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雁斋有书初长成
“虚明两竹窗，济梦一书房”（真山民《闲居》）。读书人，哪一个没有自己的梦中书斋和书斋之梦？
在各地书友中，上海朱亚夫先生一直锺情着“华夏书斋文化”的史料研究和资料征集工作，先后编着了《名人书斋》（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中华名人书斋大观》（与杜产明合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和《名家书斋号趣谈》（江西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七月）等一系列图书问世；而石家庄周金冠先生也曾寄赠《近现代书斋室名趣录》（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天津刘尚恒学长积累有年，拟有《文人心灵独白——室名和闲章》一书的撰着。
多年来，我已经不再跟着起哄说什么构建“书香社会”一类的口号，只说养育“读书种子”和培育“读书人口”了。其实，此两细事尽管具体而微，可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道远而不见其功，几乎也是可以预计的。本人只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一天书生就道几声“读书好”而已。那撞钟的和尚，又有几个真的就成了佛的？
那么，书房对于主人，对于主人的家庭，其意义何在呢？朱亚夫先生在其紫来斋中有一段话总结得相当好：
书斋，对于文人学子而言，是读书思考的清净地，是着书立说的孕育处。斋号，是斋主为自己的书斋所起的名字……如果说，书斋是文明的摇篮，家庭的绿洲，那么，斋号就是文明的象征、绿洲的代表。它蕴含着时代的特征，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我国的书斋文化绵延千年，历代名家的斋号，更是这一艺术长廊中的精致小品，呈现出班驳陆离的缤纷色彩。我们从名家斋号中，可以领略斋主的品格志向和情趣爱好，品鉴浓郁的书香风味，学习其潜心研读、励志耕耘的精神，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特有的书斋文化的神韵。
不禁就此想起自己曾有的“书斋”心事来了。我的书房名为“雁斋”，无非是取自己的名字而为之，无甚深意，更没有多少“文化的气息”可以散发，这本不足奇。奇的是我的“雁斋”得名早而成形迟，多少蕴含着一些“时代的特征”，却还有些话来说说。
因为眼看着“书斋文化”就要断了“根”，要被全球的“机房文化”联了网化没啦。
话说二十多年前，我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一个求学之生的时候，不少人都这样对我说过：“你这辈子看书可就不用愁了——全国的图书馆等于都是你的书房，到哪个图书馆都能找到你们的系友、同窗！”初不料，我自己后来也会以“万卷户”而跻身于当代藏书家之列，让这“雁斋”在江湖上有了一点小名气，以至于朱亚夫先生为编《名家书斋号趣谈》也来征稿于我。可惜我自觉尚未成“名”，因此哪有这个胆量应承作文？
其实，在大学三年级之初，我就有了第一枚印章“雁斋藏书”。坐在学习公共图书馆学的课堂里，却私下里想要拥有一枚个人的藏书章，这想法似乎有点逆着浩浩荡荡的潮流而动，人莫名其“妙”。
其实这正是我在专业里读了闲书以后的一点心得。其“妙”处在于，一个人没有爱好图书的“品性”，就难以管好公共文献资源的那番“情意”。这意思，起初大概也符合“一屋不扫……”之类的“原理”吧。不过就此实践并实行二十余年，却已到了如今只扫一屋的“文化保守”状态，竟至图书馆公门罕见余迹。抱残守缺如此，又有了相当于肉食者之“鄙”，不可救药了。
但也曾推己及人，当四年前我在南京大学指导起研究生来以后，总是设法请人为门内弟子镌上一方图章，我期待徒儿们从这赋予了人文印记的石头里，多少能够感觉到一点“爱书”的气息，尽管它似乎已经逸出了“专业”的边界。
我的专业心得，自然是因为当日求学时，读了唐弢先生书话的缘故。唐先生在《藏书印》一文中说过：
收藏书籍，加钤印记，通常多用私章，讲究一点的就另镌专印，比如“某某藏书”、“某某珍藏”之类。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其于爱好书籍的人，看来还有一点别的意义：有时买了一本心爱的书，晴窗展读，觉得纸白如玉，墨润如脂，不由你不摸出印章，在第一面右下角钤上一方朱红的印记，替这本书增些色泽，也替自己的心头添些喜悦。倘能写几句题记，那就更有意思。我们有时买进一部旧书，看到书里有读后感，有印记，而且出于名家旧藏，往往会认为是意外的收获。
唐先生还说：“藏书印发展下来，渐衍渐繁。有人为怕子孙不能谨守先泽，便把箴规的意思镌入印章”，这就是藏书闲章中的“边锋”和“斜谷”了。虽是“斜谷”“边锋”，却也在华夏书文化中颇有一观。至少唐先生在《藏书印》一文中讲述的就是这个话题，真所谓“虽小道亦有大观焉”。
我雁斋的藏书，虽然也时常出借给学生们翻阅传观，却只在书出户庭之前，临时加盖一个图章。
举凡用娄江马士达先生所治“雁斋藏书”印的，大抵都是我书房中一二十年以上的“老友”，如《晦庵书话》们；凡用琴岛王国策先生所镌“雁斋主人藏书”印的，已是新订交的“后起之秀”，如《名人书斋》之类。
此外还有两枚爱石可见世面的，一是海宁陈伯良老先生于甲申秋赐赠之肖像图章，头像四方各布“雁斋藏书”四字，字为阴文，像则已预为主人图下发福之形，别具神采；二是福州夜趣斋主人林公武先生所赐赠之“秋禾所收旧本”，乃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福州陈兆育先生刊石者。两章前为青田，钮上一叶芭蕉之下，有秋禽漫步，神态安谧；后为寿山，田田荷叶之上，有两蛙唱和，意境生动——结果因为是名家仙石，反倒不得轻用，迷失了赠石人的本意。
时而偷懒，只是就便用上阳文“徐雁”之名章，以示所有。这“徐雁”两字，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未谋面的海上亡友林申清兄赴日本前所镌，私心颇为喜爱，赠人拙着时类多钤用之。林兄是研究中日藏书印的专家，着有《明清藏书家印鉴》和《中国藏书家印鉴》诸书，其学风沉郁，众口皆碑。无奈天不假其寿，以尽所学。惜哉！
在我的闲章中，比较亲近些的书友们也都知道，我是喜欢使“书名”入印或者用“书名”意蕴入印的独一个。这该是闲章中又一路“边锋”和“斜谷”了吧？请篆刻家镌成后拓印用于书装设计，或在出书后直接手钤于书扉。丛书中记得《华夏书香丛书》用的“不信书香唤不回”，《六朝松随笔文库》用的“秋窗同听”，《书林清话文库》用的“书林清话”印，以及将要交付出版的单行本《书评的学理》将用的“五十个书评家”印，皆此类也，无非烘云托月，相得益彰。至于《苍茫书城》、《中国旧书业百年》所用书名印，则开宗明义，一目了然。
雁斋有书初长成。我是在学生时代先有了“雁斋藏书”的印章，然后才有了真正的“雁斋”来“藏书”的，直到逾了万册，人以藏纸本书为“痴”的“新世纪”，这个被信息“化”了的时代。回首来路，有时不免发笑——
我该是当日无意中被“着”了“道儿”的那一位。竟从古代藏书家史实的爱好者，到自己入了所谓“当代藏书家”的伙。二十余年的工夫，“赢得书楼薄幸名”！我这个一九六三年出世的兔子，小步快跑，竟赶上了藏书家的队尾。
不过也就只得想开了，人生道上无奈多，转而一想，自己也总算有了众人摸彩我得头奖的这一回体验罢！其实，是该在清夜窃喜的，既然生当此世，还能出门挣些儿钱在家得些儿闲晚上使些儿电，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志业上，都是读些儿字写些儿文藏些儿册典。
（二〇〇六年五月九日）
2、我的笔名故事
推想笔名的源起，总是与他的文章发表史有点什么紧要的关系，总不会自己写着玩儿的文字，也署上一个笔名来现世罢？
换言之，也就是说，当想到自己的文章将要公诸于世，一旦百口哓哓，百辩莫明，于是或因胆怯，或因情怯，或为省口舌，或为躲是非，便以一个莫须有的笔名来掩人耳目，作为逃遁于人海的一策——实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之中的良招而已。
其实，一旦注玄尚白，化思想为笔墨，则白纸黑字，终是铁证如山，再多、再玄虚、再神龙般的笔名，还是难逃大小“文字狱”之罗网的。在共和国文坛上，早先以写杂文着名的有陈笑雨先生（一九一六-一九六六年，江苏靖江人），他曾以“司马龙”笔名，与张铁夫和郭小川之“丁云”笔名合成“马铁丁”，在五十年代初以金戈铁马般的“思想杂谈”蜚声江南江北，一身盔甲，满纸正气，却禁不住来自最高层的千钧一棒。当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起时，即心与身俱归寂灭。从此国中舆论一律，玉宇澄清而山河红遍，百姓也即坠入水深火热之中矣。至于“十年浩劫”对于民族精神的戕害，施予国民品质的劣化，还有至今买不完的“单”。
还记得俞平伯晚年到香港“讲《红》”后，给港人带来的心灵震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的香港《文汇报》，就曾发表黄信今先生的文章说：“知识分子的浩劫，是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能在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更少。而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几乎都汇集在新中国的旗帜下，不料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折磨。不少人过早地丧失了生命，不少人耽误了十年、二十年的研究工作。”
无论是文人陈笑雨式的“生命丧失”，还是学者俞平伯式的“研究耽误”（其实对于一个文人学者来说，“耽误”也就是“丧失”，学术生命的“丧失”），作为现代“文字狱”的牺牲，想想都是恐怖的。因此，心有余悸的父辈无有不力戒子弟爱好文墨的，学好“数、理、化”，莫碰“文、史、哲”，成为明哲保身的一种人生方略，更不必说允许自家子弟使那笔名来满世界地舞弄了。
不过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应运而生的什么“梁效”（寓意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校”写作组）、“罗思鼎”（谐“螺丝钉”之音，寓意做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螺丝钉”）、“石一歌”（谐“十一个〈革命写作班子成员〉”）之类，或以笔名宣誓效忠，或以笔名形态意识，种种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时政怪胎，则又自当别论矣。
虽然“自当别论”，读者却不可不知。否则，有一些内容尽管字黑纸白，你却未必能够读得懂了。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健先生在《抄袭：精神的疲软与麻木》一文说，“文革”后期在农村搞“运动”时，他曾被派写一篇批判“四条汉子”的稿子，当时的潜规则是：“小报（指地方报纸）抄大报（指中央级报纸），大报抄梁效。”他解释说，所谓“梁效”便是“两校”之谐音，因为“那时清华、北大的大批判组正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见《跬步斋读思续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三月）。
偏巧于无意中读到二〇〇四年六月，当时“梁效”成员之一的陈熙中先生在接受郑实采访时说的这一段话：
当时“梁效”在北招，就是北大朗润园后面的一个招待所（位于北大校园内未名后湖东北岸——引者注），后来批判“梁效”时搞的很神秘……当时“梁效”的直接领导人迟群、谢静宜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外面的人不能进来，里面写什么文章题目，也不能对外说。我想，因为当时除了“梁效”以外，北京还有好几个写作组，一个是文化部的，笔名叫“初澜”；有中央党校的，叫“唐效文”；有市委的，叫“洪广思”。上海比较重要的（与“梁效”差不多），笔名叫“罗思鼎”、“石一歌”的。
陈先生还说，各个写作组之间其实互相没有来往，“梁效”与“四人帮”分子之一姚文元没什么直接关系，与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也没有什么联系，但与当时中央党校的“唐效文”还有来往。他认为，在当时存在的这种“大批判”组织的负责人之间，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有一种“竞争”关系，“只不过是邀功请赏之类，没什么大的秘密在里边”。
在上海，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黄裳先生为《珠还记幸》（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五月）所写“后记”中语：
干了几十年的记者，试过了与报纸有关的许多行当，包括装运新闻卷筒纸这样的工作在内，那是早已不能再干记者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很强的体力劳动，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可我还是干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想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起早摸黑，流血流汗运来了许多卷筒纸，到头来还不是印了罗思鼎和石一歌们的大作。
在北京，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严绍璗教授在对记者陈洁的采访中也曾回忆道：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水浒》是“投降主义”，《北京晚报》不敢发。到了“文革”期间，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我在郊区劳动，涂炭被叫回到北大。我很紧张，结果说我理论水平很高，要调我入“梁效”。那篇文章以“闻军”为笔名在《红旗》上发表了。在当时，进“梁效”是一种光荣，也给知识分子以希望。可我本质上是个“自由知识分子”，而“梁效”是封闭的，出门很严格，要登记，还规定时间，搞得像特务组织，很讨厌。我找机会就离开了，前后只待了三个半月。
可见“今典”之不可不知。
然而，“杜人之口，难于防川”，族群的新生一代成长起来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嘴里想要说话，心里也有话可说。
话说当我蠢蠢欲作其文的时候，恰当“文化大革命”已终结数年，以前语文课上从未听说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词汇正大行其市。其时文网似乎日见其弛，资深作家复出文坛，容光重焕，文学新秀一篇成名，顾盼自雄……于其时也，文坛炙手可热，文学爱好者如过江之鲫，舞文弄墨蔚为一时之尚，好了伤疤的固然忘记了“痛”，被长虫咬过的也不再惧怕“井绳”，至于在“后文革”时代接受过一九七二年春夏以来“教育回潮”的吾辈，更高喊着“人生能有几回搏”，贾着“舍我其谁”的匹夫之勇，怀笔挟策地朝那“龙门”里争相纵跳。
记得是在一九八〇年的夏天，高中学业已经结束，高考成绩尚未发榜，正是人生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无所聊赖之时。忽一日大雨，浇得人人难迈出门槛一步。我被困于当时借居的太仓县政府大院的一间宿舍内，只好朝着门外窗外如瀑布般的雨帘发愁。
愁绪纷纷之中，却见西窗外一排如伞似盖的水杉树傲岸挺立，全不为狂风暴雨所动，不禁顿生敬意，浮想联翩。于是提笔模仿着语文课本上茅盾所写《白杨礼赞》而作《水杉赋》一篇。待改定抄正，已是雨过天晴，于是踌躇着署上“余鸿”二字，稿投邮箱。所谓“余鸿”，意即“我，（徐）雁”也，本意是满心欢喜地期待发表以后作为记认，以便在熟人前有所夸口的。不料投稿如泥牛之入海，黄鹤之凌空，从此全无消息。印象中，在这笔名下从未获得过发表一文半篇的好运气。
当大二年级开始，我得以在《书林》、《集萃》、《群众文化》、《大学生》等杂志上，发表有关联语、图书馆藏书保护和书话方面的随笔文章时，用的却都是本名。而有关稿费“救急不救穷”的怪话，以及“卖文以藏书”的初始信念，都是在那个时候听进耳朵里来的。初不料在积累一二十年之后，竟也有了三四百万字的发表出版记录。看来劳作砚田，同样离不开“春耕夏耘，秋收冬获”的原则，“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啊。
个人勤勉之外，更要铭感的是时代之助。正是社会环境的风调雨顺，让我们这些资质比前辈不知差了多少层级的六〇年代人，差不多成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中最享安乐祥和的一代。何以奉盛世，人情书一卷！该是我们多数同龄学者共同的一个想法吧？
