然是为了纪念伍员在苏州城市史上的建树。一九八六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举办了建城二千五百周年的庆典，《苏州杂志》正是创刊在这余庆的氛围里。
记得次年暑假，我在苏州大学筹备一个教材会议，在会议之余，造访了杂志社，见到编辑马忠涌先生，还当场办理了订阅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将要发行的第五、第六两期杂志的邮购手续……
那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吴中文献时时盛》的刊评，后来收录在我的《秋禾书话》一书里。刊评指出：
在如今那么不妙的出版环境里，编者敢于创刊这样一份严肃刊物，是要富有勇气和才气的，甚至还要承受可能出现的门庭冷落的风险。所喜在该社全体编辑人员的苦心经营下，《苏州杂志》已有别于刊林中那众多的刊物，而日现其独具的存在价值和传播意义。这当然也基于苏州这地方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优势……导引苏州文化的建设，既扶正固本，又继往开来，历史和时代固期待着《苏州杂志》这一章耶！
我至今还在《苏州杂志》创刊号里夹存着那张盖着苏州杂志社红印记的“订户卡”，以及陆文夫《话说〈苏州杂志〉》和江宗荣、陆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陆文夫当主编》两文的复印件。据江、陆两位在文章中透露，当时该刊“每期八十页，印数五千份”，主编的打算是：“若钱多便出月刊，钱少便出季刊，没钱便关门大吉，待他日有识之士东山再起。”
因此当十年前，杂志连续发行至第五十期时，陆文夫显然十分高兴，其文化成就感不言而喻。他在《五十而立》的卷首语中顾盼自雄道：
《苏州杂志》出满五十期了，人是三十而立，一份杂志出到五十期上好像才能立，也就是说才有了比较稳定的风格。文学的风格就是人，《苏州杂志》的风格就是苏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城市培育着一份杂志，这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如果苏州不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名城，不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城市，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苏州杂志》。
因此这第五十期，也就编成了一期“纪念专号”，有冯英子、罗洪、邓云乡、吕恩、周劭等二十余位锺情苏州文化的前辈为之撰文或题词为贺，成为杂志编辑史上的一次小高潮。至一九九八年秋，《苏州杂志》创刊十周年时我应邀写了篇《〈苏州杂志〉十年》的短文，其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